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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修辞隐喻，语意晦涩，用意让人困惑不解。长期以来批评界一直在尝试各种解释，其中最主要的语言隐喻说。然而，结合卡莱尔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透过语言的隐喻性，就会发现《拼凑的裁缝》的思想主旨相当明确，锋芒直指社会的黑暗、民众的贫困、贵族的腐化、教会的虚伪和盛行的功利主义等问题，而且指出这些都缘于工业革命、政府放任、科技发展和人性异化，并希望通过禁欲主义、重树宗教信仰、工作崇拜、偶发事件、凤凰涅磐等形式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文学教学 《拼凑的裁缝》 主旨解读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国19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具影响力，时至今日，他的作品及其思想仍然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他的《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叙事套叠，迂回曲折；人物神秘莫测，稀奇古怪；行文狂放不羁，冷嘲热讽；遣词造句不合常规，常借用德文语词，辞语隐约，语意晦涩，多采用影射、暗讽、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法。卡莱尔的用意让人困惑不解，100多年来批评界一直在尝试着各种解释，其中最主流的是语言隐喻说。有人认为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具有隐喻性。文字和思想是分离的，文字说的是一回事，表达的思想是另一回事。他是用隐喻的语言表达某种真理。[1]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似乎仅仅是要说明语言的隐喻性以及有限的语言无法最终表达人的思想和无限的真理。然而，结合卡莱尔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透过隐喻的语言和曲折的叙事，登高而观之，显然《拼凑的裁缝》的思想主旨相当明确，锋芒直指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且阐明了个中的原因和提出了解决的措施。
从1814年离开爱丁堡大学到1840年《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出版，卡莱尔生活艰辛，一直为生计奔波在爱丁堡——鹰山——伦敦之间。在此期间，他曾当过数学教师、律师、杂志和词典撰稿人、记者和编译者等。流浪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目睹社会百态，了解社会的黑暗、民众生活的疾苦和上流社会生活的腐败。[2]88对此，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卡莱尔对当时工业社会产生诸多不满。
目睹下层民众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贫困，卡莱尔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同情。他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纺纱工、织布工、漂洗工、染色工、洗衣工以及绞衣工，在阴暗的作坊里将就过日，生活清苦不堪。[3]252-253在反映和同情广大民众疾苦的同时，卡莱尔深刻揭露了贵族阶级生活的腐化，对他们进行嘲讽和蔑视，把他们称为“游手好闲者”和“拜金主义者”。他假托图非斯德吕克之手，为贵族写墓志铭，把他们视为粪土。同样，对教会的虚伪，也给予猛烈的抨击。卡莱尔身处经济社会，从清心寡欲的唯心主义出发，对于功利主义，追求物质利益、追求物质享受、现金联结的行为，他认为这是莫大的悲哀，表示深恶痛绝；对于社会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唯利是图，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等现象，表现出极其的焦虑。[4]139
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工业革命不仅引起大规模生产技术变革，也引起了社会关系大变革，深刻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从社会关系说，它使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就生活观念而言，人们普遍看重个人利益和财富积累，追求物质享受，唯金钱是图，甚至贪得无厌，尔虞我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社会的弊病：政府放任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对社会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致使经济社会秩序混乱，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贵族腐化堕落，教会贪婪虚伪，下层民众生活疾苦，人际关系趋向纯粹的货币关系。他曾把19世纪英国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描述为“现金联结”（cash-nexus）。诚然，在《拼凑的裁缝》中，卡莱尔曾有这样的经历：每当我高兴地付出两便士，禁止通過的路杠便立马抬起，否则关上税收栅栏。[3]238图非斯德吕克的爱情悲剧正是“现金联结”的结果：布鲁敏贪富弃贫，“转身嫁给了某个富人”。
在卡莱尔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由于政府放任，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无限制地畸形发展，机械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人们唯利是图，贪婪腐化，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对此卡莱尔把矛盾指向科学技术。当时的经济学家奉行边沁及其功利主义观，认为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为了幸福快乐，可以各尽所能，不考虑行为动机与手段，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学这种自由放任正是卡莱尔攻击它的原因之一。他指出“经济学把统治者的职责简化到了放任自流的地步。”他指责经济学家只注意经济效益，毫无顾及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致使人行为失范，趋炎附势，虚伪狡诈，专攻骗术。卡莱尔一惯厌恶经济学，不是因为其繁琐的算术，而是因为经济学追求的只是经济利益。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远比经济策略和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卡莱尔还认为科学发展使人异化，人简直成了一种赚钱机械或谋生工具。他把工业化时代称为“机械时代”。他指出：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就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但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他把机械化了的人的精神空虚看成是人类最可怕的危险，揭露了功利主义者所裁剪、编织的华丽“外衣”背后的灵魂的缺席。在《拼凑的裁缝》中，卡莱尔干脆把当时的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深不可测的蒸汽机”。[5]由此看来，卡莱尔并非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科学把人变成了机械。他之所以鄙视科学，另一个原因是科学与神学相背，揭露了神学谎言和愚民伎俩，使人看清了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从而背弃宗教，失去信仰，也失去了道德规范，堕落成为十恶不做的人。另外，卡莱尔认为，科学的应用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着人思想的自由飞翔，造成了人心智分离和脑体分离，失去了想象力、好奇心、上进心、思辨和动手等创造能力，使人有依赖心理，使人变得懒惰和贪图。
关键词：文学教学 《拼凑的裁缝》 主旨解读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是英国19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他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具影响力，时至今日，他的作品及其思想仍然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他的《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叙事套叠，迂回曲折；人物神秘莫测，稀奇古怪；行文狂放不羁，冷嘲热讽；遣词造句不合常规，常借用德文语词，辞语隐约，语意晦涩，多采用影射、暗讽、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法。卡莱尔的用意让人困惑不解，100多年来批评界一直在尝试着各种解释，其中最主流的是语言隐喻说。有人认为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具有隐喻性。文字和思想是分离的，文字说的是一回事，表达的思想是另一回事。他是用隐喻的语言表达某种真理。[1]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似乎仅仅是要说明语言的隐喻性以及有限的语言无法最终表达人的思想和无限的真理。然而，结合卡莱尔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透过隐喻的语言和曲折的叙事，登高而观之，显然《拼凑的裁缝》的思想主旨相当明确，锋芒直指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且阐明了个中的原因和提出了解决的措施。
从1814年离开爱丁堡大学到1840年《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出版，卡莱尔生活艰辛，一直为生计奔波在爱丁堡——鹰山——伦敦之间。在此期间，他曾当过数学教师、律师、杂志和词典撰稿人、记者和编译者等。流浪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目睹社会百态，了解社会的黑暗、民众生活的疾苦和上流社会生活的腐败。[2]88对此，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卡莱尔对当时工业社会产生诸多不满。
目睹下层民众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贫困，卡莱尔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同情。他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纺纱工、织布工、漂洗工、染色工、洗衣工以及绞衣工，在阴暗的作坊里将就过日，生活清苦不堪。[3]252-253在反映和同情广大民众疾苦的同时，卡莱尔深刻揭露了贵族阶级生活的腐化，对他们进行嘲讽和蔑视，把他们称为“游手好闲者”和“拜金主义者”。他假托图非斯德吕克之手，为贵族写墓志铭，把他们视为粪土。同样，对教会的虚伪，也给予猛烈的抨击。卡莱尔身处经济社会，从清心寡欲的唯心主义出发，对于功利主义，追求物质利益、追求物质享受、现金联结的行为，他认为这是莫大的悲哀，表示深恶痛绝；对于社会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唯利是图，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等现象，表现出极其的焦虑。[4]139
卡莱尔写作《拼凑的裁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工业革命不仅引起大规模生产技术变革，也引起了社会关系大变革，深刻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从社会关系说，它使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就生活观念而言，人们普遍看重个人利益和财富积累，追求物质享受，唯金钱是图，甚至贪得无厌，尔虞我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社会的弊病：政府放任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对社会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致使经济社会秩序混乱，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贵族腐化堕落，教会贪婪虚伪，下层民众生活疾苦，人际关系趋向纯粹的货币关系。他曾把19世纪英国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描述为“现金联结”（cash-nexus）。诚然，在《拼凑的裁缝》中，卡莱尔曾有这样的经历：每当我高兴地付出两便士，禁止通過的路杠便立马抬起，否则关上税收栅栏。[3]238图非斯德吕克的爱情悲剧正是“现金联结”的结果：布鲁敏贪富弃贫，“转身嫁给了某个富人”。
在卡莱尔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由于政府放任，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无限制地畸形发展，机械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人们唯利是图，贪婪腐化，道德堕落，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对此卡莱尔把矛盾指向科学技术。当时的经济学家奉行边沁及其功利主义观，认为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为了幸福快乐，可以各尽所能，不考虑行为动机与手段，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学这种自由放任正是卡莱尔攻击它的原因之一。他指出“经济学把统治者的职责简化到了放任自流的地步。”他指责经济学家只注意经济效益，毫无顾及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致使人行为失范，趋炎附势，虚伪狡诈，专攻骗术。卡莱尔一惯厌恶经济学，不是因为其繁琐的算术，而是因为经济学追求的只是经济利益。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远比经济策略和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卡莱尔还认为科学发展使人异化，人简直成了一种赚钱机械或谋生工具。他把工业化时代称为“机械时代”。他指出：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就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但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他把机械化了的人的精神空虚看成是人类最可怕的危险，揭露了功利主义者所裁剪、编织的华丽“外衣”背后的灵魂的缺席。在《拼凑的裁缝》中，卡莱尔干脆把当时的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深不可测的蒸汽机”。[5]由此看来，卡莱尔并非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科学把人变成了机械。他之所以鄙视科学，另一个原因是科学与神学相背，揭露了神学谎言和愚民伎俩，使人看清了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从而背弃宗教，失去信仰，也失去了道德规范，堕落成为十恶不做的人。另外，卡莱尔认为，科学的应用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着人思想的自由飞翔，造成了人心智分离和脑体分离，失去了想象力、好奇心、上进心、思辨和动手等创造能力，使人有依赖心理，使人变得懒惰和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