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百度搜索“乡村传播学”，得到的结果多与李红艳和她的同事的研究有关。自从2005年回国进入中国农业大学，“海归”博士李红艳迅速成为“乡村传播”这个新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2010年初，李红艳的著作《乡村传播学》顺利出版，这不仅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乡村传播学理论的著作，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占中国大半的乡村地区和广大农民将不再是中国传播学的盲点。
　　为了进一步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李红艳不仅在实名博客中分享了乡村传播学的相关论文和随笔，而且早在2008年5月就创建了中国乡村传播网。
　　目前，李红艳及其团队研究的乡村传播不止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也涉及人际的传播和交流——包括乡村社会内的人际交流和乡村城市之间的交流，这也部分打破了传播学研究局限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局面。
　　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巨大文化差异。信息的不对称、知沟的扩大、文化心理的偏见等“传播断裂”的现象显然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作为一门偏重于应用的社会科学，传播学诞生晚（20世纪中期），传入中国更晚（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在引进、消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切入机会和应用模式，但大多忽略了农村地区的传播形态。因此，传播学的发展一直以城市为中心，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事实上，乡村传播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得到重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将新技术、新产品在乡村社会中加以普及。随着美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话题，因此，乡村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便逐步减退，研究本身也终从热点归于平淡。
　　李红艳认为，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其实用性和经验性的特征，使得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毕竟这是在短时期就可以见效的，而文化概念、人的意识、价值观等则需要漫长的过程。
　　谈及国外乡村传播学研究对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借鉴意义，李红艳表示，一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现实中也很实用，如农业推广体系和诸多我们认为可以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作持续地进行中，这些都是自 然而然的发展中的现象，与政府行为体制、政策机制和学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但同时，我们的社会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借鉴毕竟只是借鉴，本土化的民情、乡情和人情还需要细细研究，不能把他们的研究结论完全套用，或者是用来解释现实中诸多乡村社会的现象。
　　在李红艳看来，虽然我们拥有正在蓬勃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正在上升中的农村发展管理学研究等，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心和前沿性的报告日益增多，甚至关于“新”乡土中国的话题也把我们引向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之路上，传播的概念似乎并未被遗忘，但遗憾的是，它只是进入了日常的话语习惯中。
　　如今，随着“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各种话语的焦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农村、农业、农民（三农）的关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发展与城市的融合问题备受瞩目，建立中国式的乡村传播学，开始成为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而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完善乡村传播系统，促进城乡的交流，减小城乡差距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