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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车祸：牛车失控轧人
车祸猛于虎也，而古代也有交通事故，当然古代绝对没有汽车，但人仰马翻的交通事故却是时有发生，先来看看唐代的车祸。
公元762 年的6月，天气已经很热。有个百姓叫史拂，他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女儿想子都只有八岁。两个孩子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路旁一边乘凉，一边高兴地玩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
康失芬是一名来自处蜜部落（粟特人）的雇工，工作是驾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
当康失芬从城外返回行走到张游鹤的店前时，牛车突然狂奔起来，把两个孩子轧伤了。金儿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破碎，性命难保。想子也有生命之忧，因为她的腰骨损折。这可是重大交通事故，这一事故会怎么处理呢？
两位被轧伤孩童的家长随后所采取的方法，跟我们现代人所遇类似情况时如出一辙：打官司。
先是史拂向官府提交的呈词，说明自己儿子被牛车轧伤的事实，要求官府予以处理，然后是曹没冒的呈词，意思与史拂一样。接下去，官府开始案件调查。
调查清楚后，康失芬表示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最后官府同意取保，将康失芬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
驾车伤人，唐朝法律有处罚规定。在最具权威的法典，唐太宗时期由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其中规定：“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的，参照斗殴伤人之罪处理，但是处刑减少一等量刑。”
但伤势尚未确定时，要先采取一个措施，在唐代的司法中，这叫作保辜，也就是先将犯人取保，好给受害人去治病。
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的最后处理正是“保辜”。这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因为伤害已经形成但没有形成最终后果，所以保留罪名，先行医药治疗，一定期限之后，再行量刑处理。
车马“超速”致人死亡，以过失杀人罪论处
历代王朝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底下鼓捣点儿事，都实行了相当严格的宵禁政策。唐代法律严厉禁止官员、百姓夜间出行，对于都城的管理尤为严格。长孙无忌编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犯夜”条记载，有敢半夜出门的，打二十个板子。
但是过去也没有钟表，怎么才算夜间呢？是傍晚，还是深夜？这个是有规定的，要以开闭城门为准，过去首都的城门到了晚上是要关闭的。城门开的时候，敲一阵鼓，关的时候再敲一阵。这期间如果有人还敢在街上溜达，那就得挨板子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行人半夜被巡夜的人抓了个现行，这个人还是个政府机关的小官，说自己有公事想要早早去工作，所以才犯禁的。但是这个小官最后还是被打了板子，为什么呢？判词里说：你有公事应该早起，可没让你不睡觉。再说了衙门上班的时间都是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你这样照样打屁股，以儆效尤。
过去也有人“当街飙车”什么的，这个历代法律都规定要重罚。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的处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
如果造成人员死亡的，那么就以过失杀人罪论处。造成牲畜财产损失的，都要赔偿。
唐朝还对超载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唐朝没有大客车，但是有客船。唐朝對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都規定了具体的超载的处罚，比如超了五十斤的货物，或者一个人的，那就要打船主五十板子。如果超了一百斤或者两个人的，那就要打一百板子，以此类推。如果再严重了，那就处有期徒刑两年。这说明咱们现在重视的事，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
打屁股的惩罚一直延续到清朝。《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3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驾马车得有“驾照”，技术不过关要受罚
古人还有一点也特别有意思，那就是驾马车的人，必须也要持证上岗，就跟现在司机得有驾驶证一样。秦朝时期的《除吏律》规定：“御人”（即驾驶员）技术四次不过关，撤销驾驶资格，罚四年徭役并处罚金。
到了汉代，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更重法制，不仅法律条文明确具体，而且执法极严，即使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违犯法规也照章惩罚。汉馆陶公主因违反行车规定，所乘车马“尽劾没入官”。丞相孔光的属官犯禁“行驰道中央”，被谏议大夫鲍宣拘留，汉哀帝听到后说：“人臣当如是矣！”唐代“贞观之治”，政清民和，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全国交通运输坚持法治，秩序井然，道路治安情况极为良好。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
可见，这个道路安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来左去右”的规定早在唐代就有
我国现在交通行驶法则是“来左去右”，即不论是顺着马路行驶，还是沿着街巷步行，都是靠右行，谁要是反其向而行之，往往要自讨苦吃；如果有两个人正面相遇，彼此大多会心照不宣向右避让。这些都是老少皆知的。
其实，这个规定，在唐朝时就有了。唐朝是我国古代陆路和水路发展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行走在规模空前的长安街市，还是漫步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山乡，都有行色匆匆赶路的人群，而与路相伴生的各种交通规则的诞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交通立法的先河。
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由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行人“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即进城门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交通规则。这项“来左去右”的制度首先是在首都长安施行的。
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先秦古籍《考工记》载：首都的三道门，都有三条道，男的从右边走、女的从左边走，车从中间走。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工程方面的事记录，对于交通规则的记载不全面，而且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所以当时的中国各地没有个统一的行走标准。行走法是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缓慢而曲折地形成的。
到了宋朝，“来左去右”还仅限于城门关卡处，街上行人走路仍无左右之分，但对行驶又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作为交通法则公布。宋朝以后到近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国家和区域相对过去更加趋向统一，经济、交通也逐步繁荣发达，所以行驶规则在社会中也显得更加重要。
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式的，于是靠右行驶就变成了靠左行驶。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得从左方加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彭城晚报》2015.4.27、《鹤壁日报》2016.12.1）
车祸猛于虎也，而古代也有交通事故，当然古代绝对没有汽车，但人仰马翻的交通事故却是时有发生，先来看看唐代的车祸。
公元762 年的6月，天气已经很热。有个百姓叫史拂，他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女儿想子都只有八岁。两个孩子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路旁一边乘凉，一边高兴地玩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
康失芬是一名来自处蜜部落（粟特人）的雇工，工作是驾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
当康失芬从城外返回行走到张游鹤的店前时，牛车突然狂奔起来，把两个孩子轧伤了。金儿伤势严重，腰部以下的骨头全部破碎，性命难保。想子也有生命之忧，因为她的腰骨损折。这可是重大交通事故，这一事故会怎么处理呢？
两位被轧伤孩童的家长随后所采取的方法，跟我们现代人所遇类似情况时如出一辙：打官司。
先是史拂向官府提交的呈词，说明自己儿子被牛车轧伤的事实，要求官府予以处理，然后是曹没冒的呈词，意思与史拂一样。接下去，官府开始案件调查。
调查清楚后，康失芬表示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最后官府同意取保，将康失芬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
驾车伤人，唐朝法律有处罚规定。在最具权威的法典，唐太宗时期由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其中规定：“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的，参照斗殴伤人之罪处理，但是处刑减少一等量刑。”
但伤势尚未确定时，要先采取一个措施，在唐代的司法中，这叫作保辜，也就是先将犯人取保，好给受害人去治病。
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的最后处理正是“保辜”。这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因为伤害已经形成但没有形成最终后果，所以保留罪名，先行医药治疗，一定期限之后，再行量刑处理。
车马“超速”致人死亡，以过失杀人罪论处
历代王朝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底下鼓捣点儿事，都实行了相当严格的宵禁政策。唐代法律严厉禁止官员、百姓夜间出行，对于都城的管理尤为严格。长孙无忌编的《唐律疏议》卷二十六“犯夜”条记载，有敢半夜出门的，打二十个板子。
但是过去也没有钟表，怎么才算夜间呢？是傍晚，还是深夜？这个是有规定的，要以开闭城门为准，过去首都的城门到了晚上是要关闭的。城门开的时候，敲一阵鼓，关的时候再敲一阵。这期间如果有人还敢在街上溜达，那就得挨板子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行人半夜被巡夜的人抓了个现行，这个人还是个政府机关的小官，说自己有公事想要早早去工作，所以才犯禁的。但是这个小官最后还是被打了板子，为什么呢？判词里说：你有公事应该早起，可没让你不睡觉。再说了衙门上班的时间都是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你这样照样打屁股，以儆效尤。
过去也有人“当街飙车”什么的，这个历代法律都规定要重罚。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的处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
如果造成人员死亡的，那么就以过失杀人罪论处。造成牲畜财产损失的，都要赔偿。
唐朝还对超载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唐朝没有大客车，但是有客船。唐朝對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都規定了具体的超载的处罚，比如超了五十斤的货物，或者一个人的，那就要打船主五十板子。如果超了一百斤或者两个人的，那就要打一百板子，以此类推。如果再严重了，那就处有期徒刑两年。这说明咱们现在重视的事，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
打屁股的惩罚一直延续到清朝。《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3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
驾马车得有“驾照”，技术不过关要受罚
古人还有一点也特别有意思，那就是驾马车的人，必须也要持证上岗，就跟现在司机得有驾驶证一样。秦朝时期的《除吏律》规定：“御人”（即驾驶员）技术四次不过关，撤销驾驶资格，罚四年徭役并处罚金。
到了汉代，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更重法制，不仅法律条文明确具体，而且执法极严，即使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违犯法规也照章惩罚。汉馆陶公主因违反行车规定，所乘车马“尽劾没入官”。丞相孔光的属官犯禁“行驰道中央”，被谏议大夫鲍宣拘留，汉哀帝听到后说：“人臣当如是矣！”唐代“贞观之治”，政清民和，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全国交通运输坚持法治，秩序井然，道路治安情况极为良好。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
可见，这个道路安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来左去右”的规定早在唐代就有
我国现在交通行驶法则是“来左去右”，即不论是顺着马路行驶，还是沿着街巷步行，都是靠右行，谁要是反其向而行之，往往要自讨苦吃；如果有两个人正面相遇，彼此大多会心照不宣向右避让。这些都是老少皆知的。
其实，这个规定，在唐朝时就有了。唐朝是我国古代陆路和水路发展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行走在规模空前的长安街市，还是漫步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山乡，都有行色匆匆赶路的人群，而与路相伴生的各种交通规则的诞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交通立法的先河。
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由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行人“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即进城门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交通规则。这项“来左去右”的制度首先是在首都长安施行的。
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先秦古籍《考工记》载：首都的三道门，都有三条道，男的从右边走、女的从左边走，车从中间走。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工程方面的事记录，对于交通规则的记载不全面，而且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所以当时的中国各地没有个统一的行走标准。行走法是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缓慢而曲折地形成的。
到了宋朝，“来左去右”还仅限于城门关卡处，街上行人走路仍无左右之分，但对行驶又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作为交通法则公布。宋朝以后到近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国家和区域相对过去更加趋向统一，经济、交通也逐步繁荣发达，所以行驶规则在社会中也显得更加重要。
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式的，于是靠右行驶就变成了靠左行驶。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得从左方加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彭城晚报》2015.4.27、《鹤壁日报》20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