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却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
　　 “四·一二”政变后的1927年5月，从上海脱脸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就任中央军事部长。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当时，“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
　　 当时，国民党方面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被称为“龙潭三杰”。
　　 中央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特务鲍君甫。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一边想帮共产党做事，一边又想搞点共产党的情报去应付国民党。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太可靠，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鲍君甫提供的情报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
　　 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之后，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中统’头子）跑到上海玩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时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周秉德说。
　　 “当时情況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
　　 4月28日，得知情报的“中统”领导陈立夫、徐恩曾派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却一无所获。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身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