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一种游戏。
　　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
　　黑白子，纵横十几道格子，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争斗、悲欢离合。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包含着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围奁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犹如气功，犹如阴阳八卦。
　　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这当然是附会。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这就像一位穷小子，攀上了富亲家，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却又是大为可能的。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几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做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老之“弈”的雏形。
　　围棋本为玩物，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中国的儒士们，一方面慷慨激昂，壮心不已，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怎么办？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玩物”纳入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
　　对围棋实施“招安”战略的始作俑者，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这之前，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孔夫子《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西汉时，围棋被当做“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围棋所具有的平等、竞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而班固，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
　　不过，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共获六篇，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韦大人也确实了得，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义正辞严，拳拳之心天人可鉴。可惜韦大人的努力，终无济于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魏晋南北朝时，竟迎来了中国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这之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脱功利之心。韦曜说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班固则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
　　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嵇康有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棋品序》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