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昨天从云南过来。见到她坐在我的对面忘我地发着微信并不断接电话时我已经悄然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很快我就会发个暗示她这种事不礼貌的心灵鸡汤，除了教育，还想告诉她，我这个社交恐惧症自闭症患者能出门吃饭她应当百倍珍惜才是。可是当我们各自喝了一瓶啤酒后，我想法变了，因为她放下电话后告诉我，她破产了离婚了，如今孤身一人，正行驶在各种维权的大路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手持大哥大，脚踩小牛皮鞋与我见面，手指着新一佳百货的方向对我说，那一片都是自己家的工程时，我除了恍惚而与她再无共同语言。那时候我甚至连自己到底有多么寒酸可能都不自知。
　　 如今，当年他们这些张狂的有钱人藏身于何处，归隐山林还是没完没了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叱咤着风云呢？
　　 记得《十七英里》发表后，有人曾对这个小说提出异议，认为二十年如何能出现一个富翁，显然不可信。
　　 可是如果他在深圳生活过，即会明白很多人的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人生都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完成一个从富有到落魄的轮回可能只需一个错误的决策，一个瞬间的手指移动，一次心思的飘忽。例子比比皆是，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我已经开始喜欢怀旧，过去怀的是故乡，而现在怀的是深圳的当年。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电台的记者，有段时间每天都进出在名声大噪的劳动村。劳动村作为一个著名的观摩景点，每天接待客人成千上万。村委书记的马自达汽车傲慢地停在豪华的村委门前。统一的住房，统一的装修，甚至于劳动村的村民茫然失措的眼神也是统一的。昔日的渔村村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没人告诉他们这从天而降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不久前，当我再次路过那里，看到了那里的破败和萧条。岗夏、蔡屋围、白石洲，都已变成了鱼龙混杂的城中村。曾经的原住民风光不再，曾经的外省人开始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然，也有进不了城的农民和回不去的故乡。他们多是和我一样无所适从的外县人，衣着艳俗、表情混搭，哪怕久居深圳，其精神却还一直游荡在故乡和深圳的长途车上。梦里不知身是客，他们在为自己和家人争得美食华衣之时，付出的却是整个的青春和全部的热情。
　　 千禧之年，我见证了深圳农村城市化，土地换社保，改旧与违建，秧苗事件，房价的飙升，深圳与香港，土著与外省人，优势互换，欠薪，收容制度，新劳动法实施，关内外的行政阻隔，男女比例，移民的后遗症等。深圳人的各种况味，被我收了满眼满心，已丰富成不写不快。这一块胶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之美、中国之痒之痛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全中国的神经。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我的目光不可能投向那里，投向我生活之外的人群，不可能与他们的生活产生交集，更不可能如此紧密地随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起跳动，血脉贲张，爱恨交集，对人心挖地三尺不肯罢休。我从不认为这座特别的城市会带来一成不变的人和故事，所以我从来没有题材匮乏的焦虑。
　　 我希望把中国最活跃的人群和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个大都会，持续嵌入我的书写之中，用一个个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而这，就是我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