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重庆市“除黑打恶”斗争进入“深水区”。司法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和一批处级官员、“打黑英雄”、“劳动模范”顶着市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的亿万富翁陷入“黑社会”组织,此事在社会现实与学术理论领域均发人深思。
报纸版面不时有涉“黑”新闻跳进读者眼帘:“黑作坊”、“黑网吧”、“黑电玩城”、“黑赌场”、“黑传销窝点”、“黑集资”、“黑发廊”、“黑培训班”等等,无奇不有,这“黑”应解作非法、违犯违规,其新闻一般情况下亦非“黑社会”报道(有的也可能涉及“黑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经过剿匪、镇反、取缔反动会道门、持续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黑社会”组织被铲除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黑社会”也没有“复活”的社会土壤,连正常的集市贸易也被叫成“黑市”、“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尾巴”,因此,中国内地的媒体没有什么“黑社会”新闻作业,新闻院系的专业教科书也没有“黑社会”报道的章节。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多次发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涉及“黑社会”的报道成为媒体新闻实务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但是,“黑社会”报道在学术理论上仍然是一个鲜有学者涉足的地带。新闻理论落后于实际,是常有的文化现象。“黑社会”神秘,“黑社会”的报道也有点儿神秘,理论上又没有前人的成说可供借鉴,学术调查不易,探讨起来困难重重。笔者斗胆站出来“冒喊一声”,给学界朋友开个头儿,“喊”得当否,“声音”顺不顺耳,均在其次。头开了,给同行一个启发,被讥为“光腚撵狼——胆大不知羞”,也值。
什么叫“黑社会”?什么叫“黑社会” 报道?这是必破之“题”,必射之“的”。“黑”,原本指颜色如煤炭者,或阳光灿烂的白天过后的晚上如说“黑夜漆漆”;引伸开来,“黑”又指邪恶、秘密、非法。“黑社会”的黑,便指引伸义,即为非法谋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进行邪恶的、秘密活动的行帮式社会组织。当代的“黑社会”组织,同历史上的民间秘密宗教如东汉天师道(五斗米道)、太平道,宋元明清时期的白莲教不同,同民间“歃血聚义结拜”的秘密结社、清末民初江湖上天地会洪帮青帮之类秘密组织也不同。民俗学概论研究的这些社会组织民俗,其实是中国民俗史的材料。最近一些电视台播放的《关中枪声》电视连续剧,内中的天地会山堂,以多种形式参加、帮助辛亥革命。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历史上秘密结社的社会组织不加区分地归结为“黑社会”。“黑社会”同社会组织民俗中的行会同业组织更不相同,行业组织的出行、入行、拜师收徒、祭“行业神”之类习俗惯制,同自我保护、办理公益善举相联系。
当代的“黑社会”组织,是一种在执政党领导下各种合法的政党、社团组织之外存在的非法的秘密结社的利益集团,以某一位或若干位“头面人物”为首领,内部实行严密控制的层级结构,制定有秘密的森严的“帮规”,并与公共机构内部有权力地位的官员、干警结盟,或者其首领本身就是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警等,拥有合法的权力身份为护身符。重庆市的多位亿万富翁堕入“黑社会”,便顶着市或区“人大代表”的头衔。受“阅兵书记”保护重用的安徽省亳州市特警队长白玉岭的“权色江湖”,其实是“黑社会”团窝。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条件下,“黑社会”组织力图在党和国家机关通过其代理人,诡秘地摄取政治权力,贪婪地掠夺经济利益,在一个地盘或行业形成盘根错节的“山头”、“山堂”、“团窝”、“帮派”。有的“黑社会”组织还和境外“黑社会”发生联系。公安机关“除黑打恶”难乎其难,但再难也要除,也要打。“庆父不死,鲁难未没”。官商警匪勾结动摇国之根本,岂能容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似的变色倒台,“阴鉴不远”。“黑社会”是妨害社会长治久安的邪恶势力,腐蚀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毒瘤,中央下定决心铲除“黑社会”组织,合乎党心民心,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不容许将自己的政权从内部“蛀”空,也不允许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弄垮自己的政权。反腐倡廉与“除黑打恶”是两位一体的斗争,需要信息透明、公开。将“黑社会”秘密的罪恶活动借助媒体公开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晒一晒,乃是与公安机关“除黑打恶”斗争呼应的“文武之道”。如果因为“黑社会”头面人物是官、是警、是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声望显赫的“英模”,而将案件“捂”起来,“护住溃烂的脊梁”,到头来养痈遗患,麻烦会越来越大。“黑社会”题材报道在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的频繁出现绝非偶然,新闻学界不能鸵鸟似的避而不谈。
“黑社会”新闻题材的报道,在新闻民俗学范畴,属于社会民俗新闻。
笔者与刘婷在《新闻民俗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8月版)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介绍民俗新闻题材类型时,认为“社会民俗新闻,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惯制的松动、疏离、解体,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城市社区)、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含有新闻价值的变动状态的事象。社会组织民俗(血缘、地缘、业缘等组织)和社会制度民俗(人生仪礼、习惯法等)、岁时节日民俗、民间娱乐习俗,所出现的新事态、新变化,都可能包含新闻价值而成为大众传媒要报道的新闻。”
如前所述,当代“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民俗,是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沉渣泛起而重新出现的“逆”社会潮流而动的非法“秘密结社”,其新闻价值主要在当“反面教员”。
笔者以为,媒体的“黑社会”报道指新闻记者采写并公开传播揭露、审判“黑社会”组织秘密的罪恶事实信息,用以警示、教育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务员群体,促使坏事变成好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媒体的“黑社会”报道,每一步都会承受风险与压力,从业记者甚至有生命安全之虞。如果媒体独立自主用调查性报道从事“黑社会”报道,更会“黑云压城城欲摧”。依据中国国情与社会新闻体制,媒体与从业记者应力争在合法、安全途径中,与公、检、法、司机构相配合,报道“黑社会”新闻题材。
“黑社会”新闻题材领域的报道话题敏感,要充分进行学术商讨甚为不易。从业法制新闻、政务新闻、民俗新闻的同行、新闻学家与公检法司的公务员携手探究,也许会取得某些理论进展。
笔者率意说了这么几句,未必在行、在理,仅是冲着网上学术民主的空间发声,犹如民间“自乐班”演员早晨起来“吊”嗓子,不为登台表演乃自娱而已。但愿学界泰斗、大家、同好正式登台表演,出来唱主角,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贡献创新性高见。
(作者系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审读员)
报纸版面不时有涉“黑”新闻跳进读者眼帘:“黑作坊”、“黑网吧”、“黑电玩城”、“黑赌场”、“黑传销窝点”、“黑集资”、“黑发廊”、“黑培训班”等等,无奇不有,这“黑”应解作非法、违犯违规,其新闻一般情况下亦非“黑社会”报道(有的也可能涉及“黑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经过剿匪、镇反、取缔反动会道门、持续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黑社会”组织被铲除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黑社会”也没有“复活”的社会土壤,连正常的集市贸易也被叫成“黑市”、“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尾巴”,因此,中国内地的媒体没有什么“黑社会”新闻作业,新闻院系的专业教科书也没有“黑社会”报道的章节。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多次发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涉及“黑社会”的报道成为媒体新闻实务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但是,“黑社会”报道在学术理论上仍然是一个鲜有学者涉足的地带。新闻理论落后于实际,是常有的文化现象。“黑社会”神秘,“黑社会”的报道也有点儿神秘,理论上又没有前人的成说可供借鉴,学术调查不易,探讨起来困难重重。笔者斗胆站出来“冒喊一声”,给学界朋友开个头儿,“喊”得当否,“声音”顺不顺耳,均在其次。头开了,给同行一个启发,被讥为“光腚撵狼——胆大不知羞”,也值。
什么叫“黑社会”?什么叫“黑社会” 报道?这是必破之“题”,必射之“的”。“黑”,原本指颜色如煤炭者,或阳光灿烂的白天过后的晚上如说“黑夜漆漆”;引伸开来,“黑”又指邪恶、秘密、非法。“黑社会”的黑,便指引伸义,即为非法谋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进行邪恶的、秘密活动的行帮式社会组织。当代的“黑社会”组织,同历史上的民间秘密宗教如东汉天师道(五斗米道)、太平道,宋元明清时期的白莲教不同,同民间“歃血聚义结拜”的秘密结社、清末民初江湖上天地会洪帮青帮之类秘密组织也不同。民俗学概论研究的这些社会组织民俗,其实是中国民俗史的材料。最近一些电视台播放的《关中枪声》电视连续剧,内中的天地会山堂,以多种形式参加、帮助辛亥革命。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历史上秘密结社的社会组织不加区分地归结为“黑社会”。“黑社会”同社会组织民俗中的行会同业组织更不相同,行业组织的出行、入行、拜师收徒、祭“行业神”之类习俗惯制,同自我保护、办理公益善举相联系。
当代的“黑社会”组织,是一种在执政党领导下各种合法的政党、社团组织之外存在的非法的秘密结社的利益集团,以某一位或若干位“头面人物”为首领,内部实行严密控制的层级结构,制定有秘密的森严的“帮规”,并与公共机构内部有权力地位的官员、干警结盟,或者其首领本身就是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警等,拥有合法的权力身份为护身符。重庆市的多位亿万富翁堕入“黑社会”,便顶着市或区“人大代表”的头衔。受“阅兵书记”保护重用的安徽省亳州市特警队长白玉岭的“权色江湖”,其实是“黑社会”团窝。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条件下,“黑社会”组织力图在党和国家机关通过其代理人,诡秘地摄取政治权力,贪婪地掠夺经济利益,在一个地盘或行业形成盘根错节的“山头”、“山堂”、“团窝”、“帮派”。有的“黑社会”组织还和境外“黑社会”发生联系。公安机关“除黑打恶”难乎其难,但再难也要除,也要打。“庆父不死,鲁难未没”。官商警匪勾结动摇国之根本,岂能容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似的变色倒台,“阴鉴不远”。“黑社会”是妨害社会长治久安的邪恶势力,腐蚀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毒瘤,中央下定决心铲除“黑社会”组织,合乎党心民心,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不容许将自己的政权从内部“蛀”空,也不允许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弄垮自己的政权。反腐倡廉与“除黑打恶”是两位一体的斗争,需要信息透明、公开。将“黑社会”秘密的罪恶活动借助媒体公开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晒一晒,乃是与公安机关“除黑打恶”斗争呼应的“文武之道”。如果因为“黑社会”头面人物是官、是警、是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声望显赫的“英模”,而将案件“捂”起来,“护住溃烂的脊梁”,到头来养痈遗患,麻烦会越来越大。“黑社会”题材报道在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的频繁出现绝非偶然,新闻学界不能鸵鸟似的避而不谈。
“黑社会”新闻题材的报道,在新闻民俗学范畴,属于社会民俗新闻。
笔者与刘婷在《新闻民俗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8月版)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介绍民俗新闻题材类型时,认为“社会民俗新闻,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惯制的松动、疏离、解体,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城市社区)、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含有新闻价值的变动状态的事象。社会组织民俗(血缘、地缘、业缘等组织)和社会制度民俗(人生仪礼、习惯法等)、岁时节日民俗、民间娱乐习俗,所出现的新事态、新变化,都可能包含新闻价值而成为大众传媒要报道的新闻。”
如前所述,当代“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民俗,是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沉渣泛起而重新出现的“逆”社会潮流而动的非法“秘密结社”,其新闻价值主要在当“反面教员”。
笔者以为,媒体的“黑社会”报道指新闻记者采写并公开传播揭露、审判“黑社会”组织秘密的罪恶事实信息,用以警示、教育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务员群体,促使坏事变成好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媒体的“黑社会”报道,每一步都会承受风险与压力,从业记者甚至有生命安全之虞。如果媒体独立自主用调查性报道从事“黑社会”报道,更会“黑云压城城欲摧”。依据中国国情与社会新闻体制,媒体与从业记者应力争在合法、安全途径中,与公、检、法、司机构相配合,报道“黑社会”新闻题材。
“黑社会”新闻题材领域的报道话题敏感,要充分进行学术商讨甚为不易。从业法制新闻、政务新闻、民俗新闻的同行、新闻学家与公检法司的公务员携手探究,也许会取得某些理论进展。
笔者率意说了这么几句,未必在行、在理,仅是冲着网上学术民主的空间发声,犹如民间“自乐班”演员早晨起来“吊”嗓子,不为登台表演乃自娱而已。但愿学界泰斗、大家、同好正式登台表演,出来唱主角,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贡献创新性高见。
(作者系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审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