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争辩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绝大多数“启蒙哲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义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我知道什么对我的国家有益却对欧洲有害，或对欧洲有益却对人类有害，我将把它看成是一种犯罪。”针对这一思想倾向，卢梭辛辣地讽刺道：“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爱鞑靼人，为的是免得去爱他们的邻居。”在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这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近年来世局的动荡更是提醒我们，这一争论远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反而比几个世纪前显得更加尖锐。
　　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Viroli）在《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ForLoveofCountry：AnEssayonPatriotismandNationalism，个人以为书名译作“为爱国辩”为佳）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册子中，全面而简洁地勾画了爱国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流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为爱国主义做出辩护。在维罗里看来，首先必须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二者系同一概念的两种译名）：爱国主义的观念发源于罗马共和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得到广泛认可，其后虽几经起伏，但始终保持着对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坚定承诺。与之相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兴起于十八世纪晚期，是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家出于对启蒙运动宣扬的世界主义的不满而提出的一套观念，其核心在于建立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共和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是暴政、专制、压迫以及腐败，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则是文化污染、异质性、种族混杂以及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分裂。”（引用译著时，笔者参照原文对引述的中译文做了少量修改，不一一说明）经历了纳粹的恐怖之后，西方思想界普遍对国家主义感到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世界主义的理想在许多人看来又显得过于单薄并且不切实际，很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行动中真正发挥引领作用。维罗里认为，共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居间的选项，可以同时吸纳这两种思潮当中的合理因素，又能避开它们各自面临的严峻问题：“在理性的道德个体、公正的观察者与理想的言说者（按：这三个短语分别指向的应该是康德、亚当·斯密和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道德主体）的理想世界，与排他性的、狭隘的激情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共和国的政治空间。爱国主义话语的任务是使这一空间保持开放。”
　　然而，正如维罗里在他的小册子中展示出的那样，共和爱国主义的观念在历史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挑战，而维罗里似乎并不总能成功回应这些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维罗里对共和爱国主义的理解出发。维罗里指出，对爱国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价值是共和国以及共和国所允许的自由生活方式”;他们“将公民或政治的美德界定为对国家的热爱，但却不是对特殊民族的文化、种族与宗教统一的忠诚，而是对共同自由及维持这一自由的制度的热爱”。维罗里强调，这种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立场的爱”，并不是“对一个基于自由与正义的普世价值的、非人格的共和国的忠诚”，而是“对特定民众的共同自由”的热爱，这一自由“由具有对这些民众有着特殊意义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制度所维持着”。正是因为其特殊立场，爱国主义才能够在民众当中激发起世界主义所无法激发出的“忠诚、热爱以及承诺”。
　　通过这些解说，维罗里想要表明共和爱国主义的确可以克服世界主义所面临的根本困难。然而，我们如果仔细推究他的论证，就会发现其中疑点颇多，很难让人信服。首先，从逻辑上来说，即使我们承认民众的热爱只能施加于特殊事物之上，但由此并不能推出，一切特殊事物都能成为热爱的适当对象。事实上，与大千世界相比，人类整体也无非是一个特殊的物种罢了。因此仅仅从所谓“特殊立场”出发，并不能得出“爱国主义是可能的，而对人类的普遍博爱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
　　其次，从心理层面上来看，对人类的普遍博爱的确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品质、服务或对自己的关系，人的心灵中没有像人类之爱那样的纯粹情感。”不过，休谟随即表明，在同情的作用下，我们的爱可以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一直延伸到人类之外的动物上。因此，如果世界主义向人们要求的并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普遍博爱，而只是同情心的自然延展，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世界主义无法在人们心中激发起适当的情感反应。维罗里从心理角度对世界主义的批评至少是过于仓促的。
　　另一方面，维罗里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正面论述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维罗里所承认的那样，共和爱国主义需要预设一些特定的民众或人民作为热爱的对象，但这些民众或人民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呢？维罗里的答案似乎是，他们是与我们同在一个共和国当中、同享一种政治自由的同胞。然而我們不禁要问，这一抽象的观念真的足以构成将一个共和国中的全体公民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吗？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这种“小国寡民”的体制中，公民间的纽带的确可以按照维罗里鼓吹的方式被铸造起来，那么在由数亿人组成的泱泱大国中，如果两个人或者两个群体在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上都相距甚远，则他们之间似乎很难产生任何特别的情感牵连。我们注意到，在维罗里看来，共和爱国主义之所以是比世界主义更好的理想，并不是因为前者在规范层面上体现了比后者更高的价值，而是因为前者事实上会更好地为民众所接受。然而，从西方国家内部层出不穷的党派之争，到不同族群间的各种冲突和敌视，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共同自由的观念并不能够在事实层面上充当联结公民的价值纽带，而维罗里想要在当今世界复兴发源于古典共和国的爱国主义观念的做法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最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共和爱国主义真的像维罗里所宣称的那样，是完全无害的吗？在这个问题上，维罗里引述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堪称一针见血：奥威尔首先指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但由于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常常含糊不清，因此无法为它们给出严格的定义，而只能满足于说出自己的理解：“对我而言，‘爱国主义’意味着对特定地方和特定生活方式的奉献，因为人们相信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同时并不希望将它强加给他人。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不管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文化上讲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与对权力的欲望密不可分。每一个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目标都是摄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威望，不是为了他自身，而是为了其民族或其他他决定将个体性沉入其中的团体。”奥威尔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在我看来是完全值得称许的，但它与维罗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有所不同。对奥威尔来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差异的关键在于是否带有攻击性，而对维罗里来说，这一差异的关键在于所爱之“国”背后的理想究竟是政治自由还是文化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