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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皖南
“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过日本鬼子的窠巢……”我们就是唱着它，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皖南父老乡亲，踏上了敌后抗日的道路。
1940年12月上旬，我们在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罗里村，听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向敌后进军的政治动员报告。我当时在军部教导总队第五队任教育干事。第五队是连排干部军事队，有120人。队长黄永川是个老红军，三个排长都是部队具有作战经验的学员。军事教员是王羲亭。上级虽然没有指明我们向敌后进军要准备打仗，但在出发前，我们还是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在武器装备上，每个排配备了一挺苏式机枪，每支步枪配了50发子弹，每个人配了两个手榴弹，还背了一袋米。连干部每人发了十块银洋，以备急需。
五队干部学员的政治素质较好，指导员洪德生是上海煤业救护队来的知识青年、共产党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全队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员。
出发前，黄永川同志对全队武器装备进行了检查。副指导员邢济民、陈进觉和我分别编到三个排随队行动。我分到二排四班，同游世伦（游云）排长一起行动。1月5日晨3时，我们离开了教导总队的驻地中村，不久便到了章家渡，冒着严寒，涉水渡过了青弋江。
激战东流山
教导总队向敌后进军的战斗序列是，作为中路纵队的后卫，司令员是冯达飞同志，尾随军直机关前进。当天到达茂林住了一夜，正逢下雨，寒风刺人，晚上还要烤火取暖。第二天继续前进，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迟缓，到丕岭山脚下不过20多里，却走了整整一天。第三天在上丕岭的路上听说，我军的前锋老三团已同敌人阻击部队接上了火。我们赶上军直机关时，看到他们在路旁休息待命。我们有任务，就往前赶，这时听说国民党一四〇师在丕岭前面的星潭筑起了工事，炸断了大桥，并用机枪封锁了渡口，老三团的前锋部队冲不过去。8日，教导总队奉命掉头向东流山方面开拔。9日一早，我们便在茂林东南方的东流山集合，听叶挺军长的动员报告。他讲话的大意是，国民党背信弃义，自己不打日本人，反而阻拦我们到敌后去抗日。现在项副军长和老一团新一团在石井坑被包围，突不出去，你们教导总队和老三团要消灭前面的敌人，打开缺口，到石井坑去解围。他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这时余立金主任站起来高呼：“听叶军长的命令！叶军长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愤怒的口号声在山谷中回荡。
教导总队在冯达飞司令员、余立金主任的带领下，跑步进入阵地，迅速占领了制高点。站在路旁的袁牧华和陶白同志对同志们进行鼓动，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的时刻到了！”他们看到了我，就高声喊，刘冰，好好地打啊！五队学员一上去，立刻一字排开，选好了位置。顺着游世伦给我指的方向，只见前方约有100多敌人冲了上来。等敌人爬到我们阵地前100米时，我们的各种火器一齐扫向敌人，敌人一排排地滚了下去。但敌军在军官的督战下，又一次次地反扑上来。我们五队的机步枪火力交织在一起，一个劲地猛打，手榴弹也成批地砸了下去，又把敌人的冲锋打垮了，阵地前可以看到敌人留下的一批尸体。下午，敌人因吃了苦头，不敢再来进犯，敌我双方处于对峙局面。
石井坑突围
黄昏时刻，教导总队奉命从东流山阵地向石井坑方向转移，路虽不远，只有20多华里，但走走停停，加上沿途敌人的袭扰，差不多走了一整夜。10日天亮前，我们进了石井坑阵地。天亮后，我们一看，四周山上全是敌人，我们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战斗立刻就打响了，经过反复冲杀，我们仍突不出去，各部队均伤亡很大。教导总队开始打得不错，但一天打下来，伤亡很大。大家三天来既饥又渴，子弹也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部队极度疲劳。
11日晚，我们五队从阵地前沿转到石井坑的后山。这儿叫大矗山，又叫石山，山下是敌一〇八师阵地，是敌人在东南方面设置的一道封锁线。
我们从石山下西坑，已无路可走。大家坐在地上从山上向下滑去，有的棉裤磨破了，有的膝盖擦破了，棉花挂在外面。到了西坑后，大家只感到饥饿和干渴，只好就着沟里的水吃些生米。村上的人都跑光了，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
这时军直机关传出消息说，敌工部林植夫部长去敌一〇八师谈判，不知能否从敌一〇八师防区突出去。洪指导员叫我和学员班长李少卿到石井坑去搞点吃的。我俩又爬上山去，这比往下滑难多了。到了石井坑，看到叶军长、项副军长、袁主任、周参谋长等人都在那里。大锅里煮了马肉，但不知给什么人吃的，我们没有拿。听军部的人说，今天要总突围，如突不出去，就分散突围。我和李少卿就跟在突围部队后面。突围前，余立金主任作了动员，他拿了指挥刀指向突围的方向，大声呼喊着：“同志们，我们今晚要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开始了，部队喊声震天，机枪火力在前面开路，只见四面山上的火光冲天，喊声大作。有的在喊我是老一团，有的在喊我是老三团，到底哪儿是我们的人，哪儿是敌人，谁也搞不清楚。经过一阵冲杀，队伍已不成形了，大家只是一股脑儿向前冲。四面山上的曳光弹像流星一样飞来飞去，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抬头看去，只见我们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指向突围的方向。
初陷虎口
此时我在想，我们教导总队和第五队在哪个方向呢？他们是否知道总突围？又想，万一突不出去，被俘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背包里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本是《科学的哲学》，还有一张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入场券。洪德生指导员曾交代过，这是可以作为党员证件的。如被俘就会暴露干部身份，为此，我把这些东西埋到麦地里，以防万一。然后我和李少卿沿着水沟一步步慢慢地向前爬去，这时还听到來自石井坑方向一阵紧一阵松的机枪、步枪射击声和喊杀声，曳光弹的火光渐渐地看不见了。
由于天黑，我们误入了敌军哨所成了俘虏。为了不让敌哨兵搜身，我主动把五六元纸币和一支钢笔交了出去，这样得以保存了十块大洋。在出发前，我已将这十块大洋绑在腰间的裤带上。
不多久，天已大亮，敌军吹哨集合，叫我们把绑腿解下来，把每个人的左手绑起来，连成一条龙。敌人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押送我们二三百人，往他们的后方走去。大家几天没吃没喝，疲劳不堪。大约走了十多里，到了个村子，大家都躺下来，叫喊着要吃饭喝水。敌兵无奈，只好同意停下来吃了东西再走。我和李少卿趁休息时解开了绑在手上的绑腿，溜进了一间厕所，钻进了一个草堆。不久听到哨音响了，敌兵押着难友们离开了村庄，等他们走远了，我们才出来。 小村被围
我们连方向也辨别不出了，从一座山走向另一座山，尽量走羊肠小道，看到人就老远地避开。走了一天一夜，到了青弋江边，这才知道是在向北走。江上没有一条船，等到天黑，才看到一条小船。我们花了一块银圆过了江。过江后，我们找到一户人家，只有一位老人，我们向他买了点吃的，打听了去铜陵繁昌的方向，当晚就在这位老人家借宿，我们就睡在灶边。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沿途遇到了三三两两突围出来的同志，一天走下来，有了几十个人同行。但大家不敢一道走，而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在途中，我们遇到军政治部的民运科长陈茂辉同志，他叫我们跟他一起走，实际上他是在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
天黑前，我们到了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在一户老百姓家，煮了一锅稀饭，这是我们十天来吃第一顿晚饭，大家吃得很香。由于疲劳，大家一倒下便呼呼大睡。可能是村上保甲长向敌人告了密，天亮前我们被敌军包围了。敌人不敢进村，先在村外放了几枪，我们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像惊弓之鸟向四面冲杀出去。李少卿一直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当夜，我们住进一处破祠堂。我问李少卿我们到哪里去？李说他是江苏丹阳人，到他家去吧！于是我们各人花钱买了一套旧衣服，向宣城方向走去。
又落虎口
第二天，到了离宣城还有10里地的寒亭。进镇时，敌哨兵未盤问，出街口，哨兵也没问。眼看我们就要走过去了，这时敌人的一个排长来查哨，看了我们几眼问哨兵，他们是什么人？哨兵立刻把我们叫住。经盘问，我们露了马脚。我是江西口音，原想让李少卿来应付，因他是苏南人，他不肯，我只好开了口。我说我是苏南人，被你们部队抓了差，现回家去。敌哨兵一听就说，听你口音就知道你不是苏南人。敌排长立刻说，把他们带到连部去。我们随即被押到敌连部。一个像连长的军官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说，就把你们当汉奸枪毙。当时我考虑如不承认是新四军，把我们当汉奸枪毙了，岂不是太冤枉？因此，只好承认是新四军。那军官说，你们真是新四军，我倒不枪毙你们，明天就送你们到叶军长那里去，你们的叶军长就关在我们师部。
第二天，他派了两个士兵把我们押送到师部，我以为这下真能见到叶军长了。但一到师部，我们就被送进了俘虏营。我首先看到军部作战参谋王守志（他原先也是五队学员）。经交谈，知道叶军长确实被俘了，也关在师部。王守志还告诉我，填花名册千万不要填干部，要填士兵。干部明天都要送到集中营，战士则送去补充新兵。果然第二天一早，就集合点名出发。我和王守志、李少卿都被点到了名，共有二三百人，由敌人一个排押送。在路上，我问押送的士兵送我们到哪里去，他说都送到一四四师去补充新兵。
脱 险
我们一行人走了一天，晚上就在一个大祠堂里宿营。当晚我一夜未睡，想找机会逃跑。我想，趁押送在路上的机会逃跑可能容易些。根据已往的经验，不能一个人跑，起码要二三人。这晚我有过几次逃跑的机会，但考虑是一个人，没有同伙，就没有行动。晚上睡觉时，我对王守志说，到了国民党军队里，想跑就困难了，今晚一定要跑掉。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天快亮了，眼看就要上路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真是心急火燎。在开早饭前，我趁乱到厨房去打水洗洗脸，清醒一下头脑。忽然发现屋里的一口水缸里透出一丝亮光，原来这是一口一半在屋内，一半在屋外的水缸，我把缸盖掀开一看，缸里塞满了稻草，把稻草拔出来，外面的亮光射进缸里了，我爬进水缸往外一看，是个小院子，院四周是个一人多高的围墙，院里有一扇门没有上锁。此时，大家都在吃早饭，我赶忙找到了王守志，想再找李少卿，却没见他踪影。于是我带王守志跑到厨房，从水缸里爬到外面，出了院门，摸过了两三家，躲在一户老乡的柴房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集合号声和敌兵的喊叫声。难友都走完了，我和王守志才出来，向老乡买了两件衣服换上，吃了一点东西就从后山上逃了出来。我们的目标还是苏南，到苏南必须经过宣城。宣城由东北军一〇八师的一个团驻守，这是对皖南新四军的最后一道包围圈。这次我们吸取寒亭被俘的教训，进宣城前，在一个只有三户农家的小村里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在老农指引下，我们和他三人各挑了一副空粪桶，从西门进城，从东门出城。这样，一点也没引起敌哨兵的注意，平安地穿过了宣城。
到家了
1941年1月26日（农历除夕），我们到了江苏境内的高淳县。在石臼湖边的一个渔村，找到一户农家想借宿一夜。主人开始有点犹豫，怕我们是坏人，说过年不好留宿。后经说明我们是从皖南逃出来的新四军，他们看我们不像坏人，便问我们读过书吗？会写字吗？会写对联吗？我们说会写。他说就给我们写对联吧。我们一下就写了好几幅对联，他们才相信我们不是坏人，把我们留在家里吃了年夜饭，住了一晚。大年初一早晨，他还为我们出了个主意，叫我们装成两个要饭的叫花子，要提防前面几个大村里有忠义救国军，要绕过去，并叮嘱我们，只要伸碗不要开口说话，等到了溧阳上兴埠、上沛埠、竹箦桥一带，就可以找到新四军了。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我们就照着那位老农的指点，沿途乞讨。三天后到了竹箦桥一带，再向老百姓打听有没有新四军到过这一带，他们说，在溧武公路以北可能有新四军。下午，我们到了溧武公路以北的子河，准备找地下联络员李保长（突围时组织交代的联络员）打听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这时，我们听到前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们赶紧躲到村边的小树林里。不久就看到从前方与日军激战后撤下来的新四军的队伍，为首的正是曾在我们五队学习过的赵连根连长。我们高兴极了，立即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叙述了突围的情况。他要我们和他们部队一起行动。大约晚上10点多钟，我们到了长荡湖北边的一个渡口，赵连长把我们交给十六旅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的一位同志说，你们来的正好，刚才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说凡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要尽快送到盐城新军部。
第二天，我们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在江阴渡过了长江，踏上了往苏北的抗日征途。 （刘小宁整理）
（责任编辑 刘顺发）
“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过日本鬼子的窠巢……”我们就是唱着它，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皖南父老乡亲，踏上了敌后抗日的道路。
1940年12月上旬，我们在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罗里村，听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向敌后进军的政治动员报告。我当时在军部教导总队第五队任教育干事。第五队是连排干部军事队，有120人。队长黄永川是个老红军，三个排长都是部队具有作战经验的学员。军事教员是王羲亭。上级虽然没有指明我们向敌后进军要准备打仗，但在出发前，我们还是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在武器装备上，每个排配备了一挺苏式机枪，每支步枪配了50发子弹，每个人配了两个手榴弹，还背了一袋米。连干部每人发了十块银洋，以备急需。
五队干部学员的政治素质较好，指导员洪德生是上海煤业救护队来的知识青年、共产党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全队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员。
出发前，黄永川同志对全队武器装备进行了检查。副指导员邢济民、陈进觉和我分别编到三个排随队行动。我分到二排四班，同游世伦（游云）排长一起行动。1月5日晨3时，我们离开了教导总队的驻地中村，不久便到了章家渡，冒着严寒，涉水渡过了青弋江。
激战东流山
教导总队向敌后进军的战斗序列是，作为中路纵队的后卫，司令员是冯达飞同志，尾随军直机关前进。当天到达茂林住了一夜，正逢下雨，寒风刺人，晚上还要烤火取暖。第二天继续前进，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迟缓，到丕岭山脚下不过20多里，却走了整整一天。第三天在上丕岭的路上听说，我军的前锋老三团已同敌人阻击部队接上了火。我们赶上军直机关时，看到他们在路旁休息待命。我们有任务，就往前赶，这时听说国民党一四〇师在丕岭前面的星潭筑起了工事，炸断了大桥，并用机枪封锁了渡口，老三团的前锋部队冲不过去。8日，教导总队奉命掉头向东流山方面开拔。9日一早，我们便在茂林东南方的东流山集合，听叶挺军长的动员报告。他讲话的大意是，国民党背信弃义，自己不打日本人，反而阻拦我们到敌后去抗日。现在项副军长和老一团新一团在石井坑被包围，突不出去，你们教导总队和老三团要消灭前面的敌人，打开缺口，到石井坑去解围。他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这时余立金主任站起来高呼：“听叶军长的命令！叶军长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愤怒的口号声在山谷中回荡。
教导总队在冯达飞司令员、余立金主任的带领下，跑步进入阵地，迅速占领了制高点。站在路旁的袁牧华和陶白同志对同志们进行鼓动，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的时刻到了！”他们看到了我，就高声喊，刘冰，好好地打啊！五队学员一上去，立刻一字排开，选好了位置。顺着游世伦给我指的方向，只见前方约有100多敌人冲了上来。等敌人爬到我们阵地前100米时，我们的各种火器一齐扫向敌人，敌人一排排地滚了下去。但敌军在军官的督战下，又一次次地反扑上来。我们五队的机步枪火力交织在一起，一个劲地猛打，手榴弹也成批地砸了下去，又把敌人的冲锋打垮了，阵地前可以看到敌人留下的一批尸体。下午，敌人因吃了苦头，不敢再来进犯，敌我双方处于对峙局面。
石井坑突围
黄昏时刻，教导总队奉命从东流山阵地向石井坑方向转移，路虽不远，只有20多华里，但走走停停，加上沿途敌人的袭扰，差不多走了一整夜。10日天亮前，我们进了石井坑阵地。天亮后，我们一看，四周山上全是敌人，我们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战斗立刻就打响了，经过反复冲杀，我们仍突不出去，各部队均伤亡很大。教导总队开始打得不错，但一天打下来，伤亡很大。大家三天来既饥又渴，子弹也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部队极度疲劳。
11日晚，我们五队从阵地前沿转到石井坑的后山。这儿叫大矗山，又叫石山，山下是敌一〇八师阵地，是敌人在东南方面设置的一道封锁线。
我们从石山下西坑，已无路可走。大家坐在地上从山上向下滑去，有的棉裤磨破了，有的膝盖擦破了，棉花挂在外面。到了西坑后，大家只感到饥饿和干渴，只好就着沟里的水吃些生米。村上的人都跑光了，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
这时军直机关传出消息说，敌工部林植夫部长去敌一〇八师谈判，不知能否从敌一〇八师防区突出去。洪指导员叫我和学员班长李少卿到石井坑去搞点吃的。我俩又爬上山去，这比往下滑难多了。到了石井坑，看到叶军长、项副军长、袁主任、周参谋长等人都在那里。大锅里煮了马肉，但不知给什么人吃的，我们没有拿。听军部的人说，今天要总突围，如突不出去，就分散突围。我和李少卿就跟在突围部队后面。突围前，余立金主任作了动员，他拿了指挥刀指向突围的方向，大声呼喊着：“同志们，我们今晚要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开始了，部队喊声震天，机枪火力在前面开路，只见四面山上的火光冲天，喊声大作。有的在喊我是老一团，有的在喊我是老三团，到底哪儿是我们的人，哪儿是敌人，谁也搞不清楚。经过一阵冲杀，队伍已不成形了，大家只是一股脑儿向前冲。四面山上的曳光弹像流星一样飞来飞去，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抬头看去，只见我们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指向突围的方向。
初陷虎口
此时我在想，我们教导总队和第五队在哪个方向呢？他们是否知道总突围？又想，万一突不出去，被俘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背包里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本是《科学的哲学》，还有一张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入场券。洪德生指导员曾交代过，这是可以作为党员证件的。如被俘就会暴露干部身份，为此，我把这些东西埋到麦地里，以防万一。然后我和李少卿沿着水沟一步步慢慢地向前爬去，这时还听到來自石井坑方向一阵紧一阵松的机枪、步枪射击声和喊杀声，曳光弹的火光渐渐地看不见了。
由于天黑，我们误入了敌军哨所成了俘虏。为了不让敌哨兵搜身，我主动把五六元纸币和一支钢笔交了出去，这样得以保存了十块大洋。在出发前，我已将这十块大洋绑在腰间的裤带上。
不多久，天已大亮，敌军吹哨集合，叫我们把绑腿解下来，把每个人的左手绑起来，连成一条龙。敌人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押送我们二三百人，往他们的后方走去。大家几天没吃没喝，疲劳不堪。大约走了十多里，到了个村子，大家都躺下来，叫喊着要吃饭喝水。敌兵无奈，只好同意停下来吃了东西再走。我和李少卿趁休息时解开了绑在手上的绑腿，溜进了一间厕所，钻进了一个草堆。不久听到哨音响了，敌兵押着难友们离开了村庄，等他们走远了，我们才出来。 小村被围
我们连方向也辨别不出了，从一座山走向另一座山，尽量走羊肠小道，看到人就老远地避开。走了一天一夜，到了青弋江边，这才知道是在向北走。江上没有一条船，等到天黑，才看到一条小船。我们花了一块银圆过了江。过江后，我们找到一户人家，只有一位老人，我们向他买了点吃的，打听了去铜陵繁昌的方向，当晚就在这位老人家借宿，我们就睡在灶边。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沿途遇到了三三两两突围出来的同志，一天走下来，有了几十个人同行。但大家不敢一道走，而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在途中，我们遇到军政治部的民运科长陈茂辉同志，他叫我们跟他一起走，实际上他是在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
天黑前，我们到了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在一户老百姓家，煮了一锅稀饭，这是我们十天来吃第一顿晚饭，大家吃得很香。由于疲劳，大家一倒下便呼呼大睡。可能是村上保甲长向敌人告了密，天亮前我们被敌军包围了。敌人不敢进村，先在村外放了几枪，我们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像惊弓之鸟向四面冲杀出去。李少卿一直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当夜，我们住进一处破祠堂。我问李少卿我们到哪里去？李说他是江苏丹阳人，到他家去吧！于是我们各人花钱买了一套旧衣服，向宣城方向走去。
又落虎口
第二天，到了离宣城还有10里地的寒亭。进镇时，敌哨兵未盤问，出街口，哨兵也没问。眼看我们就要走过去了，这时敌人的一个排长来查哨，看了我们几眼问哨兵，他们是什么人？哨兵立刻把我们叫住。经盘问，我们露了马脚。我是江西口音，原想让李少卿来应付，因他是苏南人，他不肯，我只好开了口。我说我是苏南人，被你们部队抓了差，现回家去。敌哨兵一听就说，听你口音就知道你不是苏南人。敌排长立刻说，把他们带到连部去。我们随即被押到敌连部。一个像连长的军官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说，就把你们当汉奸枪毙。当时我考虑如不承认是新四军，把我们当汉奸枪毙了，岂不是太冤枉？因此，只好承认是新四军。那军官说，你们真是新四军，我倒不枪毙你们，明天就送你们到叶军长那里去，你们的叶军长就关在我们师部。
第二天，他派了两个士兵把我们押送到师部，我以为这下真能见到叶军长了。但一到师部，我们就被送进了俘虏营。我首先看到军部作战参谋王守志（他原先也是五队学员）。经交谈，知道叶军长确实被俘了，也关在师部。王守志还告诉我，填花名册千万不要填干部，要填士兵。干部明天都要送到集中营，战士则送去补充新兵。果然第二天一早，就集合点名出发。我和王守志、李少卿都被点到了名，共有二三百人，由敌人一个排押送。在路上，我问押送的士兵送我们到哪里去，他说都送到一四四师去补充新兵。
脱 险
我们一行人走了一天，晚上就在一个大祠堂里宿营。当晚我一夜未睡，想找机会逃跑。我想，趁押送在路上的机会逃跑可能容易些。根据已往的经验，不能一个人跑，起码要二三人。这晚我有过几次逃跑的机会，但考虑是一个人，没有同伙，就没有行动。晚上睡觉时，我对王守志说，到了国民党军队里，想跑就困难了，今晚一定要跑掉。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天快亮了，眼看就要上路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真是心急火燎。在开早饭前，我趁乱到厨房去打水洗洗脸，清醒一下头脑。忽然发现屋里的一口水缸里透出一丝亮光，原来这是一口一半在屋内，一半在屋外的水缸，我把缸盖掀开一看，缸里塞满了稻草，把稻草拔出来，外面的亮光射进缸里了，我爬进水缸往外一看，是个小院子，院四周是个一人多高的围墙，院里有一扇门没有上锁。此时，大家都在吃早饭，我赶忙找到了王守志，想再找李少卿，却没见他踪影。于是我带王守志跑到厨房，从水缸里爬到外面，出了院门，摸过了两三家，躲在一户老乡的柴房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集合号声和敌兵的喊叫声。难友都走完了，我和王守志才出来，向老乡买了两件衣服换上，吃了一点东西就从后山上逃了出来。我们的目标还是苏南，到苏南必须经过宣城。宣城由东北军一〇八师的一个团驻守，这是对皖南新四军的最后一道包围圈。这次我们吸取寒亭被俘的教训，进宣城前，在一个只有三户农家的小村里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在老农指引下，我们和他三人各挑了一副空粪桶，从西门进城，从东门出城。这样，一点也没引起敌哨兵的注意，平安地穿过了宣城。
到家了
1941年1月26日（农历除夕），我们到了江苏境内的高淳县。在石臼湖边的一个渔村，找到一户农家想借宿一夜。主人开始有点犹豫，怕我们是坏人，说过年不好留宿。后经说明我们是从皖南逃出来的新四军，他们看我们不像坏人，便问我们读过书吗？会写字吗？会写对联吗？我们说会写。他说就给我们写对联吧。我们一下就写了好几幅对联，他们才相信我们不是坏人，把我们留在家里吃了年夜饭，住了一晚。大年初一早晨，他还为我们出了个主意，叫我们装成两个要饭的叫花子，要提防前面几个大村里有忠义救国军，要绕过去，并叮嘱我们，只要伸碗不要开口说话，等到了溧阳上兴埠、上沛埠、竹箦桥一带，就可以找到新四军了。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我们就照着那位老农的指点，沿途乞讨。三天后到了竹箦桥一带，再向老百姓打听有没有新四军到过这一带，他们说，在溧武公路以北可能有新四军。下午，我们到了溧武公路以北的子河，准备找地下联络员李保长（突围时组织交代的联络员）打听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这时，我们听到前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们赶紧躲到村边的小树林里。不久就看到从前方与日军激战后撤下来的新四军的队伍，为首的正是曾在我们五队学习过的赵连根连长。我们高兴极了，立即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叙述了突围的情况。他要我们和他们部队一起行动。大约晚上10点多钟，我们到了长荡湖北边的一个渡口，赵连长把我们交给十六旅地下交通站。交通站的一位同志说，你们来的正好，刚才陈毅同志来了电报，说凡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要尽快送到盐城新军部。
第二天，我们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在江阴渡过了长江，踏上了往苏北的抗日征途。 （刘小宁整理）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