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家里很穷。小伙伴们拧个柳条的绿皮当哨子吹，而我非要把它挖上几个眼儿当笛子吹，还有就是用铁皮罐头盒自制二胡。自制的乐器虽不成调，倒也练了指法。1958年夏天考完中学等待录取，我和小伙伴们壮着胆子替人看守死尸，两天两夜挣了10块钱。我央求他们每人从自己分得的钱中再给我2毛钱，凑成3块1毛钱买了一把口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挣钱，买了第一件真正的乐器。那时候每天晚上我都要收听中央台的《每周一歌》，边学唱边吹奏，中学三年从未间断。念师范的时候教室里有架风琴，我弹奏的和弦及分解和弦深受音乐老师赏识，1600多名学生中仅有两个学弹钢琴的名额被我占了一个。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乐器队，弹得一手好琴。只是变声带那个阶段正好闹病，加上主攻文科，所以一个“天才音乐家”就不幸夭折了。
　　“文革”初期我在当老师，学校停课闹革命，一片乱哄哄。在几个战斗队“造反”和“保皇”纠缠不休的时候，我一人钻在屋里谱写毛主席语录歌，有的还在《群众之声》等刊物上发表了。直到各派组织搞大联合争席位互不相让时，才想到在一边观战的产业工人家庭出身的我，于是我成了学校“文革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我组织老师和部分中学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唱革命歌曲，排练“样板戏”。也许是人们厌倦了批斗会，没人说我转移了革命大方向。最开心的是，我把《沙家浜》改编成歌剧，搞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演出近百场，直到“复课闹革命”。后来我调到县委报道组，又进了报社，没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不过，分管十几年文艺副刊工作，自身这点修养还是用的上的。即便现在看电视剧，主题歌记不住词也能记下谱来。
　　退休赋休在家，弹琴吟唱是一大乐趣。春节前作了一首《家之歌》，三代同堂，同唱同乐，也感染了鄰居和拜年串门的亲朋好友，人手一张歌片，传唱开来，都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