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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春林相识在青岛海洋大学的一次会议上。那时的春林早已出道，见面前我是读过他的评论文字的，想象中觉得他该是个白面书生，可这次相见，大吃一惊，原来春林相貌高古，一部美髯，平添了多少虎虎英气，本该是个舞枪弄棒的，却偏偏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后来见得多了，觉得春林豪爽畅快，颇有江湖大侠之遗风，再读他的评论文章，细腻中含着刚健雄浑，委婉中见纵横捭阖。而且越写越多，越写越深邃。
“思想在人生边上”是王春林评论张炜《外省书》时的文章题目。他作过这样的解释：“‘思想在人生边上’中的‘思想’一词当作动词解，是一种正在进行时式的‘思想着’或者说‘运思着’的意思。……张炜正是站在时代、社会、人生的边缘处，带着一种深刻的、忧虑着的思想来观照、反省、思考并最终完成了《外省书》这部长篇小说的。”①窃以为，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王春林。王春林也恰恰站在人生的边缘，冷眼看文坛，不谀美，不应景、不合流，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判断，独立地、无所顾忌地“思想着”“运思着”。
一、独立之思
我说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是欲望膨胀时代的独立之思，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王春林的批评主要是跟踪式的批评。他曾对我说，他每年都要自费订十几种文学刊物，他的阅读量大得惊人，举凡当期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他都会一一阅读，然后快速地写出文章。他往往是开“第一枪”的批评家。在作家圈子里，提起王春林，大家几乎都知道。但王春林不写人情文章，不搞“红包”批评，不炒作，不故作惊人语。他真正做到了平静阅读，平心而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河北作家何玉茹写出了长篇小说《葵花》，王春林并不认识她，读到小说后，觉得写得好，便写出一万多字评论文章，直到文章发表后，何玉茹才看到。
对于一些文坛上当红的“大作家”，王春林既敢于说好话，同样也敢于说“坏话”。比如他对张炜的创作，曾连续写出五篇评论文章，加以肯定，但当他看到《刺猬歌》时，王春林根据自己的阅读良心，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写下了《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一文，认为，张炜的《刺猬歌》是一部“自我重复”的作品，“人物形象苍白无力”“语言用力过度”，断言《刺猬歌》没有超越《古船》。王春林说：“与其说《刺猬歌》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充满了哲理思辨色彩的，差不多淬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精神宣言书。”②
对于池莉这样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王春林力排众议，写下了《怎一个“俗”字了得——对池莉小说的一种批判性审视》一文，指出：“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写作诸多特征的形成均与她这种甚为执著的‘媚俗’心理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她值得肯定的艺术优势在此，她必须加以全面反省的艺术缺陷同样在此，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③
评论家李星在批评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文革”时代的政治化模式和消费化时代的商业化模式后，说：“像王春林这样，目无旁骛，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边缘姿态，客观冷静地对最新的作家作品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实在不是很多。所以他的研究、他的声音也就格外可贵，格外值得珍惜。这是一种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完全可以说较少受到目前文化界、文学界商业化、人情风污染和政治权力操弄的声音，是一种清洁的声音，是可以信赖的声音。”④
二、活的文学史
清洁的声音，可信赖的声音，是说王春林的批评不仅是独立之思，而且也是颇有自信的声音。王春林建立在大量阅读基础上的批评，不是孤立的，心血来潮式的批评，而是系统的，连续的，具有史的意义的批评。
系统阅读王春林的批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也即纵横两方面去读。如果把其纵向（历时）联系起来读，实际上构成了某个特定作家的纵向发展史，如果从横向（共时）层面上读，又构成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史。王春林这种追踪式的对单一作品的批评，由于它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部活的当代文学史。比如对王蒙的批评，从1987年开始，直到2009年，王春林一共写了有关王蒙文学创作的评论就有十五篇之多。关于张炜的评论也有五、六篇，另外关于铁凝、方方、李锐、成一、刘醒龙、贾平凹等等当代重要作家作品都有系列的论述。如果把这些文章纵向排列起来，岂不就是这些作家的一个完整鲜活的编年史吗？ 还由于王春林熟悉这些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因此，在后续的批评文章中，王春林往往可以用史的眼光来前瞻和后顾，因而使批评视野开阔，言之有据。在《“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一文中，王春林不断地把《青狐》与“四个季节”系列小说进行对比，认为王蒙“衰年变法”是试图超越“季节系列”小说艺术方式的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并认为《青狐》在结构上超越了“四个季节”系列小说的单一结构，而变为复线结构。王春林认为，王蒙在八十年代的创作，属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到了《青狐》，王蒙的创作演化为了“反现代化叙事”，王春林说：“如果说，1980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可以说，王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击之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叙事’的。”⑤
从横的方面看，王春林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和《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两部书稿中，按照题材类型把自己写就的文章分为了“乡村世界”“历史景观”“知识分子”“现实景观”等等，其实已经具备了史的自觉。同时，王春林还有许多的年度扫描文章，这些文章不是那些大而化之，浮皮潦草的煞有介事的“归纳”，而是在作者长期微观阅读基础上的概括，因而是有根有据的、科学的、可信的。正像王春林自己所言：“根据我的批评体会，我自己的此类批评文字乃是全部建立在对于文本具体而深入解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有以后几部分的文字为切实的例证。虽然不能保证自己对文本有着如吴义勤所要求的‘真知灼见’，但从文本出发，将自己的年度评述文字完全建立在深入细读文本的前提之上，却又确实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存在。就我的理解而言，只要充分地尊重作家的文本个案，一切的概括与分析均着实地依赖于对于文本的细读研究，那么这样一种年度评述的批评文体则也肯定自会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来。”⑥我觉得，这种细读基础上的年度评述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文学史价值，这是在横向比较中产生的阅读感受，不正是文学史的写法吗？ 由此可见，王春林批评的价值正在于他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活的史料，他的批评文字，从共时和历时的交叉层面，为文学史留下了存照。
三、感悟的鲜活与有“我”的批评
王春林的文学批评首先属于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建立在作者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在王春林的批评文章中，我很少看到他以哪个预设的理论来框范作品的现象。我看到的都是他阅读作品之后的非常精细的感悟式描述，以及在这种描述上之上的准确判断。
他这样感受王蒙：“即使就王蒙的一些曾被激烈攻击的思想言论而言，笔者也觉得还有值得辩说之处。虽然在此之前的论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通过王蒙小说文本证实着王蒙的理想主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由于王蒙所经历的人生历程之苦难与坎坷，聪明智慧如王蒙者当然表现出了愈来愈明显的经验主义的思想倾向与色彩。……在这个意义上，既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经验主义者的王蒙其实也并不矛盾。”⑦
对于张炜的《能不忆蜀葵》，春林写道：“如果说在张炜此前的《柏慧》《外省书》等长篇小说中，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而对欲望喧哗着的物质商业主义时代持一种激烈批判与否定态度，那么到了《能不忆蜀葵》中，我们却发现虽然张炜的激情仍然跳跃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他对物质商业时代的态度却明显地理性化了。张炜不再对物质商业时代作一种简单化的拒斥与否定，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带有鲜明理性色彩的审视与质疑。这也就是说，张炜在《能不忆蜀葵》中只是满足于提出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充满物欲喧哗的物质商业时代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的关键问题，而不在像此前的《柏慧》《外省书》那样，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某种确凿无疑的答案。在我看来，这正是与自己此前的一系列小说相比，张炜的《能不忆蜀葵》最值得肯定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⑧
对于贾平凹，王春林在丰富的阅读基础上认为，《废都》和《秦腔》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前者书写知识分子，后者描摹乡土中国。“从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现状那样一种惊人的洞察与穿透而言，贾平凹的《秦腔》的确堪称一部极富思想与艺术勇气的决绝之作。”⑨
我觉得，王春林的文学批评的感悟深度，还在于他对作品全身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射。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评论，是葆有激情的“我”的“感悟”。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入进作品，使得王春林的批评文字饱满而坚硬。我注意到王春林在他的第一部评论集的后记里，曾把自己特定夏天的经历，纳入到对《废都》《柏慧》的阅读感受中。“书斋中的我们并不知道物欲世界的奥秘，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只是一种纯洁可爱到连‘堕落’都不会‘堕落’了的怪物。我们所蒙受的只能是欺骗、歧视与可怕的羞辱，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郁达夫笔下的沉沦者的无奈与悲哀，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的无助与颓废，体验到了文人处境的可怜与尴尬，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悲凉。”⑩“《柏慧》是一部启示录式的作品，它给我的启示意义十分重大。这种启示在于，尽管我在现实中会经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夏夜的遭遇，有种种强烈悲壮的牺牲体验，但精神的纯粹却依然是十分可贵的。对于一个文人（知识分子）而言，葆有这样一种精神世界的超验追求是极为至关重要的。”？輥？輯？訛这样的具有深切生命体验的感悟，在王春林的许多批评文章中可谓比比皆是。
四、方法论与小说观
上面所说的王春林文学批评文章的感悟性，并不是说他的这些批评文章缺少理论性，而是说王春林把理论内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成为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批评眼光。
实际上，王春林的批评也属“学院派”批评，而且是地道的“学院派”批评。本来真正的“学院派”批评也并无大错，我们喜欢活泼灵动的批评，我们同样喜欢真正具有理论含量的批评。但大家却常常诟病的“学院派”批评，主要是由于它那生吞活剥的刻板的理论“夹生饭”的缘故。它的名声，主要是被那些盲目生硬地引用西方理论家的名言警句的“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给败坏的。多年来那些“假洋鬼子”们，实际上属于“二道贩子”甚或“三道贩子”，把西方的所谓理论，一知半解地塞进所谓的学术中，这样的批评其实不应该是真正的“学院派”。我常常说，文学批评有三个层次，一是“猪八戒”的层次，这一层次属于文学表面的纯感悟层次；二是“法宝”的层次，离开“法宝”便无所适从，“法宝”就好比我们对所谓现成“理论”的依赖；第三种层次叫作“孙悟空”的层次，孙悟空不依赖于任何“法宝”，他只需自己的“火眼金睛”，便可以看穿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孙悟空为什么有恁大的本事，一方面属于先天的素质，另一方面也是后天修炼的结果，如果不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孙悟空也不会有“火眼金睛”这种超常的本领。这种“修炼”正是“理论内化”的过程。理论只有经过了内化，才能成为批评者的“火眼金睛”。我也常常说，理论在批评中是“盐”和“水”的关系，盐融化在水中，虽然看到的是水，但决不是原来的水，而是“盐水”了。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业内人士，看不到王春林批评文字中的理论含量，实际上就是没有读懂他的文章。
王春林的涉猎很广，对于西方的许多理论他并不陌生。但他是“活学活用”“化而后用”。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实则“如影随形，无处不有”。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王春林的批评方法基本还是历史和美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说王春林的批评总是具有宏大的社会文化视野，他总是善于将批评对象放进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分析，因而，春林的批评是有根的批评；美学的批评是说王春林的批评是真正文学的批评，他总是善于从文学的肌理和细微的形式层面入手，诸如语言、叙述、结构等等层面展开批评，因而王春林的批评往往很专业，很到位，没有那种凌空蹈虚的感觉。更加可贵的是王春林不拒绝新的批评方法，举凡新的理论方法，王春林都有涉猎。我赞同李星的判断：“王春林的批评仍然是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批评，但他并不拒绝三十年来介绍进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和理论，包括心理学、现代语言学、叙述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等。但可贵的是，他的批评并没有成为名词、概念的大展览，而是紧密贴合实际，取其合理性的内涵，决无生吞活剥的生涩与隔膜。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批评文章是有着充分的自我见解的朴素的批评，是明白晓畅、言能及义的批评，既无云山雾罩的玄虚，也无装腔作势的深刻。王春林是一个当代文学认真的研究者、参与者、对话者，有着学人的严谨与虚怀，所以他从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独断和霸道。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要向他学习的地方。”？輥？輰？訛 另外，我非常欣赏王春林的小说观。他在《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观：“首先需要澄清小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情形来看，小说其实是一个与世俗生活存在着紧密联系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也完全可以说，小说就是关乎于世俗生活的一种技艺。”？輥？輱？訛王春林在此，追根溯源，澄清了小说来源于世俗生活这样一个事实。不过，五四时期，由于启蒙的缘故，小说开始脱离世俗，而成为高蹈的精神启蒙的武器。然而，“小说必须首先是‘小说’，而不能够将小说干脆就变成一种关乎于精神或者思想的‘大说’。比如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由形而下的世俗世界与形而上的精神思考融合而成的杰出长篇小说。其中，形而下的世俗世界，就是指曹雪芹以极大的叙事耐心，对于贾府的日常世俗生活进行了十分细腻的精心描绘。真可谓琐屑到了极点，但也真实到了极致，给读者以一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形而上的精神思考，就是指在所谓的‘太虚幻境’或者‘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此类神话传说中，寄寓传达出的一种神秘玄虚的哲理内涵。虽然后者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但构成小说主体的很显然只能是前者，是那个形而下的世俗世界。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舍弃了后者，那么，尽管《红楼梦》的艺术品格肯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伤害，但它毕竟还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优秀的写实小说。然而，如果舍弃了前者，那么，《红楼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作为一部小说的基础。”？輥？輲？訛在这里，王春林肯定了小说的世俗写实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小说的形而上品质。这就是说，好的小说应该是世俗性与形而上性的有机统一。这些观点，我是深以为然的。近些年，我也在不断思考着小说的性质和观念问题。我曾在一些地方提出过好的小说应该“现场感与超越感的有机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先锋小说滥觞地把“展示”变为主观“讲述”的所谓叙述崇拜式的实验。先锋小说的讲述，加强了小说文本的“虚拟性和超越性”，是对此前小说过分写实的一种反拨。然而，后来这种叙述方式蔚然成风，成为后续写作者争相仿效的样板，许多小说满篇“讲述”，现场感严重缺失，变成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现场感缺失，就是一种失真。格非曾在某个地方说过：“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的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輥？輳？訛“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輥？輴？訛格非在这里所说的表现“器物”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作家生处理活经验的功力，就是现场感。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不熟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也不做案头和田野工作，只是靠想象和猜测来臆想当时的生活场景，古人的生活起居、服饰器物谁人敢于细致的描摹？结果只有靠议论和讲说来搪塞敷衍，历史的生活场景成为今人假扮的木偶，作品的现场感严重失实。这就是我呼唤现场感与超越感有机统一的初衷。我的这一呼唤，与王春林所说的世俗感与形而上感其实是一致的。很显然，王春林以这样的小说观来衡量评价张炜的《刺猬歌》并对之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还是有其针对性的。
注释：
①王春林：《思想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
②？輥？輱？訛？輥？輲？訛王春林：《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③王春林：《池莉小说的艺术缺陷》，见《与魔鬼下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④？輥？輰？訛李星：《清洁的声音》，《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⑤王春林：《“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新世纪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⑥王春林：《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⑦王春林：《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对王蒙的一种理解》，《思想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⑧王春林：《直面历史与伦理的冲突——评张炜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9-80页。
⑨王春林：《乡村世界的凋敝与传统文化的挽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⑩？輥？輯？訛王春林：《感觉夏天（代后记）》，《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96年版。
？輥？輳？訛？輥？輴？訛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思想在人生边上”是王春林评论张炜《外省书》时的文章题目。他作过这样的解释：“‘思想在人生边上’中的‘思想’一词当作动词解，是一种正在进行时式的‘思想着’或者说‘运思着’的意思。……张炜正是站在时代、社会、人生的边缘处，带着一种深刻的、忧虑着的思想来观照、反省、思考并最终完成了《外省书》这部长篇小说的。”①窃以为，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王春林。王春林也恰恰站在人生的边缘，冷眼看文坛，不谀美，不应景、不合流，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判断，独立地、无所顾忌地“思想着”“运思着”。
一、独立之思
我说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是欲望膨胀时代的独立之思，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王春林的批评主要是跟踪式的批评。他曾对我说，他每年都要自费订十几种文学刊物，他的阅读量大得惊人，举凡当期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他都会一一阅读，然后快速地写出文章。他往往是开“第一枪”的批评家。在作家圈子里，提起王春林，大家几乎都知道。但王春林不写人情文章，不搞“红包”批评，不炒作，不故作惊人语。他真正做到了平静阅读，平心而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河北作家何玉茹写出了长篇小说《葵花》，王春林并不认识她，读到小说后，觉得写得好，便写出一万多字评论文章，直到文章发表后，何玉茹才看到。
对于一些文坛上当红的“大作家”，王春林既敢于说好话，同样也敢于说“坏话”。比如他对张炜的创作，曾连续写出五篇评论文章，加以肯定，但当他看到《刺猬歌》时，王春林根据自己的阅读良心，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写下了《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一文，认为，张炜的《刺猬歌》是一部“自我重复”的作品，“人物形象苍白无力”“语言用力过度”，断言《刺猬歌》没有超越《古船》。王春林说：“与其说《刺猬歌》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充满了哲理思辨色彩的，差不多淬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精神宣言书。”②
对于池莉这样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王春林力排众议，写下了《怎一个“俗”字了得——对池莉小说的一种批判性审视》一文，指出：“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写作诸多特征的形成均与她这种甚为执著的‘媚俗’心理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她值得肯定的艺术优势在此，她必须加以全面反省的艺术缺陷同样在此，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③
评论家李星在批评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文革”时代的政治化模式和消费化时代的商业化模式后，说：“像王春林这样，目无旁骛，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边缘姿态，客观冷静地对最新的作家作品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实在不是很多。所以他的研究、他的声音也就格外可贵，格外值得珍惜。这是一种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完全可以说较少受到目前文化界、文学界商业化、人情风污染和政治权力操弄的声音，是一种清洁的声音，是可以信赖的声音。”④
二、活的文学史
清洁的声音，可信赖的声音，是说王春林的批评不仅是独立之思，而且也是颇有自信的声音。王春林建立在大量阅读基础上的批评，不是孤立的，心血来潮式的批评，而是系统的，连续的，具有史的意义的批评。
系统阅读王春林的批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也即纵横两方面去读。如果把其纵向（历时）联系起来读，实际上构成了某个特定作家的纵向发展史，如果从横向（共时）层面上读，又构成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史。王春林这种追踪式的对单一作品的批评，由于它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部活的当代文学史。比如对王蒙的批评，从1987年开始，直到2009年，王春林一共写了有关王蒙文学创作的评论就有十五篇之多。关于张炜的评论也有五、六篇，另外关于铁凝、方方、李锐、成一、刘醒龙、贾平凹等等当代重要作家作品都有系列的论述。如果把这些文章纵向排列起来，岂不就是这些作家的一个完整鲜活的编年史吗？ 还由于王春林熟悉这些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因此，在后续的批评文章中，王春林往往可以用史的眼光来前瞻和后顾，因而使批评视野开阔，言之有据。在《“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一文中，王春林不断地把《青狐》与“四个季节”系列小说进行对比，认为王蒙“衰年变法”是试图超越“季节系列”小说艺术方式的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并认为《青狐》在结构上超越了“四个季节”系列小说的单一结构，而变为复线结构。王春林认为，王蒙在八十年代的创作，属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到了《青狐》，王蒙的创作演化为了“反现代化叙事”，王春林说：“如果说，1980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可以说，王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击之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叙事’的。”⑤
从横的方面看，王春林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和《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两部书稿中，按照题材类型把自己写就的文章分为了“乡村世界”“历史景观”“知识分子”“现实景观”等等，其实已经具备了史的自觉。同时，王春林还有许多的年度扫描文章，这些文章不是那些大而化之，浮皮潦草的煞有介事的“归纳”，而是在作者长期微观阅读基础上的概括，因而是有根有据的、科学的、可信的。正像王春林自己所言：“根据我的批评体会，我自己的此类批评文字乃是全部建立在对于文本具体而深入解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有以后几部分的文字为切实的例证。虽然不能保证自己对文本有着如吴义勤所要求的‘真知灼见’，但从文本出发，将自己的年度评述文字完全建立在深入细读文本的前提之上，却又确实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存在。就我的理解而言，只要充分地尊重作家的文本个案，一切的概括与分析均着实地依赖于对于文本的细读研究，那么这样一种年度评述的批评文体则也肯定自会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来。”⑥我觉得，这种细读基础上的年度评述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文学史价值，这是在横向比较中产生的阅读感受，不正是文学史的写法吗？ 由此可见，王春林批评的价值正在于他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活的史料，他的批评文字，从共时和历时的交叉层面，为文学史留下了存照。
三、感悟的鲜活与有“我”的批评
王春林的文学批评首先属于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建立在作者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在王春林的批评文章中，我很少看到他以哪个预设的理论来框范作品的现象。我看到的都是他阅读作品之后的非常精细的感悟式描述，以及在这种描述上之上的准确判断。
他这样感受王蒙：“即使就王蒙的一些曾被激烈攻击的思想言论而言，笔者也觉得还有值得辩说之处。虽然在此之前的论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通过王蒙小说文本证实着王蒙的理想主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由于王蒙所经历的人生历程之苦难与坎坷，聪明智慧如王蒙者当然表现出了愈来愈明显的经验主义的思想倾向与色彩。……在这个意义上，既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经验主义者的王蒙其实也并不矛盾。”⑦
对于张炜的《能不忆蜀葵》，春林写道：“如果说在张炜此前的《柏慧》《外省书》等长篇小说中，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而对欲望喧哗着的物质商业主义时代持一种激烈批判与否定态度，那么到了《能不忆蜀葵》中，我们却发现虽然张炜的激情仍然跳跃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他对物质商业时代的态度却明显地理性化了。张炜不再对物质商业时代作一种简单化的拒斥与否定，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带有鲜明理性色彩的审视与质疑。这也就是说，张炜在《能不忆蜀葵》中只是满足于提出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充满物欲喧哗的物质商业时代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的关键问题，而不在像此前的《柏慧》《外省书》那样，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某种确凿无疑的答案。在我看来，这正是与自己此前的一系列小说相比，张炜的《能不忆蜀葵》最值得肯定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⑧
对于贾平凹，王春林在丰富的阅读基础上认为，《废都》和《秦腔》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前者书写知识分子，后者描摹乡土中国。“从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现状那样一种惊人的洞察与穿透而言，贾平凹的《秦腔》的确堪称一部极富思想与艺术勇气的决绝之作。”⑨
我觉得，王春林的文学批评的感悟深度，还在于他对作品全身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射。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评论，是葆有激情的“我”的“感悟”。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入进作品，使得王春林的批评文字饱满而坚硬。我注意到王春林在他的第一部评论集的后记里，曾把自己特定夏天的经历，纳入到对《废都》《柏慧》的阅读感受中。“书斋中的我们并不知道物欲世界的奥秘，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只是一种纯洁可爱到连‘堕落’都不会‘堕落’了的怪物。我们所蒙受的只能是欺骗、歧视与可怕的羞辱，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郁达夫笔下的沉沦者的无奈与悲哀，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的无助与颓废，体验到了文人处境的可怜与尴尬，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悲凉。”⑩“《柏慧》是一部启示录式的作品，它给我的启示意义十分重大。这种启示在于，尽管我在现实中会经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夏夜的遭遇，有种种强烈悲壮的牺牲体验，但精神的纯粹却依然是十分可贵的。对于一个文人（知识分子）而言，葆有这样一种精神世界的超验追求是极为至关重要的。”？輥？輯？訛这样的具有深切生命体验的感悟，在王春林的许多批评文章中可谓比比皆是。
四、方法论与小说观
上面所说的王春林文学批评文章的感悟性，并不是说他的这些批评文章缺少理论性，而是说王春林把理论内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成为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批评眼光。
实际上，王春林的批评也属“学院派”批评，而且是地道的“学院派”批评。本来真正的“学院派”批评也并无大错，我们喜欢活泼灵动的批评，我们同样喜欢真正具有理论含量的批评。但大家却常常诟病的“学院派”批评，主要是由于它那生吞活剥的刻板的理论“夹生饭”的缘故。它的名声，主要是被那些盲目生硬地引用西方理论家的名言警句的“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给败坏的。多年来那些“假洋鬼子”们，实际上属于“二道贩子”甚或“三道贩子”，把西方的所谓理论，一知半解地塞进所谓的学术中，这样的批评其实不应该是真正的“学院派”。我常常说，文学批评有三个层次，一是“猪八戒”的层次，这一层次属于文学表面的纯感悟层次；二是“法宝”的层次，离开“法宝”便无所适从，“法宝”就好比我们对所谓现成“理论”的依赖；第三种层次叫作“孙悟空”的层次，孙悟空不依赖于任何“法宝”，他只需自己的“火眼金睛”，便可以看穿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孙悟空为什么有恁大的本事，一方面属于先天的素质，另一方面也是后天修炼的结果，如果不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孙悟空也不会有“火眼金睛”这种超常的本领。这种“修炼”正是“理论内化”的过程。理论只有经过了内化，才能成为批评者的“火眼金睛”。我也常常说，理论在批评中是“盐”和“水”的关系，盐融化在水中，虽然看到的是水，但决不是原来的水，而是“盐水”了。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业内人士，看不到王春林批评文字中的理论含量，实际上就是没有读懂他的文章。
王春林的涉猎很广，对于西方的许多理论他并不陌生。但他是“活学活用”“化而后用”。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实则“如影随形，无处不有”。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王春林的批评方法基本还是历史和美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说王春林的批评总是具有宏大的社会文化视野，他总是善于将批评对象放进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分析，因而，春林的批评是有根的批评；美学的批评是说王春林的批评是真正文学的批评，他总是善于从文学的肌理和细微的形式层面入手，诸如语言、叙述、结构等等层面展开批评，因而王春林的批评往往很专业，很到位，没有那种凌空蹈虚的感觉。更加可贵的是王春林不拒绝新的批评方法，举凡新的理论方法，王春林都有涉猎。我赞同李星的判断：“王春林的批评仍然是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批评，但他并不拒绝三十年来介绍进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和理论，包括心理学、现代语言学、叙述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等。但可贵的是，他的批评并没有成为名词、概念的大展览，而是紧密贴合实际，取其合理性的内涵，决无生吞活剥的生涩与隔膜。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批评文章是有着充分的自我见解的朴素的批评，是明白晓畅、言能及义的批评，既无云山雾罩的玄虚，也无装腔作势的深刻。王春林是一个当代文学认真的研究者、参与者、对话者，有着学人的严谨与虚怀，所以他从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独断和霸道。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要向他学习的地方。”？輥？輰？訛 另外，我非常欣赏王春林的小说观。他在《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观：“首先需要澄清小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情形来看，小说其实是一个与世俗生活存在着紧密联系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也完全可以说，小说就是关乎于世俗生活的一种技艺。”？輥？輱？訛王春林在此，追根溯源，澄清了小说来源于世俗生活这样一个事实。不过，五四时期，由于启蒙的缘故，小说开始脱离世俗，而成为高蹈的精神启蒙的武器。然而，“小说必须首先是‘小说’，而不能够将小说干脆就变成一种关乎于精神或者思想的‘大说’。比如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由形而下的世俗世界与形而上的精神思考融合而成的杰出长篇小说。其中，形而下的世俗世界，就是指曹雪芹以极大的叙事耐心，对于贾府的日常世俗生活进行了十分细腻的精心描绘。真可谓琐屑到了极点，但也真实到了极致，给读者以一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形而上的精神思考，就是指在所谓的‘太虚幻境’或者‘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此类神话传说中，寄寓传达出的一种神秘玄虚的哲理内涵。虽然后者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但构成小说主体的很显然只能是前者，是那个形而下的世俗世界。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舍弃了后者，那么，尽管《红楼梦》的艺术品格肯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伤害，但它毕竟还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优秀的写实小说。然而，如果舍弃了前者，那么，《红楼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作为一部小说的基础。”？輥？輲？訛在这里，王春林肯定了小说的世俗写实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小说的形而上品质。这就是说，好的小说应该是世俗性与形而上性的有机统一。这些观点，我是深以为然的。近些年，我也在不断思考着小说的性质和观念问题。我曾在一些地方提出过好的小说应该“现场感与超越感的有机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先锋小说滥觞地把“展示”变为主观“讲述”的所谓叙述崇拜式的实验。先锋小说的讲述，加强了小说文本的“虚拟性和超越性”，是对此前小说过分写实的一种反拨。然而，后来这种叙述方式蔚然成风，成为后续写作者争相仿效的样板，许多小说满篇“讲述”，现场感严重缺失，变成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现场感缺失，就是一种失真。格非曾在某个地方说过：“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的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輥？輳？訛“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輥？輴？訛格非在这里所说的表现“器物”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作家生处理活经验的功力，就是现场感。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不熟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也不做案头和田野工作，只是靠想象和猜测来臆想当时的生活场景，古人的生活起居、服饰器物谁人敢于细致的描摹？结果只有靠议论和讲说来搪塞敷衍，历史的生活场景成为今人假扮的木偶，作品的现场感严重失实。这就是我呼唤现场感与超越感有机统一的初衷。我的这一呼唤，与王春林所说的世俗感与形而上感其实是一致的。很显然，王春林以这样的小说观来衡量评价张炜的《刺猬歌》并对之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还是有其针对性的。
注释：
①王春林：《思想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
②？輥？輱？訛？輥？輲？訛王春林：《空洞苍白的自我重复——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批判》，《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③王春林：《池莉小说的艺术缺陷》，见《与魔鬼下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④？輥？輰？訛李星：《清洁的声音》，《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序》，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⑤王春林：《“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新世纪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⑥王春林：《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⑦王春林：《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对王蒙的一种理解》，《思想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⑧王春林：《直面历史与伦理的冲突——评张炜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9-80页。
⑨王春林：《乡村世界的凋敝与传统文化的挽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⑩？輥？輯？訛王春林：《感觉夏天（代后记）》，《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96年版。
？輥？輳？訛？輥？輴？訛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