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0多年前的旧事。它就像存放已久的醇酒，年头越长越令人感到馨香飘远，暖人心扉。
　　1969年4月，我被江西省教育管理局借调到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此后不久，省教育管理局改为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冲击的原省委候补书记黄知真任这个组的副组长。
　　那时的黄知真已年过半百，虽历经风风雨雨，但身板依然硬朗，精力依然旺盛，才思依然敏捷。当时的教育组只有二三十个人，遇到召开全省性的会议，往往要从几个直属单位抽调一些人去做会务、材料准备等工作，我就常常被召去参与会议材料的起草事宜。对于这些会议材料，黄知真极为重视。他除了要到实地考察以外，还要和大家反复讨论，常常和大家一样到办公室熬夜加班，讨论问题、修改材料。
　　我和黄知真的单独接触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那时，因为北京的《红旗》杂志要江西写出一篇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省教育组不能不把它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于是要当时的江西大学、井冈山大学（江西师范学院）、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各写一篇文章，再从这3篇文章中挑选1篇送《红旗》杂志。黄知真选中了由我写的一篇关于教材编写的文章作为修改稿。这样，黄知真就专门召见了我。我记得那时黄知真正在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在会议空隙，在江西宾馆的516号房间，他与我进行了第一次两人的谈话。一见面，他就笑着对我说：“怎么有人把你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叫成老王呢？你明明是个小王嘛。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值得鼓励，但文章还要做些修改，特别是写政论文不能像写诗歌一样靠激情、靠想象，而是要靠严密的论证、靠仔细的思考。”接着，他对教材是学校的育人之本谈了自己的看法，还强调提出教材一定要遵循权威性、系统性、可接受性的原则，要严格把关，要由高水平的老教师和专家审定。在那个斯文扫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里，黄知真依旧坚持表达这些恪守教育规律、极有见地的意见，的确可谓逆风而上，卓然独立，令人钦敬。我们这次谈话因为省领导白栋材敲门进来找黄知真有事出去而暂停。事后过了20多天，黄知真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继续这次谈话。令我尤为惊叹的是，他这样一位公务繁忙的领导这次谈话与上次谈话不仅思路完全一致，涉及问题的内容和顺序几乎没有丝毫差异，而且阐述得更为细致，更为缜密。在此前后，我曾多次参与为领导起草讲话、署名文章的工作，但像黄知真这样才识过人的领导并不多见。
　　此后，我按照黄知真的意见将稿件作了修改，他要我把它送到北京去定稿。这时，有人对黄知真说，去北京应当去两三个人，以示“重视”。黄知真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而是说，就派小王一个人去，又不是上山打老虎，要去那么多人干吗？我只身乘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住了几天，完成了《红旗》杂志需要的大字送审稿。回到南昌后我即去黄知真办公室汇报了此事。这篇文章最后并未发表。现在想来文章体现了黄知真的许多正确意见，那时的《红旗》杂志怎么可能刊发呢？
　　黄知真因为此事知道了我，在我本人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他主动向有关人员交代：“王自立这个小伙子怎么还是借调人员？赶紧把他调过来。”就这样，我很快就被调入当时成立不久的省教材仪器社（此后即又重新更名为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从此结束了我3年多的“编外”生活，为我解决了生活上诸多不便问题，使我可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钟爱的编辑工作。黄知真对我的知遇之恩、爱抚之情，是在他离开省教育组重返省领导岗位以后，我的一位顶头上司告诉我的，我真后悔自己年轻无知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去向他说过。打倒“四人帮”以后，1978年12月黄知真奉调去湖北担任领导工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睿智、慈爱的长者。
　　一个人最初步入社会时若能得到贵人真诚、无私的指点和帮助，可谓人生之大幸，应当把它作为人世间的佳话留传他人和后人。在敬爱的知真同志离世20周年的今天，我，一个以教育书刊编辑为终生职业的人，写下这些感恩的文字。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生幸遇引路人的深情追思和感念。
　　责编 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