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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话题是人类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这个母题会涉及所有人。所有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话，孤独是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高级的孤独状态，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
故乡是丈量世界的标尺
《检察风云》：《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是你的代表作，你写《一句顶一万句》又写到了你的故乡河南延津，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种故土情结？
刘震云：一开始我写作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是写到哪算到哪，也没有很整体地、系统地思考过我、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写过很多系列小说，比如你刚才说的“故乡”系列，然后是“一”字头的系列，比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同时我也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个写官场的人，我写过《官人》《单位》《头人》，后来我看写官场的人特别多，我就不写了。还有一个系列是“我叫×××”，比如《我叫刘跃进》，这个系列我还在继续下去。
我想我的小说不是原来那种从情感角度出发的怀乡小说。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出生在农村是故乡，出生在上海一个里弄里也是故乡，它可以是上海，也可以是北京。但是故乡和故乡是不一样的，故乡是你丈量这个世界的标尺：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爱恨。你刚开始睁开眼睛牙牙学语的时候，故乡就教会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故乡不一样，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在河南的话我们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一大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幽默，不正经说话，常常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来叙述正常的状态，以幽默来化解严肃或严峻。这种化解有时候会影响到人们对河南人的印象。有人说河南人说假话，其实河南人不是说假话，他们平常就有这样的语言习惯，习惯了这样说话。这是因为河南人经受的苦难太多了，面对生活的苦难，化解不了的话，他们就会用一种幽默的状态来说话。这些会影响到写作的态度。有人说我是刘氏幽默，其实也没有什么刘氏幽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积累。
《检察风云》：你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大学生，之前你写过一部中篇《塔铺》，那部小说特别感人。当时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故乡？
刘震云：形式相似。我们当时都非常贫穷。一方面是物质的贫穷，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匮乏。正是因为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匮乏，所以我们才要离开故乡。所以我要一听谁说他对故乡有感情，就觉得特别矫情。你是农村的孩子，既然那么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有人说故乡啊母亲，我怀念故乡的那棵老槐树，我就觉得矫情，老槐树哪找不到？《塔铺》我写得非常朴实，但是并没有达到我现在追求“不同”的境界。
《检察风云》：吴摩西走出延津，吴摩西这个人名当然会让人联想到《圣经》中走出埃及的摩西，这个人物是否有一定的隐喻性？
刘震云：摩西是《圣经·出埃及记》中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英雄。我的小说中的大标题“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当然也是模仿《圣经》中章节的名称的。我这样来借用，并不是说我倾向于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义。我要表明的是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在有宗教的社会中，除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之外，还有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有了神，所以人有了痛苦、伤心、忧愁需要倾诉或者需要忏悔的话，你就有说话的地方。如果没有，你心中的痛苦忧愁伤心忏悔，只能在人中间找一个知心朋友。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在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想要找到另一个人说上一句知心话。这件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知心朋友”往往是靠不住的。你会变化，朋友也会变化，生活更会变化，这三点中任何一点发生了变化，都会起化学反应，你就会失去朋友。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没有知己很常见，或者有了好朋友，却动不动就变了心，还有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们都需要说说知心话，遇到天大的事，需要找一个知心朋友来倾诉。不解决问题，它们就憋在你的心里。但是这样知心的话很可能也是非常凶险的，朋友和神不同，朋友变化了，可能就出卖你。
寻找与孤独
《检察风云》：是否到了这个年纪，也有一种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一种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
刘震云：我认为精神寄托不是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有，任何年龄的人都会有，甚至刚生下来的人，也需要有寄托。寄托我觉得有两种，一種是物质的寄托，一种是精神的寄托。凡是有寄托，就要寻找寄托的地方，就像你去火车站或机场，托运行李，总得有那么一个地方。寄托从物质上来讲，刚出生的孩子第一个寄托肯定就是找他母亲的奶头，要寻找母亲。第二种寄托用的是语言，语言表达的是说话者和世界的关系。说话和故乡特别有联系，如果以中国为故乡，你说的肯定是中国话，如果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你肯定以英语、法语或德语为母语。你大了一些之后，你要上学，就要学习知识，这也是一种寻找，寻找陌生。然后每天，你外出的话要寻找公交车吧？刷牙要寻找牙膏吧？要寻找爱情吧？要寻找工作吧？最终的话你要找死吧？找死是句骂人的话，但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检察风云》：金丽红说《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是孤独的，《手机》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最孤独的人其实是刘跃进这样的人，你是否认为吴摩西也是孤独的？对你本人来说，是否也因为内心的孤独而有一种倾诉的欲望？
刘震云：孤独是人类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这个母题会涉及所有人。所有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话，孤独是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高级的孤独状态，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都是如此。还有一种孤独发生在特殊时期，《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战争时期，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宗教时期，《百年孤独》展现的就是哥伦比亚百年的近代史，而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芸芸众生中间。这些劳动大众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是全面、系统、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的身上，孤独感都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个人的孤独和人群中的孤独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有人人社会和人神社会的区别，宗教社会和非宗教社会的孤独完全不同。人神社会的孤独是在倾诉之后的孤独，而人人社会是没有地方倾诉的孤独。没有地方倾诉的孤独比倾诉之后的孤独更复杂更没有落处。此外，民族地域的不同、人们看待世界态度的不同，也会使孤独的方向不同。如果把哥伦比亚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日常的孤独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它们的孤独特别不一样。哥伦比亚文学的孤独在于本体上，而日常的孤独是孤独在细节上，很多抑郁症都是对于一些心结过不去，我觉得后者更是一种迷人的孤独。
《检察风云》：你说《我叫刘跃进》有受到萨达姆的启发，那么写《一句顶一万句》是否也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或事件，让你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刘震云：那就是我外祖母的叔叔的事情。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对我说的。我外祖母活了95岁了，1900年出生，现在离世也已经14年了。她很早就给我讲过这事，但是5岁时候和50岁以后对这个事的感觉是不同的。现在回想这个故事，它就焕发出另外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和故事本身有所重合，也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个不一样，所以我想重现外祖母叔叔这个人。重现这个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重现这样一种心情，重现这种知心，比重现这种知心更重要的是表现这种不同。原来像我外祖母叔叔这样的人，一辈子从事的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头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盘剥，这种盘剥有物质上的盘剥，也有精神上的盘剥。但是他们的心潮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他们的流浪和漂泊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产生之后，你会特别希望自己能和不同的人在一起聊天，特别想要听他们要告诉你什么。这和刘跃进与萨达姆联系起来是一样一样的。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故乡是丈量世界的标尺
《检察风云》：《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是你的代表作，你写《一句顶一万句》又写到了你的故乡河南延津，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种故土情结？
刘震云：一开始我写作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是写到哪算到哪，也没有很整体地、系统地思考过我、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写过很多系列小说，比如你刚才说的“故乡”系列，然后是“一”字头的系列，比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同时我也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个写官场的人，我写过《官人》《单位》《头人》，后来我看写官场的人特别多，我就不写了。还有一个系列是“我叫×××”，比如《我叫刘跃进》，这个系列我还在继续下去。
我想我的小说不是原来那种从情感角度出发的怀乡小说。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出生在农村是故乡，出生在上海一个里弄里也是故乡，它可以是上海，也可以是北京。但是故乡和故乡是不一样的，故乡是你丈量这个世界的标尺：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爱恨。你刚开始睁开眼睛牙牙学语的时候，故乡就教会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故乡不一样，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在河南的话我们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一大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幽默，不正经说话，常常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来叙述正常的状态，以幽默来化解严肃或严峻。这种化解有时候会影响到人们对河南人的印象。有人说河南人说假话，其实河南人不是说假话，他们平常就有这样的语言习惯，习惯了这样说话。这是因为河南人经受的苦难太多了，面对生活的苦难，化解不了的话，他们就会用一种幽默的状态来说话。这些会影响到写作的态度。有人说我是刘氏幽默，其实也没有什么刘氏幽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积累。
《检察风云》：你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大学生，之前你写过一部中篇《塔铺》，那部小说特别感人。当时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故乡？
刘震云：形式相似。我们当时都非常贫穷。一方面是物质的贫穷，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匮乏。正是因为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匮乏，所以我们才要离开故乡。所以我要一听谁说他对故乡有感情，就觉得特别矫情。你是农村的孩子，既然那么有感情，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有人说故乡啊母亲，我怀念故乡的那棵老槐树，我就觉得矫情，老槐树哪找不到？《塔铺》我写得非常朴实，但是并没有达到我现在追求“不同”的境界。
《检察风云》：吴摩西走出延津，吴摩西这个人名当然会让人联想到《圣经》中走出埃及的摩西，这个人物是否有一定的隐喻性？
刘震云：摩西是《圣经·出埃及记》中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英雄。我的小说中的大标题“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当然也是模仿《圣经》中章节的名称的。我这样来借用，并不是说我倾向于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义。我要表明的是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在有宗教的社会中，除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之外，还有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有了神，所以人有了痛苦、伤心、忧愁需要倾诉或者需要忏悔的话，你就有说话的地方。如果没有，你心中的痛苦忧愁伤心忏悔，只能在人中间找一个知心朋友。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的主题，简单来说就是在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想要找到另一个人说上一句知心话。这件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知心朋友”往往是靠不住的。你会变化，朋友也会变化，生活更会变化，这三点中任何一点发生了变化，都会起化学反应，你就会失去朋友。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没有知己很常见，或者有了好朋友，却动不动就变了心，还有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们都需要说说知心话，遇到天大的事，需要找一个知心朋友来倾诉。不解决问题，它们就憋在你的心里。但是这样知心的话很可能也是非常凶险的，朋友和神不同，朋友变化了，可能就出卖你。
寻找与孤独
《检察风云》：是否到了这个年纪，也有一种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一种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
刘震云：我认为精神寄托不是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有，任何年龄的人都会有，甚至刚生下来的人，也需要有寄托。寄托我觉得有两种，一種是物质的寄托，一种是精神的寄托。凡是有寄托，就要寻找寄托的地方，就像你去火车站或机场，托运行李，总得有那么一个地方。寄托从物质上来讲，刚出生的孩子第一个寄托肯定就是找他母亲的奶头，要寻找母亲。第二种寄托用的是语言，语言表达的是说话者和世界的关系。说话和故乡特别有联系，如果以中国为故乡，你说的肯定是中国话，如果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你肯定以英语、法语或德语为母语。你大了一些之后，你要上学，就要学习知识，这也是一种寻找，寻找陌生。然后每天，你外出的话要寻找公交车吧？刷牙要寻找牙膏吧？要寻找爱情吧？要寻找工作吧？最终的话你要找死吧？找死是句骂人的话，但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检察风云》：金丽红说《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是孤独的，《手机》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最孤独的人其实是刘跃进这样的人，你是否认为吴摩西也是孤独的？对你本人来说，是否也因为内心的孤独而有一种倾诉的欲望？
刘震云：孤独是人类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这个母题会涉及所有人。所有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讲到孤独，往往是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话，孤独是处在高级的精神活动中。高级的孤独状态，当然也会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都是如此。还有一种孤独发生在特殊时期，《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战争时期，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宗教时期，《百年孤独》展现的就是哥伦比亚百年的近代史，而我觉得更大的孤独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芸芸众生中间。这些劳动大众从事的体力劳动越是繁重，精神上的孤独感越是剧烈。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是全面、系统、特别深入地挖掘这种孤独。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的身上，孤独感都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个人的孤独和人群中的孤独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有人人社会和人神社会的区别，宗教社会和非宗教社会的孤独完全不同。人神社会的孤独是在倾诉之后的孤独，而人人社会是没有地方倾诉的孤独。没有地方倾诉的孤独比倾诉之后的孤独更复杂更没有落处。此外，民族地域的不同、人们看待世界态度的不同，也会使孤独的方向不同。如果把哥伦比亚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日常的孤独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它们的孤独特别不一样。哥伦比亚文学的孤独在于本体上，而日常的孤独是孤独在细节上，很多抑郁症都是对于一些心结过不去，我觉得后者更是一种迷人的孤独。
《检察风云》：你说《我叫刘跃进》有受到萨达姆的启发，那么写《一句顶一万句》是否也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或事件，让你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刘震云：那就是我外祖母的叔叔的事情。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对我说的。我外祖母活了95岁了，1900年出生，现在离世也已经14年了。她很早就给我讲过这事，但是5岁时候和50岁以后对这个事的感觉是不同的。现在回想这个故事，它就焕发出另外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和故事本身有所重合，也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个不一样，所以我想重现外祖母叔叔这个人。重现这个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重现这样一种心情，重现这种知心，比重现这种知心更重要的是表现这种不同。原来像我外祖母叔叔这样的人，一辈子从事的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头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盘剥，这种盘剥有物质上的盘剥，也有精神上的盘剥。但是他们的心潮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他们的流浪和漂泊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产生之后，你会特别希望自己能和不同的人在一起聊天，特别想要听他们要告诉你什么。这和刘跃进与萨达姆联系起来是一样一样的。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