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证明，把“韬光养晦”等说成是我们的外交方针、外交政策，效果是不好的。尽力表白和辩解也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外交方面的言行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一两年，国外国内对中国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展开了讨论和争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外交方针政策广为宣传而引起的。
　　一涉及外交领域的什么事，我总会想起周恩来，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成为世界级的外交大师，恐怕确实是太难得了。他离开我们整整36年了，但我们检验一下他生前在外交方面办过的事、说过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高超智慧、深邃思考、远见卓识和缜密严谨。他那一句“外事无小事”让所有外事工作者刻骨铭心、永志不忘。他自己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身体力行者。他本来在外交方面就有深厚的功底，再加如此的工作作风，所以他在外交方面的言行经得起历史检验。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请周恩来前往谈判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就号召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参加讨论，要大家一字一句地认真斟酌，他自己尤其认真精细，说我们搞的这个条约要经得起子孙后代检验。再如，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时，他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再次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这是我们有意通过印度向美国传话。这里的“管”字对中国人来说好懂得很，可是，如果翻译成英文如何，应该怎么翻译才能把我们的真实意思准确地传达给美国人?周恩来事先同翻译浦寿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请看，对这么看似一个具体的技术事项，身为总理的他要同翻译共同研究，处事是多么严谨周密。所以我常想我们这些后人，特别是搞外交的人，应该时时事事向周恩来学习，继承他为我们留下的好传统好作风。
　　邓小平从没有把它们当做外交方针或政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说成了是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而且把它说成这是邓小平的意思。结果引起了很多争议，不但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争论，说外国人歪曲了我们的本意，特别是在翻译成外文时故意往坏里说，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现在先把野心藏起来，等力量强大了再给世界以颜色看。我们中国人自己内部也是争论不休，有的说这是国策，有的说是战略，有的说是方略，有的说是策略，有的说是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有的说是外交战略方针，有的说是外交方针，有的说是外交政策，有的说是外交思想，有的说“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互相矛盾，有的说二者是辩证统一，有的说“韬光养晦”使我们胆小软弱、现在该“有所作为”大显身手了，有的说我们还要坚持“韬光养晦”100年，等等，热闹得很，说什么的都有，媒体、网上有不少这类文章。
　　笔者查了一下《邓小平文选》，发现邓小平本人从没有说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外交方针或外交政策。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就有几十处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而但凡讲到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时，他都有明确的说法，如“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等等。
　　的确，1989年“六·四风波”后，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总之，对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992年4月28日他同身边人员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但邓小平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说这是我们的外交方针或外交政策。
　　效果不好就不宜再到处公开讲
　　既然邓小平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明确说法，而又没有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以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说成是外交方针、政策，为什么我们不按他的说法，而要另作引申?现在证明，把“韬光养晦”等说成是我们的外交方针、外交政策，效果是不好的，连经过几十年努力争取过来的友好国家都对我们产生了新的疑虑和不信任，以至于它们想通过向美国靠拢、拉美国参与南海和亚洲事务而平衡甚至抗衡我们。现在我们在尽力地表白和辩解“韬光养晦”是好意，而不是他们理解的那样，指出是外国人翻译错了，但这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就按我们自己的解释和翻译，同样会引起人家的疑心。当然，引起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担忧有很多因素，不仅仅是这两句话，但将这两句话作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无疑加剧了他国的疑心。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所提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或舍弃一些内容，例如，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过：我们要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与外国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按照这一思想，我们现在强调与其他国家双赢共赢就是很好的，外国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就不怎么提了，而仅仅偶尔说促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因为尽管当时邓小平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但仍然容易引起别国误会，以为我们要把原来的旧秩序全都推翻，而重新再建一套我们主张的新秩序。旧秩序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建立新秩序，但只能在世界各国同意的情况下逐步来，渐变而不是骤变。这些是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楚的，我们现在干脆一般不再讲建立新秩序了，这是正确的。包括邓小平内部说过的“韬光养晦”这些话，如果证明讲出去效果不好，以后就不宜再到处公开讲。特别是把它作为外交方针政策，这是不符合邓小平原意的，不宜再继续向外宣扬。
　　宝贵财富和遗产不能丢
　　外交一直是有台前与幕后之分，有公开与幕后之分，有坦率与含蓄之分，有坚持原则与灵活应变之分，有时候心照不宣，有时候是只做不说，有时候虚与委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千变万化、花样无穷。我们现在的很多说法科学、得体、周密，既符合我们的一贯原则，又能体现当今时代的特点，并且符合外交的规律与惯例，受到外国的欢迎，或者使之没有异议或者不好反对，为什么非要重复那些容易使人起疑心的一二十年以前内部说的老话呢?
　　思考这一问题使我再一次想起了周恩来，他既在宏观上具有雄才大略，又在微观上明察秋毫，所以说话做事十分周密，尤其在外交上，简直是滴水不漏，以至于连毛泽东都说在国际问题上他不如周恩来。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周恩来为我们创造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不能丢。如果用周恩来那种思考和处理外交问题的周密精细来看待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不应该把邓小平说过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轻易加以引申，造成不良影响。
　　我早已建议不要再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挂在嘴上到处去讲。我发现有学者持与我同样的观点。纪念周恩来诞辰104周年之际，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