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来自德国，1936年她随中国籍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随后，在探访延安的过程中，王安娜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很多关于长征的经历。她看待长征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王安娜，来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德国，却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女战士。1936年，她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自此之后成为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奋战的战友。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王安娜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后，先后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等重大事件。
　　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曾临时授予过王安娜少将军衔。她是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外国女性。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回到德国。1979年，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度来华参观访问，受到邓颖超和康克清的接见。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病逝。
　　1964年，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出版，她把在中国近20年的经历整理出来。虽然王安娜没有亲自参与长征，但她在1937年春来到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的口中得知1934年开始的长征经历。王安娜与撰写《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宾诺相识，因此从他口中得知不少红军的故事。
　　王安娜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撰写关于长征的经历，从多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场景，展现出多角度、多方面的现场感，让人们对长征形成整体的认识。作为女作家，她看待长征也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长征是现代奥德赛史诗
　　王安娜的回忆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因此，王安娜一般都会先用西方的比喻让人们更加明白。王安娜形容长征是一无与伦比的奥德赛史诗。奥德赛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部史诗之一，它讲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艰苦的历险故事。王安娜如此比喻，让西方人更加明白长征的艰苦，同时表明了长征的重要性。
　　王安娜写道，红军战士把长征叫做“二万五千里行军”，红军的部队在1934年的一年后才到达西北安全的地区。1934年秋，红军撤离在江西的瑞金根据地，突破严密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在这个过程中，红军损失很大，到达贵州省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员。
　　损失的部分，很快得到补充。这些都是刚刚挣脱奴隶枷锁的的青年农民，他们志愿地踊跃参军。红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英勇善战，避免全军覆没。他们历尽艰险，在长江上游渡河成功后，通过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帮助，走当地人才知道的山路，安全度过大渡河。
　　“这真是像和死亡赛跑一样呢！”周恩来对王安娜说，“为了争取时间躲避蒋介石部队的追杀，我军必须强行赶到二百里以外的铁索桥，这座吊桥是到达北岸的唯一通路。”
　　红军摆成弯弯曲曲的长蛇阵，夜里，打着数千火炬，穿过河岸的小径，继续行军。时而下陡坡，几乎碰着激流；时而攀险峰，跨过断崖峡谷，用尽全力日夜兼程。参加过长征的战士，都生动详尽地给王安娜讲述了渡河的情况。横渡大渡河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三十名战士，他们冒着危险，攀着铁索到达对岸，压制敌人。
　　这一行动是长征的最高峰，克服这一障碍，北进的通路便打开了。但困难不止如此，接下来的难关是不惯严寒的南方战士们，不得不衣不蔽体、甚至是光着脚越过七座终年积雪的高山，几千战士因此丧生。
　　“在你看来，长征途中哪一段最困难呢？”王安娜给每一位向她分享长征体验的战士都这样问。几乎所有战士都认为，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是长征的最后阶段：过草地。在这阴阴森森的草原之海里，长满齐人高的芦苇，筋疲力竭的战士们不得不在往往是及膝冰冷的水里跋涉前进。倾盆大雨时，在这几乎无树木的草原里，搜索良久也只能找到一些小树枝。在小休时，充其量也只是用小树枝挡一下雨。
　　红军接近时，当地藏族的居民便把仅有的粮食全部带走，弃家而去。藏族的女酋长恐吓道，如有帮助红军战士，便把他活活煮死。
　　红军战士瘦骨嶙峋、衣衫褴褛，拖着衰弱的身体，在毛泽东率领下，终于到达甘肃省的边境。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这里从1933年开始就是苏维埃地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在王安娜搜集长征的信息时，发现少数女战士中间，参与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35人。在当中，特别引起王安娜注意的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珍。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她身上因此带着十多处榴散弹造成的伤。王安娜描述，贺子珍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着长征时备受艰辛的痕迹。贺子珍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了很大损害。她告诉王安娜，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贺子珍声音一沉，忧郁地对王安娜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许多红军老战士的情况和贺子珍类似，他们在1949年以后，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老红军战士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最为生机勃勃的一个。她有着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尽管长征那么辛苦，也坦然自若。据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
　　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王安娜说：“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王安娜这样描述康克清：康克清在延安时穿着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带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强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更像是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朱德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王安娜和康克清见面时，康克清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为了得到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上。康克清说：“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治好我的肺核病，”邓颖超和王安娜说，因为咳嗽的缘故，邓颖超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的很哩！”
　　朱德外号“伙夫头”
　　初见朱德的时候，王安娜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王安娜这样描述道：“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朱德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脱险。王安娜写道，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当朱德说到红军、长征的事情时，总是侃侃而谈。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案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在战斗中逐步形成的这些战术，朱德总结为：“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朱德还让红军在战斗和长征过程中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此外，还有著名的八项注意，它们不单在长征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都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守则。
　　八项注意分别是：一、离开住户的家之前，要把门板上好，稻草要放回原处；二、对人和气，助人为乐；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买卖公平；六、要注意清洁。挖坑作厕所，离开时要埋好；七、不要调戏妇女；八、对俘虏不杀、不辱。
　　王安娜总结，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红军跨国18座高山，渡过24条河。其中，有几条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征的全程，通过十二个省、六个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的军队打败了十个省的军队，持续进军。
　　虽然损失巨大，但是幸存的红军，经受难以名状的艰苦考验，成为了后来的主力部队。这些红军战士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他们都是有坚定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朱德和其他将军以及其他年老或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许多详细的情况。总的来说，他们虽然各有感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王安娜写道。
　　编辑/陈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