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与文化中心南移

　　公元1127年，刚从辽人治下崛起的女真政权大金，在与宋朝联盟打败辽国之后，挥师兵临汴京城下。六神无主的徽宗皇帝，急忙禅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尽管当时民间抗金保国热情高涨，又有李纲等勇武之臣决死抵抗。但赵氏父子二人，还是幻想以割地赔款方式息事宁人。结果事情未了，招来的是国破家亡的命运。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族、贵戚三千人成了猎物被押往北方。如狼似虎的金兵，涌入汴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就像野牛冲进了瓷器店，兽性的洪水一泻千里。失去皇权庇佑的人们，纷纷逃离出城，向烟雾迷茫的东南方向落荒而去。
　　我的祖先，资政大夫邢肇周，和管理天下粮仓的弟弟肇文，带着整个家族几十口人，赶着满载坛坛罐罐的数辆马车，加入了难民的队伍。起初，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想着尽快逃离金人的魔爪。当他们回首汴京的时候，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已经是一片火海，哭喊声如同波涛喧嚣。当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进入临安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露宿的难民，连租住的地方都很难找到。兄弟坐下来计议，都觉得临安摇摇欲坠，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便又收拾家当，向闽越的方向南下。此时，整个大地弥漫着一种慌乱不安的气氛，亡国灭种的忧患纠缠着每一颗心灵，到处都是张皇失措的表情，人人的后背都丝丝发凉，连洞穴里的老鼠都逃了出来，唧唧唧唧地到处乱窜。
　　闽越之地石头屹屹，能够开垦出来种植作物的地方，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种上甘蔗。一直走到闽南漳州，邢肇周他们都没有停留下来。进入汕尾汕头之后，家资已所剩不多，前面却是大海茫茫。他们听说，汪洋之中散布着一些洲岛，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树上有摘不完的巨大的野果，水里的鱼更是探手可得，不劳网罗。然而，一路上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家族中许多人已经吃不消，陆续有人染病不治，只能草草埋入土中，缺少了应有的恭敬。于是，有兄弟提出了就地落籍的诉求。或许是受到海岛上野果芬芳的诱惑，年长的肇周决意踏海南下，让这个家族能够偏安一隅，彻底逃离旷世的劫难。经过一番争论，意见还是不能统一。最终只能各随所愿，肇周和胞弟弟肇文乘船南渡，其他兄弟留在汕头谋求发展。从此血肉分离，兄弟星散，生生世世不复见面。
　　肇周、肇文兄弟及其家眷，在汕头租了一艘小帆船下水，晃荡着向想象中鱼虾腾跃、野果芬芳的洲岛驶去。好在入冬之后，风浪不大，虽然中途遇上旋流，托祖宗福德，他们得以安全渡过，也没有碰上穷兇极恶的海盗。大约十天之后，船驶入水流平顺的清澜港，在红树林密密匝匝的文昌八门湾靠岸。经过走访，兄弟二家分别在水吼、观霄两个村子安顿下来，收割芒草，砍伐木头，和上泥巴，搭建起简易的茅屋。这时，后背的那股凉意才算是消失了。他们几近万里的逃亡之旅，历史上被称为“衣冠南渡”。而他们自身，也成了海南望族邢氏十几万子孙的渡琼始祖。
　　衣冠南渡，说的是北方士大夫家族，为逃避战乱向南方迁徙。所谓衣冠，乃衣冠楚楚者，是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斯文与体面。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
　　第一次衣冠南渡，发生在五胡乱华时期。西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叛晋自立政权，举兵进攻洛阳，是为“永嘉之乱”。随后，羯族、鲜卑、羌族、氐族等相继兴兵，争夺治权。黄河流域从此烽烟四起，群胡逐鹿，混战连年，政权频繁交替，种族杀戮不断升级。在胡人铁蹄之下，汉人的生命惨遭践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灭族危机。中原大地白骨盈野，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妇女更是被视为“二足羊”，被胡人肆意奸淫侮辱之后，当作羊羔来烹煮。北方一百三十年间先后兴起十六个国家，汉族人口从约二千四百万，减少到四百万以下，史家将这段历史称为“中原陆沉”。其时，中原士族纷纷南下避难，归顺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的东晋政权，寻求休养生息。王谢堂前始有燕子飞来飞去;王羲之等群贤，也可以在流觞曲水边畅叙幽情;陶渊明还能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华文明因此得以绝处逢生。宋初闽南诗人詹琲，曾经这样追怀那段衣冠涂炭的日子：“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此次衣冠南渡，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但也有一些姓氏，如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进入到闽越一带。“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
　　第二次衣冠南渡，发生于公元755年暴发的“安史之乱”之后。这场由胡人发动的战乱，挫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使之陷于边疆纷战和藩镇割据并存的局面，并最终陷于江河破碎、无法收拾的五代十国。政治权力始终处在角逐当中，一再易主，战争的绞肉机停不下来。斯文扫地、丧魂落魄的衣冠家族，大量举家迁徙南方，寻找远离刀光剑影的家园。晚年落魄江湖的李白，以诗歌见证了这场恐怖的逃亡：“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一次，南渡的难民走得更远，有更多的大族进入到了闽南、岭南、西南地区，广州、泉州、成都等城市开始繁荣起来。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之后。尽管宋朝文明程度很高，但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不见得就能够战胜野蛮。平日里远离庖厨的君子们，连杀一只鸡心里都会犯难，何况是要提着大刀去砍自己的同类。宋徽宗堪称世界史上最有艺术修养的皇帝，他的瘦金体书法，和纤细笔管里流出来的祥云白鹤，都是那个时代雅致生活方式的见证。但是，面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厮杀掠夺为快事的游牧民族，这些东西变得像瓷器那样脆弱，就连礼仪与信用都成了一种自欺。过于注重细部雕琢的文化，往往在整体上丧失其恢弘的力量。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人格建构，同时兼具整体上的磅礴大度与细部的雅致精妙，都是件困难的事情。于是，似乎只能在两端之间物极而反。
　　北宋发达时期，秦岭和淮河以北的人口，占整个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北宋政权崩溃之后，中原汉族，尤其是士大夫阶层，逃亡南迁唯恐不远，不仅进入闽南、岭南，还到了海南乃至东南亚诸岛。海南从令人畏怖的流放地，变成令人向往的避难所和诺亚方舟。卒于南宋初年的晁说之，从某个侧面写到了此次衣冠南渡：“金贼忽屯城北隅，方今明目达聪俱。司门郎官上奏无，未几金贼来坦涂。城南铁骑柴奚车，焚荡辅郡陵别都。衣冠南下满江湖，白头辞臣思献书。”（《南门》）北方士族逃亡海南岛，往往都在海口神应港靠岸登陆，这里正是海南第一大江的入海口。因为接纳无数的衣冠家族，这条本来是自南向北流淌的江河，不知不觉中就更名为南渡江，仿佛改变了水流的方向。 　　此次衣冠南渡，一直持续到蒙元占领中原、南宋灭亡为止，时间之久，规模大大，超过以往的两次。南方的人口从此超过北方，南方经济文化因而变得郁郁葱葱。自此，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并且延续至今。元朝建立后，随着种族压迫加剧，特别是妇女初夜权被迫出让，北方汉族血统混杂，言语态度与生活作风变得粗犷鄙陋，失去了原本优雅的腔调。最为致命的是，早期草原游牧民族以掠夺攫取为能事，用强力取代公正与信义，他们的入主，给中原文化注入了一股戎狄之气。汉人中正直忠烈之士几乎被斩尽杀绝，获得荣华富贵的多是奸佞委蛇之徒。倒是南方，以及南方之南，保持着汉文化的某些遗韵，只是因为失去权力的依仗，添了些阴柔的气息，显得不如北方文化那么强悍罢了。

闽南文化格局中的海南岛

　　汪洋中的海南岛，是衣冠南下的最后一站，乱世里的桃花源。尽管自然地理上，海南与广西、广东临近，历史上也先后归属于两广，但在人文地理上，海南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单元。更准确地说，海南文化是宋朝文化的余脉，属于汉文化较为清澈的一条支流。海南和闽南、潮汕、台湾地区通用的闽南话，是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它起源于汉文化核心区的黄河、洛水流域，因而也被称为河洛话，迄今保存着大量隋唐前汉语的发音和组词，是汉语言文化的“活化石”，隐藏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据统计，现在全世界说闽南话的人约有五千万，闽南语是全球六十种主要语言中的一种。
　　闽地文化是中原汉族文化的绵延，更是宋朝文化的存续。宋朝文化中的陶瓷、制茶、造船乃至纺织，在这一地区都有传承，尤其是最能体现宋代生活方式的瓷器和茶道，至今还得到保存和光大。北宋灭亡之后，定窑、龙泉窑相继衰落，传统的陶瓷工艺，主要由景德镇与德化来传承。德化白瓷，通过文火、武火的交替烧冶，将埋在地里的一拯泥土，化为洁白如玉的器皿，化为一片片凝固的月光，这是宋朝物质生产精湛工艺的体现。
　　区别于北方的大碗茶，闽南功夫茶道，将儒之礼仪、道之妙境、禅之法意融于一味，是最具精神性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人生活美学的典范。初春生机勃发之际，将一片片叶子，从灌木丛中采摘下来，经过巧妙的熏制，成为一种神奇饮品，演绎出无穷的意趣来，征服了整个世界的胃口。不用动刀舞枪，也不用鸦片毒品，就能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这是宋人最了不起的成就，也是极其可贵的精神遗产。
　　自唐宋起，闽南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群体，尽管他们看起来不温不火，态度谦虚，波澜不惊，不像北方人气势汹汹，剑拔弩张，以差强人意的方式行事，但内心起伏着浩瀚的情怀。他们是最先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在欧洲许多港口，最早到达的都是闽南人的船只。闽南的文化性格，蕴藏着孔子所赞叹的南方之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君子居之。”（《中庸》第十章）福建、广东、海南是中国的三大侨乡，从这三个地方走出去的，基本上都是闽南人，也都是宋朝的遗民。他们与人过往不计较蝇头小利，把交易与交情泡成一杯清茶，淡化了商业赤裸的功利性，把生意做成与人共赢的文化，风生水起。和福建、潮汕、台湾等地的闽南人一样，海南人的主体属于宋朝子民的后裔，今天，他们有必要唤醒自己的文化记忆，把隐藏在基因里的宋朝遗韵抒发出来，演绎成深沉华美的乐章。
　　衣冠南渡，对于中原汉族是历史性的劫难，但这种劫难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处于边缘地带的海南岛，情况更是如此。出身海南的明朝大学士丘溶，有过这样的叙述：“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熏染过化，岁异而月或不同，世变风移，久假而客反为主，劘犷悍以仁柔，易介鳞而布缕，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南溟奇甸赋》，《丘溶集》4457页，海南出版社，2003）
　　据陈铭枢《海南岛志》的估算，唐宋间迁入海南岛的汉人，有一万余户，约有五万人。其中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士族。除了为逃避战乱而来，还有的是到海南为官之后，将整个家族迁徙至此。根据王俞春《海南移民志》及民间族谱记载，海南岛上的林氏、符氏、邢氏、周氏、张氏、许氏、韩氏、唐氏、郑氏、蒋氏、曾氏、翁氏、谢氏、郭氏、蔡氏等，约四十多个族群，都是在这个时期落籍琼崖。每个家族都有各自的渡琼初祖，并修有详细的族谱，甚至历代祖先居住的村落、安葬的丘山及其朝向，也清清楚楚。经过一千年左右的繁衍，各个家族的子孙，都在数万乃至十数万之众，加起来的人口数以百万。这些家族，有的是直接从中原某地，直接迁入海南;更多的则是辗转闽南，若干代后再续迁海南。因为当年闽南泉州、漳州一带，到處种有大片的甘蔗，在季风的吹拂下招摇起伏，因此，许多家族的记忆里，祖宗地是福建的甘蔗园。他们一旦想到遥远的故乡，心里就泛起甘蔗的甜味，津津的口水便流了出来。海口府城一个村庄，干脆就叫作甘蔗园村。但在闽南地区，找不到一个叫作甘蔗园的村落。
　　据统计，现在海南岛上的汉族人口，将近百分之六十，是从闽南地区迁移过来的。如果在1988年海南建省、新的移民潮到来之前统计，这个比例可能接近百分之七十，是压倒的多数。据专家考证，海南一些地方的民歌，如琼南崖州民歌，跟闽南民歌有着渊源关系。作为闽南话支系的海南话，也就在宋末元初的时候，成为海南汉区的“普通话”。
　　两宋之间的衣冠南渡，既是人口的大迁移，也是文化的传播与绵延。中原文化以肉身为载体，通过人口的迁徙移植海南，从而提升了这里的文化阶位。这种以身体为载体的文化移植，比通过书籍等其他媒介的传播更加完整。明代的海南，之所以迎来文化鼎盛的衣冠盛事，完全是源自于两宋之间的衣冠南渡。

美榔双塔埋藏的秘密

　　南宋时期的衣冠南渡，还伴随着王权的维护与争夺，其间有一些事情的内幕并不为时人所知，也不能完整地记录于正史。
　　离海口西南约三四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美榔的村子。大约在南宋理宗时期，来了一家子人。男主人名叫陈道叙，人称陈七公，自号明台居士。女主人周氏，比男的还年长一岁。两个年轻的女子，据说是他们的女儿，一个喊灵照，一个喊善长，听起来都不是在家人的名号。奇怪的是，随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太监，照顾两个“女儿”的生活。要由太监来照顾起居的女儿，天底下还能是谁家的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看好那片泉水喷涌的地块，并很快建起一座庵房，叫辑瑞庵，庵名是琼州安抚使谢图南题写的。谢图南打击海盗，威震南天，宋光宗曾经赐他“南天一柱”的牌匾。请他来给庵子题名，足见陈家人来头不小。在离庵房不远的地方，还筑了个太监房，供太监们居住。但所有的这些，还不是当地人最感疑惑的，超乎人们的想象的是，他们后来在庵房后面建立了两座造型奇特的塔，一座五层，一座七层，全都是用打磨好的青石垒起来的。塔身和塔内，刻有各种工艺精致的人物和图案，与当地土地庙里的有天壤之别，也非本地工匠所能胜任。按照明《正德琼台志》记载：“道叙为捐钱一千缗建立此塔。”有人作了这样的计算：“一缗是一千文钱，一千缗实际上是一百万文钱了。一般每十文钱一两重，以十六两为一斤算，一百万文钱重6250斤。当时的运输工具大多是老式木轮牛车或挑夫。以载重量约为八百斤的牛车来运输的话，需要八架牛车运输才行！若以挑夫搬运，则需六十多人次。”（陈明卿《美榔双塔考秘》）拿这么多的钱来造塔，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出得起的，而在当时的时局下，翻山过海，将这些钱运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也绝非易事。陈道叙的背景可谓高深叵测。或者是为了给这些钱的来路提供说法，或者是为了收买当地人心，他们给各家各户都撒了些银子，说是女儿修道，精通法术，用变金盆变出来的。完了，又说法术不灵了。
　　至于说这两座塔，是为两个女儿建造的姊妹塔，这个谎撒得就太大了。不管在道教还是佛教里，只听说给死人建塔的，没见过给活着的人建塔的，而且还是女儿。即便是死人，也得是寺院里的高僧大德才有这个待遇。总之，陈道叙和周氏，不给自己建塔，反给正当妙龄的女儿建塔，实在说不过去。而塔内的各种摆设，让人有了更多的联想。
　　姐塔为六角，设有石柱围栏，塔壁六面皆雕有文官武将像，每层门龛内供奉的圣像，已经不知何时被何人抽去，但与围绕周边的文武百官像对应的，应该是什么人物五塞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妹塔为四角，四角皆雕有作托举状的金刚力士，塔壁上刻有诸多佛教图案，每层塔室内都供奉着不同的佛教人物像，持有金刚杵等密宗法器。2000年代，经过密宗权威学者吴信如的认证，妹塔沿用唐代药师佛法塔的形制，所供药师佛像，与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造型相同。根据推断，姊塔供奉的可能是宋朝宗室的先祖;妹塔供奉的是药师佛及唐密法脉的历代祖师。显然，两座塔加上辑瑞庵，就是一座寺庙，而且是皇家宗室的家庙。陈道叙极有可能是南宋皇室的国师，他隐蔽身份，不远万里到海南岛来建庙设塔，其实是在做局布阵，祈请上苍法界护持摇摇欲坠的王朝，为之续上长治久安的国运。
　　为了隐蔽其真实的初衷，陈道叙老先生可谓用心良苦，设置了许多迷障。这造成方志记载上的混乱，甚至把他都当作元代的本地人。在离双塔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陈道叙和周氏合葬的坟墓。2000年出土的两块石质墓志铭，一块是“辑瑞庵明台居士墓”，另一块为“承颖川善人周氏墓”，对陈道叙与周氏的生平有极其简单的记述。根据甲子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推算，陈道叙生于1181年，卒于1253年，享年七十二岁。周氏生于1180年，1241年入庵诵经，时年六十一岁，卒于1259年，即南宋理宗开庆元年，享年七十九岁（陈明卿《美榔双塔考秘》）。二人逝世的时间临近南宋灭亡的1279年。墓志说他十九岁就进入庵修行，这是有可能的，但所说的辑瑞庵，绝不可能是美榔辑瑞庵。如果数十年间，他仅仅是一个隐居在荒郊僻壤的道士，哪能获得皇室秘传的唐密法宝，拥有如此巨额的钱财。令人奇怪的是，两个墓志铭均无其后人的任何印记，倘若灵照、善长是他们女儿，为何没有丝毫的载录？
　　至于两个神秘的“女儿”，目前只发现灵照的墓地，墓的地上部分是石质墓塔，墓塔底部为须弥座，塔刹则是五层覆钵式，规制非常人所能享用。墓碑上写着“故姊陈仙化台”，看样子，收葬她的是妹妹善长。这也就意味着，陈道叙与周氏，应该已经先于灵照就离世了。他们为两个女儿建塔的说法，更加不能成立。在双塔周边，还有其他地下建筑。在离双塔约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墓穴，已经被掏挖一空，墓额上刻着“××王”字样，王字前面两个字已经被敲掉。在这荒远之处，谁会以王者自居？据有关人士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南宋王爷的阴宅。实际上，海南民间有一种说法，陆秀夫在崖山背着幼主跳海，是作秀给蒙古人看，真正的幼主已经转移海南，并最终病死于此。崖山战役时，元军只有二万余人，宋军水陆人马尚有十万，还没到非投海不可的地步。况且，幼主跳海有必要搞出那么大的场面来，让世人皆知吗？这分明是一场戏。
　　除了修建庵房及相关设施，捐出一千缗钱建塔外，陈道叙还将周边的田地买下，“施田于庵”。陈、周二氏及灵照圆寂后建立的墓塔，规制也十分可觀，可见其财力至死都没有用尽。陈道叙墓塔坐在四个金狮莲花座上，这就暴露了他作为密宗金刚阿闺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唐密的金刚上师，法脉的掌门人。倘若没有这样的身份，设计不出形制极其复杂精准的药师法塔来。“明台”是帝皇问政之地，也是高官幕僚的称谓，陈道叙以“明台居士”为号，隐喻着他作为南宋国师的身份。他为两个由太监照顾起居生活的“女儿”建塔，完全是一个幌子。灵照、善长两个“女儿”，在建塔之际应该都还活着，至少善长是活着的。为活着的女儿建塔，那是天大的笑话，欺瞒孤陋寡闻的当地百姓罢了。建设双塔的意义，除了护佑这两个“女儿”出身的皇室，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将唐代以来秘传于皇家、一度被认为已经失传的法本、法器等文化瑰宝，作为伏藏埋藏起来，以待后世有缘之人重新开掘，加以光大，避免它毁于游牧民族野蛮的侵掠。实际上，这个意思，陈道叙阿闺梨在辑瑞庵的门楣上刻着的民谣，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斗七星，方四象，三啊三，爻啊爻，三弓三箭三角园，埋藏九坛金，九坛银，留待后来人。”他在姐塔底层一根柱子上凿出“风孔”，和妹塔基座石板上铲出的“水池”，都暗示着伏藏的方向。后来人就是顺着他的暗示，找到了历史上亡佚千年的陈抟《易龙图》和唐密药师法法本。唐代佛教的真言宗，也称为唐密，是与后来的藏密是不同的法系。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是这一法脉的宗师，后传于惠果、惠朗。据说惠果在国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法位继承人，会昌法难来临之前，他将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大法，传给了日本僧人空海，这就是绵延至今的东密。唐密从此在国内失传。如果吴信如的认证可靠，意味着唐密在国内的传承并未中断，只是在唐武宗灭佛之后转入地下，而海南成为这一文化瑰宝的守护之地。 　　或许是宋朝的国运已经穷尽，双塔的建设及塔内的愿文，都扭转不了南宋灭亡的历史结局。在那种时代背景下，通过精神感化统摄人心，还不如通过肉体消灭屈服天下来得容易。美榔双塔旁的那股泉水，至今仍然十分清澈，源源不断地流淌，看不出要枯竭的意思。这里埋藏了八百年的秘密，需要有人来解开。（本节写作得益于庞诗武居士提供的资讯，也参照了陈明卿先生的《美榔双塔考秘》。前者的早逝，让《易龙图》和其他伏藏再度下落不明）。

从未真正归顺蒙元的海南人

　　同样是为了保卫宋朝，赵与珞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
　　南宋德佑二年（1276）初春，蒙古铁骑兵临临安，恭帝领群臣出降。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在福建拥立益王赵昰，失败之后又立赵呙，退守广东沿海。绝代英豪文天祥兵败海丰五坡岭，为元军俘虏，威武不屈。张世杰、陆秀夫携幼主退至珠江口的井澳，处境十分困难。文昌县令陈惟中率船队从海南驰出，给他们运送粮饷补给。尽管中途受到元军阻击，他们还是击溃敌人，克服重重险阻抵达井澳。
　　1278年正月，携幼主退至七洲洋的张世杰、陆秀夫，准备转战越南占城。为了打通琼州海峡水上通道，他们派部将王用，带兵攻打已被元军阿里海牙部占领的雷州。琼管安抚使张应科组织海口周边的军民，渡海参加了这场惨烈的战斗。经过反复争夺，最终还是不能占领雷州，王用投降元军，张应科则兵败身亡。
　　听从降将王用的建议，为了阻断张世杰从海上逃往越南，并截断宋军后方寄养，阿里海牙率水军大举南下，袭击海口浦。新任琼管安抚使赵与珞率当地军民，奋勇坚守海岸，使来势汹汹的元军多日无法登陆。退兵之后，阿里海牙想到了一个人，曾经担任过琼管安抚使的马成旺。此时的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元朝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宣慰使。阿里海牙命他设法招降赵与珞。在劝降遭到严词拒绝之后，马成旺使出龌龊招数，花重金收买自己原来的心腹、赵与珞现在的部下，作为内应，将赵与珞的指挥船凿沉，抓捕了赵与珞、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等抗元将领。威武不屈的赵与珞，被擒后破口大骂马成旺等奸人，最终被“裂杀”于海口。
　　三个月后，崖山战役爆发，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失去庇佑的大量难民与残余士卒，如过江之鲫涌入海南岛。零星的战斗持续了许多年时间，传说，美榔双塔一带就发生过一场恶战，至今仍找不到墓葬的妹妹善长，就是在这个时候喋血于辑瑞庵内。她和姐姐灵照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赵氏皇室出家的公主。狂澜不挽之后，抗元军队的残余部分，水军化为蛋民，以海为家，誓不上岸做元朝人;其他则隐身于海岛各地，垦殖为生。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落籍于万安（今万宁），成为海南文氏家族的迁琼始祖。文天祥的胞弟，惠州知府文天壁，却在早些时候就归降蒙元。这是否出自文天祥的意思，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当时，一些抗元人士都有这样的安排。忠孝难以两全，家国不能双亡，在动辄诛杀九族的情势下，自己选择赴汤蹈火、为国尽忠的同时，安排一个宗亲屈身投降，以保血脉绵延，香火不断，并非完全不可以理喻。与文天祥同为丞相的陈宜中，在撤往广东阳江时，就曾让守卫广州弟弟陈自中，遣一个儿子向元军投降，给家族留下一株种苗。
　　清代《琼州府志》有这样的记载：“琼郡二使君，应科死于夏，與珞死于冬，自是合州降没，天下守臣无复有拒敌者，岂不为凛凛后凋之松柏哉！”在此之前，明代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曾写诗赞叹赵与珞的节气：“末路谁当国步艰，琼州节概似常山。心悬北极天应远，血洒南荒地尽斑。上帝亦哀麟凤死，中原今放犬羊还。使君忠义言难尽，只把哀词滴泪珊。”（《哀使君诗》）可惜海口白沙津，至今都没有树立起赵与珞和张应科的雕像。
　　就内心而言，一直以宋朝子民自居的海南人，始终都没有归顺于蒙元政权。史称：“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忠义也。忠义之锺于人。于海外一洲一岛。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孙而报之。报之于其地。天之穷也。”（《广东新语·事语三·琼人无仕元者》）终元一代，海南没有人进京考取进士，他们不愿踩着烈士斑斓的血迹去追求功名。到了汉族重新获得政权的明代，这个宋朝遗民的集聚地，才迎来文化的鼎盛期，出现朝野瞩目的所谓“海外衣冠盛事”。
　　元朝武宗皇帝的次子图帖睦尔，因为宫廷内部权力倾轧，于至治元年被流放在琼州府城观音阁。期间经常应邀到黎兵万户元帅府做客。元帅府有一个侍女名叫青梅，声色并丽，能歌善舞，而且略通词章，深深打动了这位蒙古王子。元帅陈谦亨心领神会，多次设局促成这段因缘。但尽管这位未来的皇帝一再示爱，都受到了青梅的婉拒。直到应召启程回京前夜，王子对天发誓要与青梅相守终生，这个地位低微的女子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多年之后，已经当上皇帝，后宫粉黛三千，阅尽人间春色的图帖睦尔，仍无法忘怀这段未了的情缘，不能理解这个唯一拒绝过他的女人，并写下这样的诗句：“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亦高。”其实，青梅不嫁，与士子不进京赶考进士功名，表达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方式不同罢了。此事见于《正德琼台志·杂事》。
　　马背民族信奉武力，蒙元政权以铁血的方式统治海南岛。在九十年的时间里，元军发起征黎战争不下十六次（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第十章）。将政府权力从沿海延伸至五指山腹地，元军驻扎琼崖兵力，最多时达到四万人。然而，尽管如此，元朝仍然是海南岛最为动荡的时代。“黎乱终元之世”“终元世黎寇不息”之类的记载，遍见于地方史籍。此起彼伏在反抗浪潮，始终都在海南岛上咆哮着，直到大元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