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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着理想、热情和盲目投身到创业潮中，有专业机构来支持与引导，这样的创业能成功吗?
林鹏飞名片上，印着“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几个字，而他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 一上海汇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出生于1980年的青年，2010年正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业务是对工业锅炉进行改造，提高燃烧效率。
公司注册资金50万，他自己掏了7万块钱，向还在读博士的女朋友借了1万，跟家里要了7万，加起来一共15万块钱，他的导师出了12.5万，一位师弟出了2.5万。他的项目拿到了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20万元的投资。
公司目前只招聘了一名市场人员，还是兼职，是林鹏飞师弟的一位同学，在一家外企做图纸设计， “锅炉改造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他要懂。”每周林鹏飞都要和他碰一下头，向对方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让他先做了解。
那位市场人员还没有正式上班，林鹏飞说：“目前主要考虑到经济压力的问题，公司刚成立，而且他要是全职过来，现在也接不了项目。”其余的“职员”，则是他那些在读博士或研究生的师弟们，林鹏飞的很多师弟都愿意为这个公司做事情。他的导师虽然在公司占25％的股份，但主要负责的还是技术研究。公司还没有租赁办公场所，因为大家都还在学校，有办公室，林鹏飞想等七八月份毕业之后，再租个办公室。
这位30岁的大学生创业者，脸上还带着浓郁的书生气，在此之前，他没有过任何就业经历，一直在学校读书。当然，因为研究需要，他和一些锅炉厂都打过交道，也正是这个经历，让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他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让儿子创业。“他们当时也有一些担心，因为一般来说毕业找个国企或外企会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机会，跟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也觉得我还年轻，可以闯一闯。”据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秘书长张德旺介绍，在上海，像林鹏飞这样创业的大学生一共有2000多人，拿到基金会资助的达到400多家。
他们创业大都从本专业出发，资金大都来自父母资助，他们都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情结，也受到了一些政府资源的倾斜。而他们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并且热血沸腾。
对他们进行投资资助的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是一家公募基金会，旨在支持帮助大学生创业者。除了进行非营利性投资外，基金会还会通过各种其他方式，例如帮助创业者招聘人才，组织创业者沙龙，组织社会力量对创业者进行辅导。
—个由政府鼓动的创业潮，再由政府来支持引导，这样的创业能否取得成功?
理想主义的陷阱
胡百川是上海复旦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毕业生，他创办的为舟网络科技公司在最初的几年，曾经走过一个很大的弯路。2006年4月，刚参加工作半年多的胡百川辞掉了工作，正式开始创业。他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各从家里拿了2万块钱，因为当时注册公司最低要求是3万块，他们就注册了3万块，剩下的都买了设备。
胡百川的创业是有一点业务基础的，2005年毕业之后，他在一家外企做技术工作，网上认识了一位文化公司的朋友，经常会给他一些做网站的活，做一个能拿到七八千块钱，渐渐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也因此积累了一些人脉，于是就动了创业的念头。
办公室就是他们租的房子，两个人既做员工又做老板，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就开始工作。最开始他们主要在外面接一些Flsah的开发的合同，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因为没有美工，他们主要做一些编程的工作。胡百川后来又找了一个以前的朋友做美工，三个人正好成一个组合，胡转而去负责业务，他的同学做程序。
胡百川说，最初的两年是他们苦苦坚持的两年，首先业务量很少，赚到一点钱都发了工资，他们只有靠父母接济。在创业之初，胡百川了解到上海有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可以对创业大学生进行天使投资，并且不参与分红，在公司发展健康之后原价退出。他觉得这个会对自己很有帮助，于是就递交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申请资金。当时他们计划的商业模式是开发手机软件，申请到基金会7万元的投资之后，他们准备做手机软件开发，但是真正做的时候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得了的。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四五个人，一共就这么点钱，每个月几万块钱的收入，想做手机软件，做出来之后怎么推广?当时市场也相对不是很成熟，根本没有这样的体系，对我们这样的开发者来说，即使做出来了，卖给谁去?”
胡百川说，那是他最困惑的时候，公司始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战略方向。
没办法，胡百川他们只得绞尽脑汁再去接一些低端点的业务，先养活团队。现在为舟和国外一些游戏公司已经建立了比较固定的联系，为他们做游戏的外包开发。除此之外，他们还尝试为一些大学做在线远程教学体系。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今年业务突飞猛进，上半年时间就达到了100万元。
这次弯路仍然没有动摇胡百川的理想主义情结，创业四年的他，仅仅把目前的业务看作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他和合伙人的终极目标，是做Flash互动多媒体社区，但是目前这块市场还很不成熟，很少人会用到他们打算开发的软件。胡百川只能等待。“最起码到今天为止，我还能以一个理想主义者自居，因为我还有这样一个资本、实力来支撑这个理想，我们身边太多的人都在为了生计奔波。”胡百川对自己出来创业毫不后悔。
灵信科技总经理陈大明则和胡百川截然不同。他是上海大学的在读博士，公司做的是LED控制系统。这位生于1981年的创业者，并没有一上来就做高端，而是选择了这个行业市场最大的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是没法养活我们公司的，或者说没办法支撑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同行有一些公司上来就做高端产品，但是其实活得很艰难，这是一个市场规则。”也许是父辈经商的熏陶，陈大明比一般大学生创业者更务实。
谈起自己为什么创业，陈大明也不会过多谈论理想或者抱负，只是说因为自己当时看到了这块市场，不甘心在别人提供的平台上做事，才自己决定创业。
如今，他的灵信科技每月营业额达到百万，每年营业额一千多万，当初投资他的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已经成功退出。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接力基金
他们创业大都从本专业出发，资金大都来自父母资助，他们都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情结，也受到了一些政府资源的倾斜已经做完了尽职调查，准备对灵信科技投资300万。
基金会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在陈大明看来，基金会给自己的帮助分直接帮助和间接帮助： “直接帮助就是给钱，给我们一些政策优惠，有些补贴，几万块钱，但这个只是一些心理安慰：我 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基金会的间接帮助要大于直接帮助。”
陈大明说，作为灵信科技的总经理，他出去谈业务的时候，人家总会问起公司的背景，“公司的形象其实在客户那里还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客户跟你见面第一个就问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公司从哪里来的?你的前身，你的现在过去他都要了解，要不然他不敢跟你合作。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后续维护，如果到时候你跑了，他接下来要服务要维修怎么办?”
在和客户谈的时候，陈大明提起公司有基金会的投资背景，可以很快消除客户的顾虑，取得信任。陈大明坦言，自己现在读的博士都是一个“商业博士”，其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客户对自己公司的信任度。基金会的背景，对公司招聘员工也很有好处。“人家会觉得你的公司有保障。起码我可以跟他们说，我们公司不会倒闭，我们可能会歇业，但是我们不会倒闭，如果我们缺钱，学校可以帮我们贷到款。”
陈大明在公司最初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坎。2007年，灵信科技刚成立一年多，发展势头很好，一家风投准备对灵信科技投资300万，但是公司上上下下都很顾虑，因为对方一进来就要占到80％的股份。“当时我特别想拿到这个投资。”陈太明说，那个时候他们公司在上海大学创业园，隔壁一家也是大学生创业者，刚刚拿到300万的投资，这对他刺激很大。
“它们是上海大学生里面第一家拿到风投的，炒得沸沸扬扬的，感觉一下上天了。”陈大明说。因为在一个楼层，大家又都认识，他们几个创业者甚至包括员工，心态都起了变化。“这个时候我头脑有点发热，想一意孤行，总是觉得拿点钱没错儿的，但是谁知道这种钱是很难拿的，那是烫手的山芋，拿了以后你能不能拿住7这个时候我们团队就劝我，说你要想清楚，你拿了钱要干什么?现在市场没有这么大。”
最终，陈大明拒绝了那家公司的投资。“那个时候，说难听点，大学生创业在他们投资公司眼睛里完全一钱不值，他就是拿300万来玩一玩，试试看，好了他就发了，好不了也无所谓，他也不会亏，因为他占你的股份大，占你的资本多。”
而现在投资的接力基金则有些不同。这个基金由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科技投资公司、杨浦创业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专门对大学生创业者进行投资。张德旺告诉记者，在那些接受基金会天使投资的企业里，当天使投资退出之后，接力基金会考察，对那些看好的公司进行投资。目前，接受接力基金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到十家。到底要不要创业
泰坦化学董事长谢应波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颇有顾虑，他们不再希望以大学生创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觉得这会影响到公司形象。这家公司是六位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生台办的企业，主要为医药公司提供医药中间体原料、实验室服务，客户中不乏诺华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公司。他们已经成功拿到了接力基金的投资。
泰坦化学现在能提供近万种化学中间体，但是因为化学种类繁多，个体公司生产能力有限，公司现在和很多企业合伙开发产品，整合行业资源，为客户提供服务。“单一的研发技术，单一的产品销售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靠单—产品打天下的时代。这个行业里面需要有整体的实力，而不是单一的技术产品。”谢应波对整合能力更为看重，泰坦化学走的是高科技的路线，他也更把华为作为公司的发展参考， “你说华为刚开始的时候，他跟国外比有什么创新?海尔有什么创新?只有这个规模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整台以后，他才有实力真正达到这个状态。”
“因为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生创业有很多误解，觉得大学生创业不可靠，我们合作的客户都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所以就会存在这种矛盾。”谢应波不愿对记者讲述当初他们怎样合伙创业的故事，更愿意向记者谈公司的发展理念。
的确，和还在寻找方向的胡百川们相比，泰坦化学在大学生创业企业里面已经走在了前面，谢应波甚至计划公司在2013年上市。这位来自重庆开县的大学生创业者，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是谈起公司理念，谈起管理，已经和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小有所成的企业者不相上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公司要解决温饱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属于高速发展时期，客户群大了，客户群的质量都不错，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把服务做好，怎么把规模做大。”谢应波说。他们现在正着手进行第二轮融资，目前在和硅谷银行进行接触。
对于公司的股权结构，接力基金占了多少股份，谢应波对记者表示要保密，“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对后续进入投资会有影响。”对于大学生要不要创业，谢应波也很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看得比较极端，高看的把你当成比尔·盖茨，低看的就认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很浮躁的大学生才会去创业。实际不是，大学生创业里面也有做得好的。社会上创业也有很多失败的，但是有时大家把大学生创业的失败放大了。”谢应波说，大家看待大学生创业，不应该只是看他赚多少钱，大家应该看重创业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创业精神，这个社会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观念和张德旺不谋而合。张德旺说，上海市每年15万毕业生，统计起来，创业比例占到0.3％，“我觉得这个概率没有任何问题。总是有一些人有特殊的悟性和天分，觉得创业才会快乐。你要给那些想做事情的人机会，这才是和谐的社会。”
而胡百川则认为大学生创业更应该谨慎。
“大学生创业毕竟有很多潜在的风险，第一不可能所有大学生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金，拿不到就要靠家庭、靠亲戚朋友，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负担。第二，大学生毕竟社会经验、市场经验各方面能力都非常有限，天才毕竟是少数，如果鼓励绝大多数普通人去做天才才能做的成功的事情，失败率肯定很高。很多人说创业失败了可以积累经验，但是我认为在大学生身上也不一定说得通。因为你犯的都是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你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这些常识性的错误就不会犯。等你创业失败了，你到外面去打拼几年，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之前浪费的那几年，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金钱，浪费父母的积蓄。所以我个人对大学生创业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还是要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再来创业。”
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看得比较极端，高看的把你当成比尔·盖茨，低看的就认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很浮躁的大学生才会去创业
林鹏飞名片上，印着“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几个字，而他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 一上海汇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出生于1980年的青年，2010年正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业务是对工业锅炉进行改造，提高燃烧效率。
公司注册资金50万，他自己掏了7万块钱，向还在读博士的女朋友借了1万，跟家里要了7万，加起来一共15万块钱，他的导师出了12.5万，一位师弟出了2.5万。他的项目拿到了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20万元的投资。
公司目前只招聘了一名市场人员，还是兼职，是林鹏飞师弟的一位同学，在一家外企做图纸设计， “锅炉改造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他要懂。”每周林鹏飞都要和他碰一下头，向对方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让他先做了解。
那位市场人员还没有正式上班，林鹏飞说：“目前主要考虑到经济压力的问题，公司刚成立，而且他要是全职过来，现在也接不了项目。”其余的“职员”，则是他那些在读博士或研究生的师弟们，林鹏飞的很多师弟都愿意为这个公司做事情。他的导师虽然在公司占25％的股份，但主要负责的还是技术研究。公司还没有租赁办公场所，因为大家都还在学校，有办公室，林鹏飞想等七八月份毕业之后，再租个办公室。
这位30岁的大学生创业者，脸上还带着浓郁的书生气，在此之前，他没有过任何就业经历，一直在学校读书。当然，因为研究需要，他和一些锅炉厂都打过交道，也正是这个经历，让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他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让儿子创业。“他们当时也有一些担心，因为一般来说毕业找个国企或外企会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机会，跟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也觉得我还年轻，可以闯一闯。”据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秘书长张德旺介绍，在上海，像林鹏飞这样创业的大学生一共有2000多人，拿到基金会资助的达到400多家。
他们创业大都从本专业出发，资金大都来自父母资助，他们都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情结，也受到了一些政府资源的倾斜。而他们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并且热血沸腾。
对他们进行投资资助的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是一家公募基金会，旨在支持帮助大学生创业者。除了进行非营利性投资外，基金会还会通过各种其他方式，例如帮助创业者招聘人才，组织创业者沙龙，组织社会力量对创业者进行辅导。
—个由政府鼓动的创业潮，再由政府来支持引导，这样的创业能否取得成功?
理想主义的陷阱
胡百川是上海复旦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毕业生，他创办的为舟网络科技公司在最初的几年，曾经走过一个很大的弯路。2006年4月，刚参加工作半年多的胡百川辞掉了工作，正式开始创业。他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各从家里拿了2万块钱，因为当时注册公司最低要求是3万块，他们就注册了3万块，剩下的都买了设备。
胡百川的创业是有一点业务基础的，2005年毕业之后，他在一家外企做技术工作，网上认识了一位文化公司的朋友，经常会给他一些做网站的活，做一个能拿到七八千块钱，渐渐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也因此积累了一些人脉，于是就动了创业的念头。
办公室就是他们租的房子，两个人既做员工又做老板，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就开始工作。最开始他们主要在外面接一些Flsah的开发的合同，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因为没有美工，他们主要做一些编程的工作。胡百川后来又找了一个以前的朋友做美工，三个人正好成一个组合，胡转而去负责业务，他的同学做程序。
胡百川说，最初的两年是他们苦苦坚持的两年，首先业务量很少，赚到一点钱都发了工资，他们只有靠父母接济。在创业之初，胡百川了解到上海有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可以对创业大学生进行天使投资，并且不参与分红，在公司发展健康之后原价退出。他觉得这个会对自己很有帮助，于是就递交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申请资金。当时他们计划的商业模式是开发手机软件，申请到基金会7万元的投资之后，他们准备做手机软件开发，但是真正做的时候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得了的。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四五个人，一共就这么点钱，每个月几万块钱的收入，想做手机软件，做出来之后怎么推广?当时市场也相对不是很成熟，根本没有这样的体系，对我们这样的开发者来说，即使做出来了，卖给谁去?”
胡百川说，那是他最困惑的时候，公司始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战略方向。
没办法，胡百川他们只得绞尽脑汁再去接一些低端点的业务，先养活团队。现在为舟和国外一些游戏公司已经建立了比较固定的联系，为他们做游戏的外包开发。除此之外，他们还尝试为一些大学做在线远程教学体系。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今年业务突飞猛进，上半年时间就达到了100万元。
这次弯路仍然没有动摇胡百川的理想主义情结，创业四年的他，仅仅把目前的业务看作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他和合伙人的终极目标，是做Flash互动多媒体社区，但是目前这块市场还很不成熟，很少人会用到他们打算开发的软件。胡百川只能等待。“最起码到今天为止，我还能以一个理想主义者自居，因为我还有这样一个资本、实力来支撑这个理想，我们身边太多的人都在为了生计奔波。”胡百川对自己出来创业毫不后悔。
灵信科技总经理陈大明则和胡百川截然不同。他是上海大学的在读博士，公司做的是LED控制系统。这位生于1981年的创业者，并没有一上来就做高端，而是选择了这个行业市场最大的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是没法养活我们公司的，或者说没办法支撑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们同行有一些公司上来就做高端产品，但是其实活得很艰难，这是一个市场规则。”也许是父辈经商的熏陶，陈大明比一般大学生创业者更务实。
谈起自己为什么创业，陈大明也不会过多谈论理想或者抱负，只是说因为自己当时看到了这块市场，不甘心在别人提供的平台上做事，才自己决定创业。
如今，他的灵信科技每月营业额达到百万，每年营业额一千多万，当初投资他的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已经成功退出。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接力基金
他们创业大都从本专业出发，资金大都来自父母资助，他们都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情结，也受到了一些政府资源的倾斜已经做完了尽职调查，准备对灵信科技投资300万。
基金会到底能有多大帮助?
在陈大明看来，基金会给自己的帮助分直接帮助和间接帮助： “直接帮助就是给钱，给我们一些政策优惠，有些补贴，几万块钱，但这个只是一些心理安慰：我 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基金会的间接帮助要大于直接帮助。”
陈大明说，作为灵信科技的总经理，他出去谈业务的时候，人家总会问起公司的背景，“公司的形象其实在客户那里还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客户跟你见面第一个就问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公司从哪里来的?你的前身，你的现在过去他都要了解，要不然他不敢跟你合作。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后续维护，如果到时候你跑了，他接下来要服务要维修怎么办?”
在和客户谈的时候，陈大明提起公司有基金会的投资背景，可以很快消除客户的顾虑，取得信任。陈大明坦言，自己现在读的博士都是一个“商业博士”，其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客户对自己公司的信任度。基金会的背景，对公司招聘员工也很有好处。“人家会觉得你的公司有保障。起码我可以跟他们说，我们公司不会倒闭，我们可能会歇业，但是我们不会倒闭，如果我们缺钱，学校可以帮我们贷到款。”
陈大明在公司最初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坎。2007年，灵信科技刚成立一年多，发展势头很好，一家风投准备对灵信科技投资300万，但是公司上上下下都很顾虑，因为对方一进来就要占到80％的股份。“当时我特别想拿到这个投资。”陈太明说，那个时候他们公司在上海大学创业园，隔壁一家也是大学生创业者，刚刚拿到300万的投资，这对他刺激很大。
“它们是上海大学生里面第一家拿到风投的，炒得沸沸扬扬的，感觉一下上天了。”陈大明说。因为在一个楼层，大家又都认识，他们几个创业者甚至包括员工，心态都起了变化。“这个时候我头脑有点发热，想一意孤行，总是觉得拿点钱没错儿的，但是谁知道这种钱是很难拿的，那是烫手的山芋，拿了以后你能不能拿住7这个时候我们团队就劝我，说你要想清楚，你拿了钱要干什么?现在市场没有这么大。”
最终，陈大明拒绝了那家公司的投资。“那个时候，说难听点，大学生创业在他们投资公司眼睛里完全一钱不值，他就是拿300万来玩一玩，试试看，好了他就发了，好不了也无所谓，他也不会亏，因为他占你的股份大，占你的资本多。”
而现在投资的接力基金则有些不同。这个基金由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科技投资公司、杨浦创业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专门对大学生创业者进行投资。张德旺告诉记者，在那些接受基金会天使投资的企业里，当天使投资退出之后，接力基金会考察，对那些看好的公司进行投资。目前，接受接力基金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到十家。到底要不要创业
泰坦化学董事长谢应波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颇有顾虑，他们不再希望以大学生创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觉得这会影响到公司形象。这家公司是六位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生台办的企业，主要为医药公司提供医药中间体原料、实验室服务，客户中不乏诺华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公司。他们已经成功拿到了接力基金的投资。
泰坦化学现在能提供近万种化学中间体，但是因为化学种类繁多，个体公司生产能力有限，公司现在和很多企业合伙开发产品，整合行业资源，为客户提供服务。“单一的研发技术，单一的产品销售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靠单—产品打天下的时代。这个行业里面需要有整体的实力，而不是单一的技术产品。”谢应波对整合能力更为看重，泰坦化学走的是高科技的路线，他也更把华为作为公司的发展参考， “你说华为刚开始的时候，他跟国外比有什么创新?海尔有什么创新?只有这个规模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整台以后，他才有实力真正达到这个状态。”
“因为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生创业有很多误解，觉得大学生创业不可靠，我们合作的客户都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所以就会存在这种矛盾。”谢应波不愿对记者讲述当初他们怎样合伙创业的故事，更愿意向记者谈公司的发展理念。
的确，和还在寻找方向的胡百川们相比，泰坦化学在大学生创业企业里面已经走在了前面，谢应波甚至计划公司在2013年上市。这位来自重庆开县的大学生创业者，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是谈起公司理念，谈起管理，已经和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些小有所成的企业者不相上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公司要解决温饱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属于高速发展时期，客户群大了，客户群的质量都不错，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把服务做好，怎么把规模做大。”谢应波说。他们现在正着手进行第二轮融资，目前在和硅谷银行进行接触。
对于公司的股权结构，接力基金占了多少股份，谢应波对记者表示要保密，“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对后续进入投资会有影响。”对于大学生要不要创业，谢应波也很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看得比较极端，高看的把你当成比尔·盖茨，低看的就认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很浮躁的大学生才会去创业。实际不是，大学生创业里面也有做得好的。社会上创业也有很多失败的，但是有时大家把大学生创业的失败放大了。”谢应波说，大家看待大学生创业，不应该只是看他赚多少钱，大家应该看重创业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创业精神，这个社会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观念和张德旺不谋而合。张德旺说，上海市每年15万毕业生，统计起来，创业比例占到0.3％，“我觉得这个概率没有任何问题。总是有一些人有特殊的悟性和天分，觉得创业才会快乐。你要给那些想做事情的人机会，这才是和谐的社会。”
而胡百川则认为大学生创业更应该谨慎。
“大学生创业毕竟有很多潜在的风险，第一不可能所有大学生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金，拿不到就要靠家庭、靠亲戚朋友，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负担。第二，大学生毕竟社会经验、市场经验各方面能力都非常有限，天才毕竟是少数，如果鼓励绝大多数普通人去做天才才能做的成功的事情，失败率肯定很高。很多人说创业失败了可以积累经验，但是我认为在大学生身上也不一定说得通。因为你犯的都是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你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这些常识性的错误就不会犯。等你创业失败了，你到外面去打拼几年，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之前浪费的那几年，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金钱，浪费父母的积蓄。所以我个人对大学生创业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还是要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再来创业。”
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看得比较极端，高看的把你当成比尔·盖茨，低看的就认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很浮躁的大学生才会去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