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歌评论家闻名的敬文东是著名诗人张枣的同事和朋友，对当代诗歌、鲁迅研究，他屡有惊人之语，但他不乐于圈内交游。在好奇心的怂恿下，他喜欢跨界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人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诗人柏桦说，张枣二十出头写出的《灯芯绒的幸福舞蹈》，就足以让他的同行胆寒。那时，令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敬文东幸福的是，他很喜欢张枣的诗，后来也和“巴蜀五君”的其他四人认识，“很可惜，那时张枣已经去了德国，没有机会结缘”。
　　但缘分终于到来。2005年年底，诗人欧阳江河给已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敬文东打电话，说张枣想回国教书。当时北大想让他去，但张枣不喜欢北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不好玩。“张枣是个爱玩的人，他想到我们学校来，因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众多嘛。”敬文东当时和张枣约在中央民族大学西门见面，那已经是2006年的春天。在西门，敬文东看见有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似乎在等他，就贸然地问：“你是张枣吗？”对方旁边一个男人抢话道：“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就这样，在敬文东的牵线下，定居德国20年的张枣回国落脚于中央民族大学，且和敬文东同一个学院，一个教研室。
　　敬文东，这位从修习生物学转到修习文学，写诗，同时也是诗歌批评家的学者，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视诗歌为生命的诗人张枣。“事实上张枣在查出病来的前一天还在坚持上课，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都是学生把他扶上去上课。” 张枣在2010年2月26日放疗结束后给敬文东发了短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思想不滑坡。”“他跟我说他肯定可以熬过去，还叫我早点睡觉。”
　　张枣与国内的诗歌圈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尊张枣为诗歌天才的敬文东一直有着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却与国内诗歌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若即若离，成为以学术持身的敬文东的一种生活态度。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喜欢爱因斯坦、想当物理学家又想当诗人的敬文东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因“对生物学这门伟大的学科毫无兴趣”，于是敬文东天天写诗、抽空去物理系和数学系旁听功课，以至于被他的同学视作不务正业。但不到一学期，他意识到，物理学家的梦想此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成为一个诗人也许还值得一试。“我上大学那个时期，成都是诗歌的圣地，那些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经常在眼前晃荡，他们写下的分行文字让我激动不已，甚至夜不能寐。但我那时十分羞涩，跟大多数只年长我十岁左右的‘第三代诗人’中的各路豪杰都没有任何联系，写诗纯属个人地下行为，只远远打量他们并偷取他们的技艺。”偷偷仰慕，似乎是他保持自尊、维护写作快乐的一种方式。
　　研究鲁迅，也算敬文东学术批评生涯中的一个意外。在敬文东看来，国内“鲁研界”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弘扬鲁迅，远不如说是在成功地消灭鲁迅”。在一次偶然机会，敬文东得到了书写鲁迅的机会。在《失败的偶像》这部书中，敬文东号称重读了鲁迅。依他观察，许多年来，“鲁研界”是按如下思路对待鲁迅的：革命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前三者在鲁迅研究中几乎是当然之论。在他看来发现“痛苦的鲁迅”，其首功，当推钱理群先生，时在1980年代中期。“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尽管今天看起来可能稀松平常。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失败的鲁迅，也就是想把钱先生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敬文东说，一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失败感的体验之深、之广，恐怕没人超得过鲁迅。“正是这一点，造就了鲁迅的魅力。”
　　一个不是“鲁研界”的人，放肆批评，他理由充分：“我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遵照营业执照划定的范围进行学术经营的人，我就是愿意在卖羊肉时偶尔越界去干点别的，但你管得着吗？”
　　不断跨界，以批评家持身的敬文东，始终不是圈内社交达人，即使近年来他获奖连连，被圈内闻人推崇。“对我来说，唯有平静、安详的书斋生活是重要的。但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不算计成功，只算计乐趣。我也决定不算计做事情的意义，只问自己是否愿意做。”
　　[对话敬文东]
　　以好奇心为旨归
　　“性情是不可解释的”
　　记者：你最初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大学时学生物学，研究生阶段转到文学，跨度很大，为什么？
　　敬文东：其实，上了大学，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做物理学家的才能，纯粹是因为崇拜爱因斯坦，才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理想，但这种念头是真实的，也曾为此努力过。转学文学，是因为喜欢诗歌，不喜欢实验性的学科，如生物。你想想，一个用乙醚麻醉兔子，以便给兔子测脉搏，却把兔子麻醉死了的人，有什么资格学习那门伟大的学科呢？
　　记者：对鲁迅和胡适的并列解读，曾是一种风尚，你对两人的差异怎么看？
　　敬文东：鲁、胡二人有过很短暂，也挺君子气的交往。但他们在个人关系上，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我想，他们可能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鲁迅似乎对留学欧美的人素无好感，他对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其间并无多少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谈不上多大的个人恩怨，出于性情不和的原因恐怕更多些。我赞同性情是不可解释的阿基米德点这种奇怪的说法，性情却能真实地发挥作用。
　　在胡、鲁生活的那个异常复杂的年代，所谓缓行“费厄泼赖”，所谓宽容，都是针对具体的情与事，它们只是从语词的层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在面对具体的事情时，也许所谓宽容，骨子里正是不“费厄泼赖”的意思。反过来看，也必将如此。朋友们当然可以将鲁、胡并列解读，但我建议应该将他们放回原来的历史现场；仅从字面冲突上看待胡、鲁之间的关系，就太抽象了。除了满足某种有趣的心理期许外，其实没啥实际意义。
　　记者：李泽厚是阅读生涯绕不过去的人物，你对他一直很推崇？
　　敬文东：1980年代，李泽厚类似于今天某个当红的歌星或影星。最早当然是读他的《美的历程》，那应该是我的美学启蒙之作。这部篇幅不大的书，我时时阅读和温习，至今都能给我带来启发。后来，陆陆续续算是读完了李先生的所有著作，有些书至今还常读。李先生是那种罕见的具有原创才能的思想家，而且很强大。我想说，1949年以后，因为有李先生存在，或至少是有李先生那样的人存在，中国大陆才有机会免于思想的荒漠，才不至于沦为彻底的废墟。
　　文学批评比拼的是见识
　　记者：你对现有的学术规范持批评态度，你理想的学术规范是什么？
　　敬文东：我对现有学术规范中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批评，比如精确的注释、谨严的引证、细密的概念分析等等。我不满意的是文风。中国是个美文大国，你去读读《庄子》《韩非子》，先不管内容，仅字句的顺畅、抑扬顿挫，就让人陶醉，几乎不能更动一个字。就连本来应该枯燥的医学著作、农学著作都是美文。现在呢，学术文章不写到面目可憎、不堪卒读决不罢休。我心目中的学术文章的标准是：有真正的创见、文字漂亮，然后再加上现有规范化中最基本的成分。
　　记者：文学批评随着网络的兴起而泛滥化，文学批评真没门槛吗？
　　敬文东：我向来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学术，它比拼的也不是知识，而是见识。依我看，优秀的文学批评的门槛是：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概括能力、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明晰的道德感，再加上精彩的文字表达。至于一般性的文学批评的门槛嘛，我看只要把“渊博的”等几个形容词去掉就行。网络上很随意出现的那些东西，不可能降低文学批评的高度，除非文学批评自己给自己降低了高度—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记者：决定你的研究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敬文东：我的所有研究（说写作更中性一点），都跟这种好奇心有关。我想从总体上搞明白，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何以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是那样的。我的理想是，动用能够动用的文体，动用能够动用的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知识，一起来对付这个坚硬、庞大的问题。由此，也许会出现一个有想法，也很令人新奇的文本。我期待着能完成这个工作。果然如此，则此生幸甚。而目前，这项工作只能说还处于准备之中。
　　敬文东 作家，批评家，学者。初学生物，后学文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著作有 《指引与注视》 《失败的偶像》 《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牲人盈天下》《事情总会起变化》等书。曾获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