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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评论家闻名的敬文东是著名诗人张枣的同事和朋友,对当代诗歌、鲁迅研究,他屡有惊人之语,但他不乐于圈内交游。在好奇心的怂恿下,他喜欢跨界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诗人柏桦说,张枣二十出头写出的《灯芯绒的幸福舞蹈》,就足以让他的同行胆寒。那时,令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敬文东幸福的是,他很喜欢张枣的诗,后来也和“巴蜀五君”的其他四人认识,“很可惜,那时张枣已经去了德国,没有机会结缘”。
但缘分终于到来。2005年年底,诗人欧阳江河给已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敬文东打电话,说张枣想回国教书。当时北大想让他去,但张枣不喜欢北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不好玩。“张枣是个爱玩的人,他想到我们学校来,因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众多嘛。”敬文东当时和张枣约在中央民族大学西门见面,那已经是2006年的春天。在西门,敬文东看见有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似乎在等他,就贸然地问:“你是张枣吗?”对方旁边一个男人抢话道:“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就这样,在敬文东的牵线下,定居德国20年的张枣回国落脚于中央民族大学,且和敬文东同一个学院,一个教研室。
敬文东,这位从修习生物学转到修习文学,写诗,同时也是诗歌批评家的学者,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视诗歌为生命的诗人张枣。“事实上张枣在查出病来的前一天还在坚持上课,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都是学生把他扶上去上课。” 张枣在2010年2月26日放疗结束后给敬文东发了短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思想不滑坡。”“他跟我说他肯定可以熬过去,还叫我早点睡觉。”
张枣与国内的诗歌圈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尊张枣为诗歌天才的敬文东一直有着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却与国内诗歌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若即若离,成为以学术持身的敬文东的一种生活态度。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喜欢爱因斯坦、想当物理学家又想当诗人的敬文东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因“对生物学这门伟大的学科毫无兴趣”,于是敬文东天天写诗、抽空去物理系和数学系旁听功课,以至于被他的同学视作不务正业。但不到一学期,他意识到,物理学家的梦想此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成为一个诗人也许还值得一试。“我上大学那个时期,成都是诗歌的圣地,那些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经常在眼前晃荡,他们写下的分行文字让我激动不已,甚至夜不能寐。但我那时十分羞涩,跟大多数只年长我十岁左右的‘第三代诗人’中的各路豪杰都没有任何联系,写诗纯属个人地下行为,只远远打量他们并偷取他们的技艺。”偷偷仰慕,似乎是他保持自尊、维护写作快乐的一种方式。
研究鲁迅,也算敬文东学术批评生涯中的一个意外。在敬文东看来,国内“鲁研界”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弘扬鲁迅,远不如说是在成功地消灭鲁迅”。在一次偶然机会,敬文东得到了书写鲁迅的机会。在《失败的偶像》这部书中,敬文东号称重读了鲁迅。依他观察,许多年来,“鲁研界”是按如下思路对待鲁迅的:革命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前三者在鲁迅研究中几乎是当然之论。在他看来发现“痛苦的鲁迅”,其首功,当推钱理群先生,时在1980年代中期。“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尽管今天看起来可能稀松平常。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失败的鲁迅,也就是想把钱先生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敬文东说,一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失败感的体验之深、之广,恐怕没人超得过鲁迅。“正是这一点,造就了鲁迅的魅力。”
一个不是“鲁研界”的人,放肆批评,他理由充分:“我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遵照营业执照划定的范围进行学术经营的人,我就是愿意在卖羊肉时偶尔越界去干点别的,但你管得着吗?”
不断跨界,以批评家持身的敬文东,始终不是圈内社交达人,即使近年来他获奖连连,被圈内闻人推崇。“对我来说,唯有平静、安详的书斋生活是重要的。但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不算计成功,只算计乐趣。我也决定不算计做事情的意义,只问自己是否愿意做。”
[对话敬文东]
以好奇心为旨归
“性情是不可解释的”
记者:你最初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大学时学生物学,研究生阶段转到文学,跨度很大,为什么?
敬文东:其实,上了大学,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做物理学家的才能,纯粹是因为崇拜爱因斯坦,才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但这种念头是真实的,也曾为此努力过。转学文学,是因为喜欢诗歌,不喜欢实验性的学科,如生物。你想想,一个用乙醚麻醉兔子,以便给兔子测脉搏,却把兔子麻醉死了的人,有什么资格学习那门伟大的学科呢?
记者:对鲁迅和胡适的并列解读,曾是一种风尚,你对两人的差异怎么看?
敬文东:鲁、胡二人有过很短暂,也挺君子气的交往。但他们在个人关系上,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我想,他们可能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鲁迅似乎对留学欧美的人素无好感,他对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其间并无多少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谈不上多大的个人恩怨,出于性情不和的原因恐怕更多些。我赞同性情是不可解释的阿基米德点这种奇怪的说法,性情却能真实地发挥作用。
在胡、鲁生活的那个异常复杂的年代,所谓缓行“费厄泼赖”,所谓宽容,都是针对具体的情与事,它们只是从语词的层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在面对具体的事情时,也许所谓宽容,骨子里正是不“费厄泼赖”的意思。反过来看,也必将如此。朋友们当然可以将鲁、胡并列解读,但我建议应该将他们放回原来的历史现场;仅从字面冲突上看待胡、鲁之间的关系,就太抽象了。除了满足某种有趣的心理期许外,其实没啥实际意义。
记者:李泽厚是阅读生涯绕不过去的人物,你对他一直很推崇?
敬文东:1980年代,李泽厚类似于今天某个当红的歌星或影星。最早当然是读他的《美的历程》,那应该是我的美学启蒙之作。这部篇幅不大的书,我时时阅读和温习,至今都能给我带来启发。后来,陆陆续续算是读完了李先生的所有著作,有些书至今还常读。李先生是那种罕见的具有原创才能的思想家,而且很强大。我想说,1949年以后,因为有李先生存在,或至少是有李先生那样的人存在,中国大陆才有机会免于思想的荒漠,才不至于沦为彻底的废墟。
文学批评比拼的是见识
记者:你对现有的学术规范持批评态度,你理想的学术规范是什么?
敬文东:我对现有学术规范中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批评,比如精确的注释、谨严的引证、细密的概念分析等等。我不满意的是文风。中国是个美文大国,你去读读《庄子》《韩非子》,先不管内容,仅字句的顺畅、抑扬顿挫,就让人陶醉,几乎不能更动一个字。就连本来应该枯燥的医学著作、农学著作都是美文。现在呢,学术文章不写到面目可憎、不堪卒读决不罢休。我心目中的学术文章的标准是:有真正的创见、文字漂亮,然后再加上现有规范化中最基本的成分。
记者:文学批评随着网络的兴起而泛滥化,文学批评真没门槛吗?
敬文东:我向来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学术,它比拼的也不是知识,而是见识。依我看,优秀的文学批评的门槛是: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概括能力、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明晰的道德感,再加上精彩的文字表达。至于一般性的文学批评的门槛嘛,我看只要把“渊博的”等几个形容词去掉就行。网络上很随意出现的那些东西,不可能降低文学批评的高度,除非文学批评自己给自己降低了高度—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记者:决定你的研究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敬文东:我的所有研究(说写作更中性一点),都跟这种好奇心有关。我想从总体上搞明白,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何以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是那样的。我的理想是,动用能够动用的文体,动用能够动用的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知识,一起来对付这个坚硬、庞大的问题。由此,也许会出现一个有想法,也很令人新奇的文本。我期待着能完成这个工作。果然如此,则此生幸甚。而目前,这项工作只能说还处于准备之中。
敬文东 作家,批评家,学者。初学生物,后学文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著作有 《指引与注视》 《失败的偶像》 《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牲人盈天下》《事情总会起变化》等书。曾获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诗人柏桦说,张枣二十出头写出的《灯芯绒的幸福舞蹈》,就足以让他的同行胆寒。那时,令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敬文东幸福的是,他很喜欢张枣的诗,后来也和“巴蜀五君”的其他四人认识,“很可惜,那时张枣已经去了德国,没有机会结缘”。
但缘分终于到来。2005年年底,诗人欧阳江河给已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敬文东打电话,说张枣想回国教书。当时北大想让他去,但张枣不喜欢北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不好玩。“张枣是个爱玩的人,他想到我们学校来,因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众多嘛。”敬文东当时和张枣约在中央民族大学西门见面,那已经是2006年的春天。在西门,敬文东看见有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似乎在等他,就贸然地问:“你是张枣吗?”对方旁边一个男人抢话道:“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就这样,在敬文东的牵线下,定居德国20年的张枣回国落脚于中央民族大学,且和敬文东同一个学院,一个教研室。
敬文东,这位从修习生物学转到修习文学,写诗,同时也是诗歌批评家的学者,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视诗歌为生命的诗人张枣。“事实上张枣在查出病来的前一天还在坚持上课,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都是学生把他扶上去上课。” 张枣在2010年2月26日放疗结束后给敬文东发了短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思想不滑坡。”“他跟我说他肯定可以熬过去,还叫我早点睡觉。”
张枣与国内的诗歌圈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尊张枣为诗歌天才的敬文东一直有着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却与国内诗歌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若即若离,成为以学术持身的敬文东的一种生活态度。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喜欢爱因斯坦、想当物理学家又想当诗人的敬文东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因“对生物学这门伟大的学科毫无兴趣”,于是敬文东天天写诗、抽空去物理系和数学系旁听功课,以至于被他的同学视作不务正业。但不到一学期,他意识到,物理学家的梦想此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成为一个诗人也许还值得一试。“我上大学那个时期,成都是诗歌的圣地,那些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经常在眼前晃荡,他们写下的分行文字让我激动不已,甚至夜不能寐。但我那时十分羞涩,跟大多数只年长我十岁左右的‘第三代诗人’中的各路豪杰都没有任何联系,写诗纯属个人地下行为,只远远打量他们并偷取他们的技艺。”偷偷仰慕,似乎是他保持自尊、维护写作快乐的一种方式。
研究鲁迅,也算敬文东学术批评生涯中的一个意外。在敬文东看来,国内“鲁研界”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弘扬鲁迅,远不如说是在成功地消灭鲁迅”。在一次偶然机会,敬文东得到了书写鲁迅的机会。在《失败的偶像》这部书中,敬文东号称重读了鲁迅。依他观察,许多年来,“鲁研界”是按如下思路对待鲁迅的:革命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前三者在鲁迅研究中几乎是当然之论。在他看来发现“痛苦的鲁迅”,其首功,当推钱理群先生,时在1980年代中期。“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尽管今天看起来可能稀松平常。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失败的鲁迅,也就是想把钱先生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敬文东说,一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失败感的体验之深、之广,恐怕没人超得过鲁迅。“正是这一点,造就了鲁迅的魅力。”
一个不是“鲁研界”的人,放肆批评,他理由充分:“我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遵照营业执照划定的范围进行学术经营的人,我就是愿意在卖羊肉时偶尔越界去干点别的,但你管得着吗?”
不断跨界,以批评家持身的敬文东,始终不是圈内社交达人,即使近年来他获奖连连,被圈内闻人推崇。“对我来说,唯有平静、安详的书斋生活是重要的。但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不算计成功,只算计乐趣。我也决定不算计做事情的意义,只问自己是否愿意做。”
[对话敬文东]
以好奇心为旨归
“性情是不可解释的”
记者:你最初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大学时学生物学,研究生阶段转到文学,跨度很大,为什么?
敬文东:其实,上了大学,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做物理学家的才能,纯粹是因为崇拜爱因斯坦,才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但这种念头是真实的,也曾为此努力过。转学文学,是因为喜欢诗歌,不喜欢实验性的学科,如生物。你想想,一个用乙醚麻醉兔子,以便给兔子测脉搏,却把兔子麻醉死了的人,有什么资格学习那门伟大的学科呢?
记者:对鲁迅和胡适的并列解读,曾是一种风尚,你对两人的差异怎么看?
敬文东:鲁、胡二人有过很短暂,也挺君子气的交往。但他们在个人关系上,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我想,他们可能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鲁迅似乎对留学欧美的人素无好感,他对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其间并无多少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谈不上多大的个人恩怨,出于性情不和的原因恐怕更多些。我赞同性情是不可解释的阿基米德点这种奇怪的说法,性情却能真实地发挥作用。
在胡、鲁生活的那个异常复杂的年代,所谓缓行“费厄泼赖”,所谓宽容,都是针对具体的情与事,它们只是从语词的层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在面对具体的事情时,也许所谓宽容,骨子里正是不“费厄泼赖”的意思。反过来看,也必将如此。朋友们当然可以将鲁、胡并列解读,但我建议应该将他们放回原来的历史现场;仅从字面冲突上看待胡、鲁之间的关系,就太抽象了。除了满足某种有趣的心理期许外,其实没啥实际意义。
记者:李泽厚是阅读生涯绕不过去的人物,你对他一直很推崇?
敬文东:1980年代,李泽厚类似于今天某个当红的歌星或影星。最早当然是读他的《美的历程》,那应该是我的美学启蒙之作。这部篇幅不大的书,我时时阅读和温习,至今都能给我带来启发。后来,陆陆续续算是读完了李先生的所有著作,有些书至今还常读。李先生是那种罕见的具有原创才能的思想家,而且很强大。我想说,1949年以后,因为有李先生存在,或至少是有李先生那样的人存在,中国大陆才有机会免于思想的荒漠,才不至于沦为彻底的废墟。
文学批评比拼的是见识
记者:你对现有的学术规范持批评态度,你理想的学术规范是什么?
敬文东:我对现有学术规范中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批评,比如精确的注释、谨严的引证、细密的概念分析等等。我不满意的是文风。中国是个美文大国,你去读读《庄子》《韩非子》,先不管内容,仅字句的顺畅、抑扬顿挫,就让人陶醉,几乎不能更动一个字。就连本来应该枯燥的医学著作、农学著作都是美文。现在呢,学术文章不写到面目可憎、不堪卒读决不罢休。我心目中的学术文章的标准是:有真正的创见、文字漂亮,然后再加上现有规范化中最基本的成分。
记者:文学批评随着网络的兴起而泛滥化,文学批评真没门槛吗?
敬文东:我向来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学术,它比拼的也不是知识,而是见识。依我看,优秀的文学批评的门槛是: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概括能力、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明晰的道德感,再加上精彩的文字表达。至于一般性的文学批评的门槛嘛,我看只要把“渊博的”等几个形容词去掉就行。网络上很随意出现的那些东西,不可能降低文学批评的高度,除非文学批评自己给自己降低了高度—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记者:决定你的研究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敬文东:我的所有研究(说写作更中性一点),都跟这种好奇心有关。我想从总体上搞明白,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何以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是那样的。我的理想是,动用能够动用的文体,动用能够动用的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知识,一起来对付这个坚硬、庞大的问题。由此,也许会出现一个有想法,也很令人新奇的文本。我期待着能完成这个工作。果然如此,则此生幸甚。而目前,这项工作只能说还处于准备之中。
敬文东 作家,批评家,学者。初学生物,后学文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著作有 《指引与注视》 《失败的偶像》 《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牲人盈天下》《事情总会起变化》等书。曾获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