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信息超载。当然，按照互联网布道者克莱·舍基的说法，问题不是出在信息超载，而是“过滤失败”。“如果我们觉得信息不堪重负，那意味着我们的过滤器失效了。解决方法是修复我们的过滤器。”
此前信息和知识的过滤器非常简单有效：有限的物理资源只能分配给有限的信息和知识。人类通过一层一层的筛选机制将那些值得印刷出来的知识变成书籍、杂志和报纸。信息的守门人负责完成这个过程。他们可能是大学教授、训练有素的作家、编辑或记者。这些专业人士负责将所有的信息和知识简化。然后我们通过从中得到启发。
但互联网改变了这种由专业人士来做减法所形成的过滤器。所有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所有人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查阅那些由所有人发布的信息。
当然，互联网也发明了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来帮我们应对信息超载。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是信息超载时代的过滤器。Google、亚马逊、淘宝都是通过算法机制来为我们过滤信息，它们通过各自的算法，让信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以便我们查阅—它们的算法认为它们推荐给我们的排列好的信息正是我们所需；Facebook、Twitter、微博和微信通过社交机制来扮演过滤器，它们奉行的原则是朋友关心的事情也会为我们所关心。
两种过滤器最大的不同是，“现在的过滤器，不再是过滤掉什么东西了。它们是向前过滤，把它们的过滤结果推到最前面。而没能通过过滤器的东西，你也可以在后面看到它们，找到它们”；“过滤器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以前它们是减少信息量，将没有通过过滤的东西隐藏起来，而现在，它们是增加信息量，将整片信息深海展现在我们面前。”
它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好东西实在太多，与之对称的是，不好的东西同样也太多。
信息极大丰富，除了对个体造成信息过载，它的另一个结果是，消除了确定性。在此之前，当我们谈论人类的知识时，我们希冀得到的是一种确定性。我们知道通过求索能够发现某种揭示真相的知识，它确定存在于某个地方，掌握了它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世界。“知识是一个框架，其稳固的根基可以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增加新的东西。”
但这种确定性不复存在。“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如果你尽力去追究一个事实，总会发现有人在反驳它。你想利用事实去支持某个观点，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链接指向那些和你有根本分歧的人。过去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对事实达成一致，继而能达成一个结论，但新的知识媒介正在粉碎这样的乐观。”“知识实体要求并且暗含着永恒性、稳定性和社会忠诚度，而这在互联网上很少甚至丝毫不存在。”戴维·温伯格说。借用后现代理论的名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种烟消云散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的极大丰富。
权威的去魅化是这种烟消云散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在过去，专家为我们带来最为权威的知识。他们是我们争论的裁决者，处在文明系统的金字塔的顶端，也掌握着传播知识的麦克风。当然，这种一对多的传播，也部分因为沟通成本的问题。在过去的媒介状况下，要像今天那样去发掘众人的智慧，成本过高。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主题明确的、结论确定的、带有神秘性因而是不透明的、Guru式的、单向度讲述的、并没有太多嘈杂声音的、不容反驳的专家意见不见了。互联网让发声变得容易，让传播变得容易，让获取信息也变得容易。与此同时，“互联网规模的巨大性也造就了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一群本不相关的人共同解决问题，或者为那些大到任何专家个人都无法解决的议题提供知识资源。”
通过“众包”可以解决此前看来需要集合众多人力、花费巨大成本才可以解决的问题。众包这个词语“适用于描述任何本可能花费高昂、但却由互联网大军无偿或者低价完成的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关心互联网实践的人，你可以举出很多相关例子。从一份英国报纸将文山一般的政府解密文件放到网站上，请所有感兴趣的参与者共同来寻找有用信息，到一家矿业公司调动网络上的群众智慧来为其勘探金矿。当然，“众包”最显赫的成就之一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的确有所谓群体智慧存在，并且能创造出不亚于甚至超出专家意见的成果。
领袖权威也在变化。领导力在很多情况下，变得更为分散，因此也更加灵活。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姆·威尔士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维基百科是互联网文明的产物，而通用电气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作为一家顶级公司，通用电气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决策制度。这套决策制度的最顶层就是CEO。而吉姆·威尔士则是“勉强充当了决策制定者”。在维基百科，是维基百科的用户做出决定，然后整个社区对这个决定进行评估和完善。
另一个成功的群体智慧的产物是开源软件系统Linux。“如果维基百科和Linux依赖的是中央集权的领导力，那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成立得这么快或者发展得这么好。”戴维·温伯格说。这种分散的借助群体的决策有它的优势。一个原因是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分散与不对称，“网络涵盖的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导者所拥有的、能够听到的或者能够处理的范围”。另一个原因是，“网络决策能激励人们，层级结构通常压制差异和分歧”。每个分散的信息掌握者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并不能为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事业努力。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群体性的、分散型的网络决策并非总是万无一失。互联网学者卡斯·桑斯坦就曾提出，在网络上，当人们做出选择时，他们趋向于选择那些令他们觉得熟悉、舒服并强化他们既有信念的事物，这是同质性的趋势。“很多人听到最多的，是自己声音的回声，而且比自己的声音还要大。”
网络有时会适得其反，它不会让决策变得更明智，反而会放大偏见，卡斯·桑斯坦称之为“群体极化”：“当人们只与他们所认可的人交流时，他们不仅会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会趋向于选择这些观点中更为极端的观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网络会降低发现和寻找的成本，人们也会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类。它反而会造成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戴维·温伯格并不能提供一种解决“知识危机”的方案。他只是再一次向我们描述了知识本身的变化：它不再是将思想和知识“挤压到一条狭长的小径上，驱使读者沿着这条小径前进”。它更像是一张四处蔓延的网，你连出口都看不到。但是却可以顺着任何一条路径无限延伸，无限链接。
虽然温伯格也感慨说，“比起解决问题，这个时代更擅长搅乱问题。”但是他也认同史蒂芬·平克的观点：“如果电子媒介损害智能，那么科学的质量应该直线下降才是。但是，新发现层出不穷，各种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精神生活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和文化批评主义，也都同样欣欣向荣。”
于是我们只能描述出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一些特点：无比庞大、永远存在分歧、永远不确定、拥有无限链接、极度分散、极度丰富、基本免费；它不再是图书馆，而更像一个播放列表。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而是一条尽头无限的道路。
此前信息和知识的过滤器非常简单有效：有限的物理资源只能分配给有限的信息和知识。人类通过一层一层的筛选机制将那些值得印刷出来的知识变成书籍、杂志和报纸。信息的守门人负责完成这个过程。他们可能是大学教授、训练有素的作家、编辑或记者。这些专业人士负责将所有的信息和知识简化。然后我们通过从中得到启发。
但互联网改变了这种由专业人士来做减法所形成的过滤器。所有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所有人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查阅那些由所有人发布的信息。
当然，互联网也发明了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来帮我们应对信息超载。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是信息超载时代的过滤器。Google、亚马逊、淘宝都是通过算法机制来为我们过滤信息，它们通过各自的算法，让信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以便我们查阅—它们的算法认为它们推荐给我们的排列好的信息正是我们所需；Facebook、Twitter、微博和微信通过社交机制来扮演过滤器，它们奉行的原则是朋友关心的事情也会为我们所关心。
两种过滤器最大的不同是，“现在的过滤器，不再是过滤掉什么东西了。它们是向前过滤，把它们的过滤结果推到最前面。而没能通过过滤器的东西，你也可以在后面看到它们，找到它们”；“过滤器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以前它们是减少信息量，将没有通过过滤的东西隐藏起来，而现在，它们是增加信息量，将整片信息深海展现在我们面前。”
它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好东西实在太多，与之对称的是，不好的东西同样也太多。
信息极大丰富，除了对个体造成信息过载，它的另一个结果是，消除了确定性。在此之前，当我们谈论人类的知识时，我们希冀得到的是一种确定性。我们知道通过求索能够发现某种揭示真相的知识，它确定存在于某个地方，掌握了它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世界。“知识是一个框架，其稳固的根基可以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增加新的东西。”
但这种确定性不复存在。“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如果你尽力去追究一个事实，总会发现有人在反驳它。你想利用事实去支持某个观点，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链接指向那些和你有根本分歧的人。过去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对事实达成一致，继而能达成一个结论，但新的知识媒介正在粉碎这样的乐观。”“知识实体要求并且暗含着永恒性、稳定性和社会忠诚度，而这在互联网上很少甚至丝毫不存在。”戴维·温伯格说。借用后现代理论的名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这种烟消云散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的极大丰富。
权威的去魅化是这种烟消云散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在过去，专家为我们带来最为权威的知识。他们是我们争论的裁决者，处在文明系统的金字塔的顶端，也掌握着传播知识的麦克风。当然，这种一对多的传播，也部分因为沟通成本的问题。在过去的媒介状况下，要像今天那样去发掘众人的智慧，成本过高。
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主题明确的、结论确定的、带有神秘性因而是不透明的、Guru式的、单向度讲述的、并没有太多嘈杂声音的、不容反驳的专家意见不见了。互联网让发声变得容易，让传播变得容易，让获取信息也变得容易。与此同时，“互联网规模的巨大性也造就了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一群本不相关的人共同解决问题，或者为那些大到任何专家个人都无法解决的议题提供知识资源。”
通过“众包”可以解决此前看来需要集合众多人力、花费巨大成本才可以解决的问题。众包这个词语“适用于描述任何本可能花费高昂、但却由互联网大军无偿或者低价完成的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关心互联网实践的人，你可以举出很多相关例子。从一份英国报纸将文山一般的政府解密文件放到网站上，请所有感兴趣的参与者共同来寻找有用信息，到一家矿业公司调动网络上的群众智慧来为其勘探金矿。当然，“众包”最显赫的成就之一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的确有所谓群体智慧存在，并且能创造出不亚于甚至超出专家意见的成果。
领袖权威也在变化。领导力在很多情况下，变得更为分散，因此也更加灵活。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姆·威尔士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维基百科是互联网文明的产物，而通用电气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作为一家顶级公司，通用电气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决策制度。这套决策制度的最顶层就是CEO。而吉姆·威尔士则是“勉强充当了决策制定者”。在维基百科，是维基百科的用户做出决定，然后整个社区对这个决定进行评估和完善。
另一个成功的群体智慧的产物是开源软件系统Linux。“如果维基百科和Linux依赖的是中央集权的领导力，那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成立得这么快或者发展得这么好。”戴维·温伯格说。这种分散的借助群体的决策有它的优势。一个原因是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分散与不对称，“网络涵盖的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导者所拥有的、能够听到的或者能够处理的范围”。另一个原因是，“网络决策能激励人们，层级结构通常压制差异和分歧”。每个分散的信息掌握者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并不能为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事业努力。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群体性的、分散型的网络决策并非总是万无一失。互联网学者卡斯·桑斯坦就曾提出，在网络上，当人们做出选择时，他们趋向于选择那些令他们觉得熟悉、舒服并强化他们既有信念的事物，这是同质性的趋势。“很多人听到最多的，是自己声音的回声，而且比自己的声音还要大。”
网络有时会适得其反，它不会让决策变得更明智，反而会放大偏见，卡斯·桑斯坦称之为“群体极化”：“当人们只与他们所认可的人交流时，他们不仅会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会趋向于选择这些观点中更为极端的观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网络会降低发现和寻找的成本，人们也会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类。它反而会造成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戴维·温伯格并不能提供一种解决“知识危机”的方案。他只是再一次向我们描述了知识本身的变化：它不再是将思想和知识“挤压到一条狭长的小径上，驱使读者沿着这条小径前进”。它更像是一张四处蔓延的网，你连出口都看不到。但是却可以顺着任何一条路径无限延伸，无限链接。
虽然温伯格也感慨说，“比起解决问题，这个时代更擅长搅乱问题。”但是他也认同史蒂芬·平克的观点：“如果电子媒介损害智能，那么科学的质量应该直线下降才是。但是，新发现层出不穷，各种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精神生活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和文化批评主义，也都同样欣欣向荣。”
于是我们只能描述出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一些特点：无比庞大、永远存在分歧、永远不确定、拥有无限链接、极度分散、极度丰富、基本免费；它不再是图书馆，而更像一个播放列表。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而是一条尽头无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