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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典在一些城市蔓延的时候，人们特别担心疫情扩散到农村。农村的医疗体系太薄弱太脆弱了。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的“卫生事业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的目标。农村卫生资金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非典疫情的蔓延，使得人们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更加关注。那么，如何构建农村医疗安全网呢？中国经济时报最近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邹建锋
农村卫生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记者：人们担心，SARS疫情一旦发展到农村，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救治的问题，因为农村的医疗条件、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对SARS的防护知识和防护条件都无法和城市相比。那么您认为，目前农村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韩俊：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卫生机构服务质量不高，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很多地区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经济效益较差，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卫生人员。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学历和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分别占53％和36％，在贫困地区比例更大，大专学历者比例很低，大学毕业者就更是凤毛麟角。
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必须通过收费弥补服务的成本，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均有趋缓的现象。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反映健康水平改善的最敏感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卫生投入情况，更能反映卫生系统的运行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出现了平台，从1995年的41.6‰下降到2000年的37‰，只下降了8.65％；孕产妇死亡率从1995年的76／10万下降到2000年的69.6／10万，下降了8.42％。农村中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甚至死灰复燃。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造成新的威胁。
记者：农村卫生条件的差距是否与投入不足有关？
韩俊：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即各级政府部门对县及县以下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拨款和补助）严重不足。我国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从绝对量上是逐年增加的，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投入量10年间只增加了48.5％，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人均政府卫生支农资金为5.71元，2000年增加到7.95元，10年间仅增长了39.3％，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5％。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的“卫生事业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的目标。
农村公共卫生机构中，人员经费占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比重越来越高，由1991年的49.35％增长为2000年的88.98％。专项经费所占比重迅猛下降，由16.16％直线下降为1.63％，公务费和业务费所占比重也从34.49％下降为9.38％。农村卫生人力培养费在政府农村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极低，2000年只有1.35％，而且主要用于人员经费。这说明，政府用于农村公共卫生的经费主要用于“养人”。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也逐步加强，表现为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1年～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
记者：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与城市的差距有多大？
韩俊：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1991年～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额中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仅占12.4％。200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医疗费用比重已达到60％以上，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到90％。1990年～2000年，占中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以2000年为例，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农村卫生事业费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仅为32.72％。
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卫生投入
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
记者：最近，为了防止SARS疫情向农村发展，我国政府决定拨付2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医疗设施的改造、扩建和建设。这是否说明政府通过防治SARS增强了对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视程度？
韩俊：为了做好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以完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医疗设施，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等等。这些投入不仅有利于当前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其形成的硬件和软件对于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也是有益的。
从长远看，我们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在总体财政形势好转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形势却令人担忧。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县乡财政持续出现严重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由于县乡财政税源有限，中西部地区县乡政府难以保证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乡镇企业的转制，使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既缺少政府财政的扶持，又难以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卫生事业筹措资金。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政府的财力增长又受到影响，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大幅度下降，支持农村卫生的能力又进一步受到削弱。而税费改革后村庄一级直接向农户集资，必须经过村民投票，而且集资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使得村庄一级卫生筹资能力极其有限。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财政只对本级直属卫生机构的投入负责，中央和省级政府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有限，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目前，在政府实施的农村卫生项目中，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主要为农村卫生“三项建设” 、农村卫生扶贫资金、农村居民食用碘盐投入以及残联农村卫生康复等专项投入。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对预算收支的控制能力，但改革后中央财政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增长非常有限。1991年～2000年10年间，三项建设资金中，中央投资仅占2.85％，省级投资占9.28％，县、乡两级各占15％多一点，卫生机构自筹占42.23％。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30个省、市、区全面推开。
中央已明确要求今后中央及省、市、地、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这是从增量角度增加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要举措。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因此，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卫生筹资机制。为此，需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规范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人口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记者：农村医疗设施是否和其他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一样，既存在投入不足，又存在效率发挥不足的问题？
韩俊：在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同时，整合农村卫生资源，提高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质量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主要是“三项建设”，即对乡镇卫生院、县卫生防疫机构和县妇幼保健机构投入了改造建设资金。
目前虽然房屋设施建起来了，但是由于对乡镇卫生院人员的临床实用技术培训不够，许多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与村卫生室没有差别。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房屋设备的更新、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重一次性投入、轻经常性维护，使农村稀缺的卫生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由于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村卫生室和个体开业医疗点也基本覆盖了绝大部分村庄，当前农民的医疗服务消费行为基本表现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县及县以上医院”。这使得乡镇卫生院房屋设备闲置，资源得不到利用。
适应农民就医行为的这种变化，要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在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发挥职能。许多研究表明，低收入人口、妇女、儿童和老龄人口最常利用的医疗服务是村级服务，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村卫生室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预防保健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等职能，但目前对村级卫生机构几乎没有财政支持。增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卫生室的支持，显然是必须要重新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农村卫生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县乡卫生机构在卫生服务方面职责的相互重叠问题。目前县乡两级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成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如何整合农村卫生筹资机构，使稀缺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也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的“安全网”
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进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不把它变成国家的最高决策，就有可能放任自流。
记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曾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状况如何？
韩俊：农民缺乏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
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目前，受疾病模式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诱导性”保健消费的影响，农民的医疗保健费用急剧上涨。 1991年到2001年，农村卫生费用年均增长12.8％。而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仅为7.7％。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1990年到1999年，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据调查，在贫困农村地区40％～50％应住院而未住院病例是由于经济困难；39％的病例因经济困难自己要求出院，即使是在富裕的农村地区该比例也达到20％～25％。目前，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记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3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市已经积极进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您对这一工作的前景如何看？
韩俊：要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就必须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和需求量大而政府财力有限，短期内难以在农村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疾病威胁主要是重大疾病，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发展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是适应农民要求的。当前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
政府也确实承诺了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大病统筹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农民的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以地方政府的筹资为前提条件，而地方政府的筹资又是以农民的筹资为前提条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地方财政每年人均补贴10元没有太大困难，但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农村人口多，资金的保障是有困难的。个人缴费对低收入农民来讲，也是很沉重的负担。如果中央政府不预先提供新型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实现2010年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大病统筹互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自愿原则。经济发达的农村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障是分离的。逐渐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应当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农村要在短期内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有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会有农民因为疾病而受到贫困威胁。农村是否应该在编织医保制度安全网的同时也营造一些类似福利事业的救助体系？
韩俊：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是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的一项现实工作。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为最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福利性的医疗保障，这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结合起来，在国家扶贫资金总量中逐步加大对卫生扶贫的投入，帮助贫困地区重点解决基础卫生设施建设，改善饮水条件，加强妇幼卫生和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的困难。
记者：最近政府承诺对农民SARS感染者治疗进行补贴，解决了被感染者的经济担忧，但SARS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中国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公共卫生筹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公平性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SARS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农村卫生的重新重视。您对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卫生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局面有何建议？
韩俊：首先，我认为，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其次，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政府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应突出抓好农村公共卫生。这次疫情的爆发，显示出农村应付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弱。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难以有效的解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弱化问题。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界定发展公共卫生的职责。
第三，中国政府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人们对2010年普遍建立大病统筹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也存在疑问。必须在对目前进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实践作出评估的基础上，设计出适应农民需要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最后，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退出，农村卫生完全取决于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自主决策，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十分有限。改进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不把它变成国家的最高决策，就有可能放任自流。当前，迫切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及农村医疗保障状况和农村卫生政策重新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推进农村卫生改革的总体框架。
农村卫生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记者：人们担心，SARS疫情一旦发展到农村，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救治的问题，因为农村的医疗条件、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对SARS的防护知识和防护条件都无法和城市相比。那么您认为，目前农村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韩俊：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卫生机构服务质量不高，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很多地区乡村卫生服务机构设施条件差，经济效益较差，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卫生人员。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学历和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分别占53％和36％，在贫困地区比例更大，大专学历者比例很低，大学毕业者就更是凤毛麟角。
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许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必须通过收费弥补服务的成本，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均有趋缓的现象。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反映健康水平改善的最敏感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卫生投入情况，更能反映卫生系统的运行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出现了平台，从1995年的41.6‰下降到2000年的37‰，只下降了8.65％；孕产妇死亡率从1995年的76／10万下降到2000年的69.6／10万，下降了8.42％。农村中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甚至死灰复燃。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造成新的威胁。
记者：农村卫生条件的差距是否与投入不足有关？
韩俊：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即各级政府部门对县及县以下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拨款和补助）严重不足。我国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从绝对量上是逐年增加的，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投入量10年间只增加了48.5％，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1年人均政府卫生支农资金为5.71元，2000年增加到7.95元，10年间仅增长了39.3％，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5％。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的“卫生事业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的目标。
农村公共卫生机构中，人员经费占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比重越来越高，由1991年的49.35％增长为2000年的88.98％。专项经费所占比重迅猛下降，由16.16％直线下降为1.63％，公务费和业务费所占比重也从34.49％下降为9.38％。农村卫生人力培养费在政府农村卫生支出中所占比重极低，2000年只有1.35％，而且主要用于人员经费。这说明，政府用于农村公共卫生的经费主要用于“养人”。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也逐步加强，表现为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1年～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
记者：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投入与城市的差距有多大？
韩俊：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1991年～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额中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仅占12.4％。200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医疗费用比重已达到60％以上，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到90％。1990年～2000年，占中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以2000年为例，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农村卫生事业费占全国卫生事业费的比重仅为32.72％。
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卫生投入
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
记者：最近，为了防止SARS疫情向农村发展，我国政府决定拨付2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医疗设施的改造、扩建和建设。这是否说明政府通过防治SARS增强了对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视程度？
韩俊：为了做好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以完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医疗设施，对农民患者一律实行免费医疗，等等。这些投入不仅有利于当前农村的SARS防治工作，其形成的硬件和软件对于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也是有益的。
从长远看，我们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在总体财政形势好转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形势却令人担忧。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县乡财政持续出现严重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由于县乡财政税源有限，中西部地区县乡政府难以保证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乡镇企业的转制，使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既缺少政府财政的扶持，又难以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村卫生事业筹措资金。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政府的财力增长又受到影响，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大幅度下降，支持农村卫生的能力又进一步受到削弱。而税费改革后村庄一级直接向农户集资，必须经过村民投票，而且集资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使得村庄一级卫生筹资能力极其有限。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财政只对本级直属卫生机构的投入负责，中央和省级政府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有限，加剧了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目前，在政府实施的农村卫生项目中，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主要为农村卫生“三项建设” 、农村卫生扶贫资金、农村居民食用碘盐投入以及残联农村卫生康复等专项投入。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对预算收支的控制能力，但改革后中央财政对农村卫生的投入增长非常有限。1991年～2000年10年间，三项建设资金中，中央投资仅占2.85％，省级投资占9.28％，县、乡两级各占15％多一点，卫生机构自筹占42.23％。从2003年开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已在全国30个省、市、区全面推开。
中央已明确要求今后中央及省、市、地、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这是从增量角度增加农村卫生投入的重要举措。应当看到，目前，农村卫生投入的大头在地方政府，由于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保工资都困难，每年对农村卫生增加的投入十分有限。事实证明，如果不对目前的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所提出的所有的农村卫生目标的实现都要大打折扣，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巨大差距就不可能缩小。因此，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卫生筹资机制。为此，需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卫生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规范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人口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记者：农村医疗设施是否和其他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一样，既存在投入不足，又存在效率发挥不足的问题？
韩俊：在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同时，整合农村卫生资源，提高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质量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主要是“三项建设”，即对乡镇卫生院、县卫生防疫机构和县妇幼保健机构投入了改造建设资金。
目前虽然房屋设施建起来了，但是由于对乡镇卫生院人员的临床实用技术培训不够，许多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与村卫生室没有差别。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重房屋设备的更新、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重一次性投入、轻经常性维护，使农村稀缺的卫生资源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由于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村卫生室和个体开业医疗点也基本覆盖了绝大部分村庄，当前农民的医疗服务消费行为基本表现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县及县以上医院”。这使得乡镇卫生院房屋设备闲置，资源得不到利用。
适应农民就医行为的这种变化，要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在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发挥职能。许多研究表明，低收入人口、妇女、儿童和老龄人口最常利用的医疗服务是村级服务，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村卫生室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预防保健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等职能，但目前对村级卫生机构几乎没有财政支持。增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卫生室的支持，显然是必须要重新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农村卫生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县乡卫生机构在卫生服务方面职责的相互重叠问题。目前县乡两级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成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如何整合农村卫生筹资机构，使稀缺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也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的“安全网”
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进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不把它变成国家的最高决策，就有可能放任自流。
记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曾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状况如何？
韩俊：农民缺乏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险机制。改革以前，有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现在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
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目前，受疾病模式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诱导性”保健消费的影响，农民的医疗保健费用急剧上涨。 1991年到2001年，农村卫生费用年均增长12.8％。而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仅为7.7％。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医疗负担相当重。1990年到1999年，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据调查，在贫困农村地区40％～50％应住院而未住院病例是由于经济困难；39％的病例因经济困难自己要求出院，即使是在富裕的农村地区该比例也达到20％～25％。目前，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记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3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市已经积极进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您对这一工作的前景如何看？
韩俊：要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就必须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和需求量大而政府财力有限，短期内难以在农村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疾病威胁主要是重大疾病，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发展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是适应农民要求的。当前要将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互助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
政府也确实承诺了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大病统筹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农民的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以地方政府的筹资为前提条件，而地方政府的筹资又是以农民的筹资为前提条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地方财政每年人均补贴10元没有太大困难，但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农村人口多，资金的保障是有困难的。个人缴费对低收入农民来讲，也是很沉重的负担。如果中央政府不预先提供新型合作医疗的启动资金，实现2010年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大病统筹互助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农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自愿原则。经济发达的农村可以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障是分离的。逐渐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并轨，应当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农村要在短期内建立覆盖面很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有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会有农民因为疾病而受到贫困威胁。农村是否应该在编织医保制度安全网的同时也营造一些类似福利事业的救助体系？
韩俊：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是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的一项现实工作。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为最贫困的农村居民提供一定福利性的医疗保障，这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结合起来，在国家扶贫资金总量中逐步加大对卫生扶贫的投入，帮助贫困地区重点解决基础卫生设施建设，改善饮水条件，加强妇幼卫生和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方面的困难。
记者：最近政府承诺对农民SARS感染者治疗进行补贴，解决了被感染者的经济担忧，但SARS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中国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公共卫生筹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公平性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SARS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农村卫生的重新重视。您对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卫生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局面有何建议？
韩俊：首先，我认为，对农村卫生筹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是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关键是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要进行公平分配，要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其次，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政府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应突出抓好农村公共卫生。这次疫情的爆发，显示出农村应付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弱。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难以有效的解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弱化问题。必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合理界定发展公共卫生的职责。
第三，中国政府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人们对2010年普遍建立大病统筹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也存在疑问。必须在对目前进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实践作出评估的基础上，设计出适应农民需要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最后，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退出，农村卫生完全取决于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自主决策，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十分有限。改进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事，如果不把它变成国家的最高决策，就有可能放任自流。当前，迫切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及农村医疗保障状况和农村卫生政策重新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推进农村卫生改革的总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