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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有星光，耳际是习习的潮汐之声，风忽南忽北，夜色中不见涛浪，大地正在发出轻微的颤抖。张嘴伸出舌头，能舔噬出空气中海水的苦咸之味。从洞庭以南，来到更加南方的广东江门，我对这块土地和空气中的气息还不适应。在夜色中定了定神，发现颤抖的并非大地，而是自己的身体。没想到临海的南方也这么冷，那一刻，又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哥哥告诉我，它们并不是星光，而是灯火辉煌的香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看到的光是否真来自香港，他仅仅是向我指出那个方向的所在而已。夜色浓稠，我看不清他的脸，而远处的星光（或者灯光），一直闪烁不定。他说，如果身体好，从小镇后的河湾，沿海岸线，张开双臂垂直游过去，便可抵达香港，过去，无数下南洋的江门人就是坐着木帆船如此离开故乡的。当他说到“身体好”时，我感觉嘴里的海风更加咸涩了。我们都不知道，他那条伤腿何时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或者，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我明白，其实他并不是在说香港，而是在说逃离。身后是空旷的校园，清寂无声，几盏路灯晦暗地亮着。岁末将近，放寒假后，学生早就走了，教师们也大多各自回家。我们的落寞与当时来自远处的金色火光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去乡以来，最为荒凉、最为空寂的时刻。荒凉来自内心深处，在那个全国人民合力抗击冰灾的冬天，它远比从北方而来的寒流还要冷。两个在夜色中眺望大海的人，并不能抵达对方，自然也无法互相取暖。
我们俩并肩站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的第三中学后大门的制高点上。那个学校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平机电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事实上，就是一个乡镇中学，大一点的乡镇而已。作为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哥哥原本有很多工作选择，为了尽快摆脱家庭经济困扰，还清助学贷款，以获得自由之身，他去了一个表面看工资还可以，其实位置偏僻，且危机四伏的中学教书。为了省路费，他连实地考察的手续都省了，签字画押，早早地把名字写在了合同之上。他不知道，那个想象中的南方华侨之乡、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正张网以待，设下了一个围困自己的陷阱。
我记得那个镇子的模样，它的名字叫蚬冈。
公交车从江门市区驶出，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开始还足够热闹繁华，很快，公路两旁就只剩下成片的香蕉林和各种菜地。因为始料不及的冰冻天气，没来得及收获的香蕉被冻得发黑、发紫，脖子全折断了，耷拉着脑袋挂树上。果农也懒于收拾，就让它们垂头丧气地立在那，司机开车开累了，在路边停下，径直跑进香蕉林，扭下一个充饥，乘客们也纷纷效仿。半生不熟的香蕉，已经没人再在乎它们了，路人的采摘行为其实是在做善事。宽大的公路边，始终长着一种高大瘦弱、姿态近似扶柳的植物，风一吹像随时都可能折断。那里的东西无不给我一种颓废之气，尽管它本来的景色其实挺不错的。当时已是寒冬，湘南正是草木零落、万物萧瑟之季，而这片南国，虽然也被寒流冲击，弥望却尽是绿野。扑面而来的，气势汹汹的绿，暗藏敌意。
国道边上就是学校，而学校又建在一个宽敞的斜坡之上。站在校门口——那个斜坡的顶端，能将对面两万人的镇子尽收眼底。与国道相临的几条街，交相横陈，不算热闹，也不算寂寥，与一般镇子相比，多了些参差的厂房。
哥哥已站在路边等候，他走过来时身形端正，表情松弛，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只不过，不像往日那样大步流星。我知道，他的稳健是竭力控制着，装出来的。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跑过来，在弟弟肩膀上猛拍一下。
哥哥的腿是打籃球受伤的。课余时间聚在一起玩球，对教师这个职业而言再正常不过。没想会出这事。一次激烈的篮板冲抢之后，他落身下来，脚踩在了另一个人的脚背上。哥哥的脚踝扭伤了，膝盖软组织几乎完全撕裂。事后，有知情者告诉他，那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谋陷，伏击早已埋下。我的兄长，一名刚被校方从外地高校引进来的青年人才，才华横溢，锋芒毕露，除了本职教学外，还具有过人的书法才能，为了在学校立住脚跟，他比旁人努力数倍。他的性格是那样大大咧咧，毫无心机，丝毫没察觉自己的出色表现已经侵犯了本地教师的尊严，他们产生了妒忌之心。那是一记黑脚，玩过篮球的人都知道，抢篮板时，垫黑脚是最危险的，在NBA联盟会被禁赛。可是，在民间野球场，就连追究责任都无从谈起。因为，理论上讲只要上了场，那种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嘴巴不停抱歉，表面上给予一点同情，真是不幸啊，仅此而已。背地里，可能还在偷笑。
我的哥哥，作为大山的子民，从小只跟朴实良善的事物打交道，踏出校门初入社会的他，对世界的凶险一无所知，对人性中的恶自然也提防不足。加上性格刚烈，待人豪爽，从未对本地同事的性格特征进行把脉，因而，对某些事情常常容易失察。
他告诉我，到镇上学生家里去做家访，镇里人对男女的态度完全不同，女孩成绩再差，家里都不会在意。镇上有个生意人，身价颇重，据说，家产已有数亿，因为生了四个女儿，没生儿子，每次开家族大会研究问题的时候，他连发言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坐在边上旁听，按照其他人商量好的办法行事。当地人野蛮，排外，满脑子封建思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把他们推到最前沿，八十年代初，这里比湘南还要落后，还要贫穷。如今，虽然有了钱，骨子里还是穷的。江门，这个走出了司徒美登、红线女、甄子丹、梅艳芳等众多名人的侨乡，只是不断走出，去往世界各地，从未对外人真正放开过怀抱，它的输出是单方面的，就像它的聚财也是单方面的一样。过去的大户人家，那些住在碉楼里的人，大多远走南洋，留下来的空虚村落和建筑，被当作申请文化遗产之用，而留下来的人，也多是思想保守的落伍者。现在，住在镇上的人多是近二十年陆续从山里搬出来的，更多的则是外来的打工者。
关于那个难忘的春节，我几乎全忘了。
这并不是一个病句，因为的确想忘，只是某些细节，就如同电影或梦镜中的特写，不时从脑海中跳出来，无从回避地闪现。当时的心理状态极其紊乱。当我置身于那个南方小镇，就像搬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想放，却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我希望那个冬日和春节快点过去，同时又希望时间能走慢一点，以便让我可以多陪陪兄长，陪他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记不清了，好像父亲当时还在，也可能不在了;哥哥的腿受了伤，我还没参加工作，也可能刚参加工作——文章写到此处，去问哥哥，他提醒我说，那时候父亲还在，而我，并没有参加工作，剩一个学期毕业。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终于理清了头绪，找准了记忆的脉络。我混乱的源头在于，那时候父亲也病着，而且病了好几年，他要么快点好起来，要么干脆死掉——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你说我不孝也罢，残忍也好，我们那个家已经经不起他拖了，尤其是母亲。她比病人还要可怜，让人心生怜悯。那个人健康的时候并没给她带去多少幸福，临了，却让她跟着遭罪。
说是到南方走走，长点见识，好为即将到来的职场做准备，其实，就是去看哥哥的，陪他过年。腿部受此重伤，他没办法回湘南老家了，只能留在当地观察养伤。《新闻联播》说，湘南正值冰灾，永州和郴州的情况最为严重，一连十几天气温都在零度以下，高压电线冻得比人的胳膊还粗，电线杆倒了不少，打电话回去，村里已经停电三天。这么冷的天，在冰天雪地的永州，哥哥的腿根本吃不消。按理，我们应该回去陪母亲过年，因为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母亲一个人没日没夜地照顾他，她比谁都需要一个团圆的年，需要儿子给她以力量的支撑。幸福喜欢扎堆，常接二连三地到来，不幸之事也是如此，所谓祸不单行，那几年，我们头顶不断有灾祸降临。母亲没想到哥哥会遭此劫难，忍受内心的巨大煎熬，决定跟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在老家过年，把我打发到遥远的广东。其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医生，无法给他康复的信心，就连精神上的支撑也难提供——面临毕业，我自己都是个迷途羔羊。一年多来，我是靠哥哥每个月打来的生活费在学校过日子的，而现在，他才是那个更需要接济的人，除了跑来看看，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在我看来，那个学校并没有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么糟糕。校园空间很大，校道宽敞，乔木绿阴如盖，角落里长满了各种毛茸茸的不知名的南方矮小植物，如此环境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湖南中学条件都要好，只是位置有点偏僻，所谓糟糕，主要是他的心境和遭遇。
学校的红墙和操场跑道上，隔那么远就刷了一排宣传大字。我认得那些笔迹，颜筋柳骨兼具，它们出自哥哥之手。学校的领导其实对他不错，很器重，一度想把亲戚的女儿介绍给他，以安慰并且拴住哥哥的心。但哥哥看不上，大约是长得太不匹配了，他曾吐露过半句。不过，我知道根本原因在于，哥哥不愿把自己轻易交付给这个偏僻的广东小镇，他现在更多的是痛恨。如果可以，他会狠劲抽它几个嘴巴子，然后扬长而去。对他而言，此地不可久留，这一点人人都看得出来。水土不服，除了人情世故，饮食上更见端倪。去市场买菜，做出来的肉制品难以下咽，因为年复一年的工业污染，露地表面水没有一滴是干净的，鲫鱼汤里能喝出满嘴的煤油味。
年前的几天，我们一直在镇里游荡，仿佛只有游荡，才能安置体内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医生嘱咐哥哥，手术后要多做康复运动，低强度的骑行最好不过。两个人骑着从他同事那里借来的自行车，携带干粮和矿泉水，将那个叫蚬冈的小镇转了个遍。临近除夕，镇中心比刚来时热闹了很多，巷子里装扮得喜气洋洋，炮仗也响个不停，不时有锣鼓狮队敲敲打打走过，沿街游行。广东人讲究认祖归宗，过年或者清明，要尽量回老家看看。开平是华侨之乡，海外游子如燕雀归巢，纷纷回来给祖宗请安，去祠堂烧高香。我们不愿去凑别人的热闹，更不想去欣赏别人家是如何团聚、欢度佳节的，那只会使两个离家的孩子心绪更加落寞，难以自持。骑着车，远离人群和喧嚣，朝野外走去，走向那些年歲古老却依然保存周全、模样完整的村庄。
常常把一条单薄的水泥小路骑到尽头，下车推几步，很快会发现新的途径可以前往，那里阡陌相连，村村有路可通。哥哥来此三年，很多地方以前从未去过。为了照顾他，两个人骑得很慢，没跳过任何细枝末节。
镇子外缘村落稀散，人也很少。碉楼以庄园的形式间隔出现，它们砌得非常漂亮，在平地上气势非凡，不久前刚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些房子基本上没住人，像动画片里的无人城堡，置身其中，站久了，空无之心有些禁受不住。到处是成抱的竹林，地表衣冠楚楚，干净整洁，不像老家，塑料垃圾随手乱扔。我们骑着车从无人的小路和村庄穿过，看起来像两个虚无的影子，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如同从陈旧往事中复活出的人物，而那些寂寥的村野，又让人觉得像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不管身在何处，面对泥土和村庄，我们总能生出天然的好感。那时候，我们年纪尚小，日子清贫，却过得无忧无虑，面对阳光雨或者雪皆可撒泼，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为了生计寄人篱下，作他乡客……我们长大了，无意回避来自各个维度的伤害，面对必将到来的成熟，少年弟子终究老于江湖。
有两个老人带着个孩子在地里劳作。从他们手里的动作看，像在播撒什么蔬菜的种子，双手摊开，机器一样抖动着。孩子坐在一块毡子上四处张望，看见我们时，呜哩哇啦地喊。没想到广东这样的富庶之地也有留守老人跟儿童。老人同时直起腰，睁大眼睛打量身前的不速之客。他们不说话，也不作任何动作表情，就是直愣愣地看着，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让他们觉得反常。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大过年的，谁会来荒郊野岭看老旧的碉楼？我记得那两个老人的眼神，陌生，冷硬，意志强大，透着深深的戒备感，似乎我们是突然闯入的强盗。我觉得哥哥很难融入到这样的群体之中，待多久都只是个借居的局外人。老人的长时间打量，使我们无从心安，落荒而逃。
去市里办年货，同时添置新衣物，这是湘南老家过年的一贯规矩。即便出门在外，也要有过年的样子，如果连这点仪式感都不去营造，真的不知该如何自处，如何度过眼前的年关。
从小镇到开平市要经过一个站，名字叫长沙，与湖南长沙同名。那个小镇是海货和家禽牲畜的中转站，一个小型陆地码头。从那里上车的人，个个身上散发着鱼腥味，怪臭难闻，跟我心目中岳麓山脚下的省城长沙形象有天壤之别。
哥哥的工资几乎全用作了手术费，他从有限的余额中，抠出一笔，为我买了一件改良的休闲唐装，还有李宁的鞋，外加少许烟花和炮仗。休闲唐装是为我即将到来的春季招聘会准备的。除此，再没买其它的了，节日的菜肴简单至极，我不忍心列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名字跟当时的我一样，寒酸和无法示人。 哥哥说，找工作千万别像他这样，跑这么远，要是这样的话，母亲就等于白养了两个儿子，得掂量好，看准了再签约。他是在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很后悔当初来此教书，等身体好了，有了路费，赶紧跑路走人。
年三十晚上，两个人放了一长挂鞭炮。偌大的校园，就两个人在，刚来时见到的几个留校教师都回去过年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响过之后是更加厚实的寂静，它像一层坚冰将我们牢牢包裹。在操场点烟花，我们谁也不提起故乡，不提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和母亲，像两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痴痴地假装抬头往天上看，看那鲜花一样不断盛开又凋零的光亮。可我知道，在烟花腾空、爆裂四射的瞬间，我们的内心早已泪流满面。
小时候，上屋场的邻居很喜欢放烟花。他们家是村里唯一舍得给小孩买烟花放的人，因为小孩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那是一种奢侈而令人眼馋的举动，为了让儿子高兴，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父亲没本事挣钱，我们家跟村里其他人一样，从来只买炮仗，不买烟花。那一年，我站在屋檐下，朝从邻居家晒谷坪上升起来的煙花偷望，心里无比羡慕。父亲见了，大声呵斥，骂我没出息，如此眼红别人，简直是丢人现眼。我恼怒，当即反驳，没勇气正视别人幸福的人才叫没出息，他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无能，只晓得软弱地逃避。年三十晚上，我们就此争执起来，一发不可收拾。那是我们父子决裂、分道扬镳的开始，从那天起，我们就永远成了敌人。
我不愿站在操场中央放烟花。火花一升天，第二天镇上人人都会知道，学校里有两个无人收留、无处可去的傻瓜。可我们又不能省去这个仪式。这是年，是一个无法绕行的节日和不得不跨过去的坎。我和哥哥都知道，我们不能再逃离了。在南方以南、大陆的最边缘，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个世界，不管它是寒冷还是温热，是甜蜜还是苦涩，对眼前的苦难，除了无从挑剔不分巨细地吞下去、咀嚼入胃，别无其它选择。我们不是风化后流质发软的糖果，不能让困厄之蚁肆意啃咬，更不允许命运随意摆弄和嘲讽。
一明一暗，烟花寂灭间，无数念想在心头滋生。
想着这些，手机响了起来。是母亲，她在跟父亲吃年夜饭了。她说，已经祭祀了祖先，并且代我们向祖先递话过去，新的一年灾难会走远的，全家人的运气都会好起来的。我说，是，一定会好起来的。怎么可能不好起来呢？情况已经不可能再糟糕了啊。说这话的时候，小镇的天幕被烟花射满，可我们四周却是环环夜色，看不见双脚的立足之地。因为烟花的存在，远处那团疑似来自香港的梦幻之光消失不见了，好像从未出现过。
黑洞洞的世界，伸手在眼前一晃，只能略见掌形。没有光亮，火花和它的色彩映在蓝黑的夜空，似乎伸手可触，又似乎遥不可及。
哥哥告诉我，它们并不是星光，而是灯火辉煌的香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看到的光是否真来自香港，他仅仅是向我指出那个方向的所在而已。夜色浓稠，我看不清他的脸，而远处的星光（或者灯光），一直闪烁不定。他说，如果身体好，从小镇后的河湾，沿海岸线，张开双臂垂直游过去，便可抵达香港，过去，无数下南洋的江门人就是坐着木帆船如此离开故乡的。当他说到“身体好”时，我感觉嘴里的海风更加咸涩了。我们都不知道，他那条伤腿何时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或者，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我明白，其实他并不是在说香港，而是在说逃离。身后是空旷的校园，清寂无声，几盏路灯晦暗地亮着。岁末将近，放寒假后，学生早就走了，教师们也大多各自回家。我们的落寞与当时来自远处的金色火光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去乡以来，最为荒凉、最为空寂的时刻。荒凉来自内心深处，在那个全国人民合力抗击冰灾的冬天，它远比从北方而来的寒流还要冷。两个在夜色中眺望大海的人，并不能抵达对方，自然也无法互相取暖。
我们俩并肩站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的第三中学后大门的制高点上。那个学校还有一个名字，叫开平机电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事实上，就是一个乡镇中学，大一点的乡镇而已。作为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哥哥原本有很多工作选择，为了尽快摆脱家庭经济困扰，还清助学贷款，以获得自由之身，他去了一个表面看工资还可以，其实位置偏僻，且危机四伏的中学教书。为了省路费，他连实地考察的手续都省了，签字画押，早早地把名字写在了合同之上。他不知道，那个想象中的南方华侨之乡、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正张网以待，设下了一个围困自己的陷阱。
我记得那个镇子的模样，它的名字叫蚬冈。
公交车从江门市区驶出，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最开始还足够热闹繁华，很快，公路两旁就只剩下成片的香蕉林和各种菜地。因为始料不及的冰冻天气，没来得及收获的香蕉被冻得发黑、发紫，脖子全折断了，耷拉着脑袋挂树上。果农也懒于收拾，就让它们垂头丧气地立在那，司机开车开累了，在路边停下，径直跑进香蕉林，扭下一个充饥，乘客们也纷纷效仿。半生不熟的香蕉，已经没人再在乎它们了，路人的采摘行为其实是在做善事。宽大的公路边，始终长着一种高大瘦弱、姿态近似扶柳的植物，风一吹像随时都可能折断。那里的东西无不给我一种颓废之气，尽管它本来的景色其实挺不错的。当时已是寒冬，湘南正是草木零落、万物萧瑟之季，而这片南国，虽然也被寒流冲击，弥望却尽是绿野。扑面而来的，气势汹汹的绿，暗藏敌意。
国道边上就是学校，而学校又建在一个宽敞的斜坡之上。站在校门口——那个斜坡的顶端，能将对面两万人的镇子尽收眼底。与国道相临的几条街，交相横陈，不算热闹，也不算寂寥，与一般镇子相比，多了些参差的厂房。
哥哥已站在路边等候，他走过来时身形端正，表情松弛，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只不过，不像往日那样大步流星。我知道，他的稳健是竭力控制着，装出来的。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跑过来，在弟弟肩膀上猛拍一下。
哥哥的腿是打籃球受伤的。课余时间聚在一起玩球，对教师这个职业而言再正常不过。没想会出这事。一次激烈的篮板冲抢之后，他落身下来，脚踩在了另一个人的脚背上。哥哥的脚踝扭伤了，膝盖软组织几乎完全撕裂。事后，有知情者告诉他，那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谋陷，伏击早已埋下。我的兄长，一名刚被校方从外地高校引进来的青年人才，才华横溢，锋芒毕露，除了本职教学外，还具有过人的书法才能，为了在学校立住脚跟，他比旁人努力数倍。他的性格是那样大大咧咧，毫无心机，丝毫没察觉自己的出色表现已经侵犯了本地教师的尊严，他们产生了妒忌之心。那是一记黑脚，玩过篮球的人都知道，抢篮板时，垫黑脚是最危险的，在NBA联盟会被禁赛。可是，在民间野球场，就连追究责任都无从谈起。因为，理论上讲只要上了场，那种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嘴巴不停抱歉，表面上给予一点同情，真是不幸啊，仅此而已。背地里，可能还在偷笑。
我的哥哥，作为大山的子民，从小只跟朴实良善的事物打交道，踏出校门初入社会的他，对世界的凶险一无所知，对人性中的恶自然也提防不足。加上性格刚烈，待人豪爽，从未对本地同事的性格特征进行把脉，因而，对某些事情常常容易失察。
他告诉我，到镇上学生家里去做家访，镇里人对男女的态度完全不同，女孩成绩再差，家里都不会在意。镇上有个生意人，身价颇重，据说，家产已有数亿，因为生了四个女儿，没生儿子，每次开家族大会研究问题的时候，他连发言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坐在边上旁听，按照其他人商量好的办法行事。当地人野蛮，排外，满脑子封建思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把他们推到最前沿，八十年代初，这里比湘南还要落后，还要贫穷。如今，虽然有了钱，骨子里还是穷的。江门，这个走出了司徒美登、红线女、甄子丹、梅艳芳等众多名人的侨乡，只是不断走出，去往世界各地，从未对外人真正放开过怀抱，它的输出是单方面的，就像它的聚财也是单方面的一样。过去的大户人家，那些住在碉楼里的人，大多远走南洋，留下来的空虚村落和建筑，被当作申请文化遗产之用，而留下来的人，也多是思想保守的落伍者。现在，住在镇上的人多是近二十年陆续从山里搬出来的，更多的则是外来的打工者。
关于那个难忘的春节，我几乎全忘了。
这并不是一个病句，因为的确想忘，只是某些细节，就如同电影或梦镜中的特写，不时从脑海中跳出来，无从回避地闪现。当时的心理状态极其紊乱。当我置身于那个南方小镇，就像搬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想放，却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我希望那个冬日和春节快点过去，同时又希望时间能走慢一点，以便让我可以多陪陪兄长，陪他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记不清了，好像父亲当时还在，也可能不在了;哥哥的腿受了伤，我还没参加工作，也可能刚参加工作——文章写到此处，去问哥哥，他提醒我说，那时候父亲还在，而我，并没有参加工作，剩一个学期毕业。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终于理清了头绪，找准了记忆的脉络。我混乱的源头在于，那时候父亲也病着，而且病了好几年，他要么快点好起来，要么干脆死掉——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你说我不孝也罢，残忍也好，我们那个家已经经不起他拖了，尤其是母亲。她比病人还要可怜，让人心生怜悯。那个人健康的时候并没给她带去多少幸福，临了，却让她跟着遭罪。
说是到南方走走，长点见识，好为即将到来的职场做准备，其实，就是去看哥哥的，陪他过年。腿部受此重伤，他没办法回湘南老家了，只能留在当地观察养伤。《新闻联播》说，湘南正值冰灾，永州和郴州的情况最为严重，一连十几天气温都在零度以下，高压电线冻得比人的胳膊还粗，电线杆倒了不少，打电话回去，村里已经停电三天。这么冷的天，在冰天雪地的永州，哥哥的腿根本吃不消。按理，我们应该回去陪母亲过年，因为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母亲一个人没日没夜地照顾他，她比谁都需要一个团圆的年，需要儿子给她以力量的支撑。幸福喜欢扎堆，常接二连三地到来，不幸之事也是如此，所谓祸不单行，那几年，我们头顶不断有灾祸降临。母亲没想到哥哥会遭此劫难，忍受内心的巨大煎熬，决定跟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在老家过年，把我打发到遥远的广东。其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医生，无法给他康复的信心，就连精神上的支撑也难提供——面临毕业，我自己都是个迷途羔羊。一年多来，我是靠哥哥每个月打来的生活费在学校过日子的，而现在，他才是那个更需要接济的人，除了跑来看看，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在我看来，那个学校并没有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么糟糕。校园空间很大，校道宽敞，乔木绿阴如盖，角落里长满了各种毛茸茸的不知名的南方矮小植物，如此环境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湖南中学条件都要好，只是位置有点偏僻，所谓糟糕，主要是他的心境和遭遇。
学校的红墙和操场跑道上，隔那么远就刷了一排宣传大字。我认得那些笔迹，颜筋柳骨兼具，它们出自哥哥之手。学校的领导其实对他不错，很器重，一度想把亲戚的女儿介绍给他，以安慰并且拴住哥哥的心。但哥哥看不上，大约是长得太不匹配了，他曾吐露过半句。不过，我知道根本原因在于，哥哥不愿把自己轻易交付给这个偏僻的广东小镇，他现在更多的是痛恨。如果可以，他会狠劲抽它几个嘴巴子，然后扬长而去。对他而言，此地不可久留，这一点人人都看得出来。水土不服，除了人情世故，饮食上更见端倪。去市场买菜，做出来的肉制品难以下咽，因为年复一年的工业污染，露地表面水没有一滴是干净的，鲫鱼汤里能喝出满嘴的煤油味。
年前的几天，我们一直在镇里游荡，仿佛只有游荡，才能安置体内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医生嘱咐哥哥，手术后要多做康复运动，低强度的骑行最好不过。两个人骑着从他同事那里借来的自行车，携带干粮和矿泉水，将那个叫蚬冈的小镇转了个遍。临近除夕，镇中心比刚来时热闹了很多，巷子里装扮得喜气洋洋，炮仗也响个不停，不时有锣鼓狮队敲敲打打走过，沿街游行。广东人讲究认祖归宗，过年或者清明，要尽量回老家看看。开平是华侨之乡，海外游子如燕雀归巢，纷纷回来给祖宗请安，去祠堂烧高香。我们不愿去凑别人的热闹，更不想去欣赏别人家是如何团聚、欢度佳节的，那只会使两个离家的孩子心绪更加落寞，难以自持。骑着车，远离人群和喧嚣，朝野外走去，走向那些年歲古老却依然保存周全、模样完整的村庄。
常常把一条单薄的水泥小路骑到尽头，下车推几步，很快会发现新的途径可以前往，那里阡陌相连，村村有路可通。哥哥来此三年，很多地方以前从未去过。为了照顾他，两个人骑得很慢，没跳过任何细枝末节。
镇子外缘村落稀散，人也很少。碉楼以庄园的形式间隔出现，它们砌得非常漂亮，在平地上气势非凡，不久前刚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些房子基本上没住人，像动画片里的无人城堡，置身其中，站久了，空无之心有些禁受不住。到处是成抱的竹林，地表衣冠楚楚，干净整洁，不像老家，塑料垃圾随手乱扔。我们骑着车从无人的小路和村庄穿过，看起来像两个虚无的影子，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如同从陈旧往事中复活出的人物，而那些寂寥的村野，又让人觉得像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不管身在何处，面对泥土和村庄，我们总能生出天然的好感。那时候，我们年纪尚小，日子清贫，却过得无忧无虑，面对阳光雨或者雪皆可撒泼，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为了生计寄人篱下，作他乡客……我们长大了，无意回避来自各个维度的伤害，面对必将到来的成熟，少年弟子终究老于江湖。
有两个老人带着个孩子在地里劳作。从他们手里的动作看，像在播撒什么蔬菜的种子，双手摊开，机器一样抖动着。孩子坐在一块毡子上四处张望，看见我们时，呜哩哇啦地喊。没想到广东这样的富庶之地也有留守老人跟儿童。老人同时直起腰，睁大眼睛打量身前的不速之客。他们不说话，也不作任何动作表情，就是直愣愣地看着，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让他们觉得反常。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大过年的，谁会来荒郊野岭看老旧的碉楼？我记得那两个老人的眼神，陌生，冷硬，意志强大，透着深深的戒备感，似乎我们是突然闯入的强盗。我觉得哥哥很难融入到这样的群体之中，待多久都只是个借居的局外人。老人的长时间打量，使我们无从心安，落荒而逃。
去市里办年货，同时添置新衣物，这是湘南老家过年的一贯规矩。即便出门在外，也要有过年的样子，如果连这点仪式感都不去营造，真的不知该如何自处，如何度过眼前的年关。
从小镇到开平市要经过一个站，名字叫长沙，与湖南长沙同名。那个小镇是海货和家禽牲畜的中转站，一个小型陆地码头。从那里上车的人，个个身上散发着鱼腥味，怪臭难闻，跟我心目中岳麓山脚下的省城长沙形象有天壤之别。
哥哥的工资几乎全用作了手术费，他从有限的余额中，抠出一笔，为我买了一件改良的休闲唐装，还有李宁的鞋，外加少许烟花和炮仗。休闲唐装是为我即将到来的春季招聘会准备的。除此，再没买其它的了，节日的菜肴简单至极，我不忍心列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名字跟当时的我一样，寒酸和无法示人。 哥哥说，找工作千万别像他这样，跑这么远，要是这样的话，母亲就等于白养了两个儿子，得掂量好，看准了再签约。他是在作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很后悔当初来此教书，等身体好了，有了路费，赶紧跑路走人。
年三十晚上，两个人放了一长挂鞭炮。偌大的校园，就两个人在，刚来时见到的几个留校教师都回去过年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响过之后是更加厚实的寂静，它像一层坚冰将我们牢牢包裹。在操场点烟花，我们谁也不提起故乡，不提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和母亲，像两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痴痴地假装抬头往天上看，看那鲜花一样不断盛开又凋零的光亮。可我知道，在烟花腾空、爆裂四射的瞬间，我们的内心早已泪流满面。
小时候，上屋场的邻居很喜欢放烟花。他们家是村里唯一舍得给小孩买烟花放的人，因为小孩的父亲长期在外打工。那是一种奢侈而令人眼馋的举动，为了让儿子高兴，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父亲没本事挣钱，我们家跟村里其他人一样，从来只买炮仗，不买烟花。那一年，我站在屋檐下，朝从邻居家晒谷坪上升起来的煙花偷望，心里无比羡慕。父亲见了，大声呵斥，骂我没出息，如此眼红别人，简直是丢人现眼。我恼怒，当即反驳，没勇气正视别人幸福的人才叫没出息，他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无能，只晓得软弱地逃避。年三十晚上，我们就此争执起来，一发不可收拾。那是我们父子决裂、分道扬镳的开始，从那天起，我们就永远成了敌人。
我不愿站在操场中央放烟花。火花一升天，第二天镇上人人都会知道，学校里有两个无人收留、无处可去的傻瓜。可我们又不能省去这个仪式。这是年，是一个无法绕行的节日和不得不跨过去的坎。我和哥哥都知道，我们不能再逃离了。在南方以南、大陆的最边缘，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个世界，不管它是寒冷还是温热，是甜蜜还是苦涩，对眼前的苦难，除了无从挑剔不分巨细地吞下去、咀嚼入胃，别无其它选择。我们不是风化后流质发软的糖果，不能让困厄之蚁肆意啃咬，更不允许命运随意摆弄和嘲讽。
一明一暗，烟花寂灭间，无数念想在心头滋生。
想着这些，手机响了起来。是母亲，她在跟父亲吃年夜饭了。她说，已经祭祀了祖先，并且代我们向祖先递话过去，新的一年灾难会走远的，全家人的运气都会好起来的。我说，是，一定会好起来的。怎么可能不好起来呢？情况已经不可能再糟糕了啊。说这话的时候，小镇的天幕被烟花射满，可我们四周却是环环夜色，看不见双脚的立足之地。因为烟花的存在，远处那团疑似来自香港的梦幻之光消失不见了，好像从未出现过。
黑洞洞的世界，伸手在眼前一晃，只能略见掌形。没有光亮，火花和它的色彩映在蓝黑的夜空，似乎伸手可触，又似乎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