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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克尤恩在其小说《家庭制造》中，通过叙述者的设立、对重要情节的含混和空缺以及刻意营造疏离冷静的叙述风格等，建立出不可靠的叙述模式，这些模式带来的反讽和陌生化效果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跳脱出文本表层的惊悚与猎奇，站在更冷静和客观的社会层面去思考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处境。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麦克尤恩 《家庭制造》 反讽 陌生化
当作家遇到较难处理的题材时，往往会选择不可靠叙述的策略来规避可能遭遇的社会舆论冲击，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分化也是逃避叙述责任的一种手段。通常来说，营造不可靠叙述的手法有如下几种：通过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讲故事，通过重要情节的含混空缺来制造故事中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通过和情节推进截然相反的冷静叙述来营造出疏离隔阂的效果等。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这样的叙述策略随处可见，他大量地选取了孩子、恋童癖者、恋物癖者、侏儒、人兽恋者等社会边缘人物，叙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大打折扣。另外，他在叙述中也多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这种限制性的视角阻碍了读者进行客观判断，受制于叙述者的片面之词。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制造》（收录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麦克尤恩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以叙述者“我”的视角，通过真假难辨的口吻去回忆青少年时代阴郁罪恶的成长故事。
一、不可靠叙述的表现
叙述学中，隐含作者是实际作者的替身，它不承担叙述任务，而故事的推进则需要靠叙述者来完成。“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交流的手段。它通过整体的设计，借助于所有的声音，采用它所选择的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所有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而判断不可靠叙述的重要证据就是叙述者是否和隐含作者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和声音。
《家庭制造》中显身叙述者通过倒叙讲述童年故事，读者能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来源于“我”的片面叙述。叙述者以“我”的口吻去回忆和好友雷蒙德探索成人、犯罪领域以及最后完成诱奸亲妹妹的故事。文中关于“我”的客观描写并不多，作者刻意隐去了叙述者的相关信息，从主观叙述的细节部分可以了解到“我”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生长在一个艰辛的底层工人家庭，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心智，有一个年纪相仿但笨手笨脚的玩伴，除此之外对叙述者生平和合法性的证明几乎没有。除了对叙述者信息的隐去，作者还隐瞒了其他主要人物的信息，比如雷蒙德和露露，他们在叙述者的叙述文本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也是叙述者行为动机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合法性也是不可靠的。
在主人公的回忆中，雷蒙德是带他领略成人世界秘密的引导者，但小说对于雷蒙德这个人物的塑造却是存疑的。“我”在小说的开篇就提出，这个故事是一个由雷蒙德引发的充满反讽感的故事，但之后对于雷蒙德的描写却充满矛盾，雷蒙德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更早地踏入成人世界，却一直格格不入。不管是抽大麻、看恐怖片、喝酒还是偷书，所有雷蒙德带“我”做的一切“我”都比雷蒙德更顺手，甚至“我”穿雷蒙德的裤子也比他更合适。这个反常的人物本来就疑点重重，更可疑的是叙述者还妄图将乱伦的责任转嫁到他的身上，从这些表述中，雷蒙德存在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类似白痴的反常人物，还是叙述者为了推脱责任而生造出这个人物，并进行片面的叙述？
其次是关于露露，露露·史密斯是“我”性幻想的对象，也是“我”最终完成诱奸妹妹这一恶行的促进者，但是露露·史密斯这一人物的真实性依然存疑。文中对露露的描写来自于我所听到的来自街头巷尾的传闻，“世上有犹太人的笑话，大象的笑话，还有露露的笑话，这些都和这一纵隋声色的传奇密切相关”。而传奇之所以称之为传奇也是因为它的虚假性，“传闻还说这香汗淋漓、丰乳肥臀的小妞一夜风流的对象包括长颈鹿、蜂鸟、长铁肺的男人（这个男人因此死去）、耕牛、拳王阿里、中南美洲的小猴、来自火星的铁棍以及她祖父的莫里斯·麦勒牌汽车的操纵杆（顺理成章地又引出和交管员的一段孽债）”。这些粗鄙夸张的描写增加了露露这个人物的不可靠性，虽然对于“我”和雷蒙德来说露露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在作者的设置中这个露露更像一个虚构和妄想出来的人物，她与“我”的现实生活产生的唯一一点联系是雷蒙德所说的“只要一个先令，露露·史密斯就会让你见见世面”，但是一直到故事的结尾，这位传闻中的露露都是只听其名而不见其人。
除了对相关人物信息的隐去，作者还采用了重要情节的含混和空缺来加深不可靠的叙述效果。作为《家庭制造》中的重要敘述情节，“我”诱奸妹妹康莉的动机及结果相当含混，从叙述逻辑来看，“我”之所以对其貌不扬的妹妹犯下乱伦重罪，是因为难以抑制的性冲动以及对露露·史密斯的性幻想转移。在详细地描写了“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诱奸妹妹之后，故事却戛然而止了，既没有交代“我”是如何处理这桩犯罪事件的，也没有只言片语来交代“我”的情感变化和道德反思，更没有描写妹妹和其他人的反应。小说漫长地铺垫了“我”和雷蒙德为非作歹的少年时代，却极其粗糙地带过了从一开始就被作者强烈暗示过的重要情节，这种对文本的处理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叙述的不可靠。
二、不可靠叙述带来的反讽效果
不可靠的叙述虽然不同于传统叙述，是一种对叙述技巧的把玩，但作者之所以设置这样的叙述模式，也是因为它会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在《家庭制造》中，比较明显的两个效果是：反讽与陌生化。
汉斯·姚斯曾在其代表作《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中分析了读者在阅读时与主人公认同的五种模式，分别是联想式、钦慕式、同情式、净化式和反讽式。主人公“我”是一个十四岁的青少年，读者期待在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纯真美好的气质，但叙述者的自白无情地打破了读者的这种文本期待。《家庭制造》中的讽刺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角色设置上的反讽。从主流价值观的角度，正常读者很难将青少年与“大麻”“性”“偷窃”“乱伦”等词汇联想起来，但从小说中“我”的回忆中读者发现所阅读的角色是一个披着正常儿童外衣的“撒旦”，满嘴下流话，伙同朋友偷书、偷酒，对家人冷漠残忍，甚至为了满足性欲对自己年幼的妹妹下手。 一个是主人公叙述距离的分化。姜燕燕在《论小说（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叙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在与成长相关题材的小说中，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距离往往有特定的寓意”，并将其分为时间上的不一致和语调风格上的不一致。时间距离上的分化也可以理解成叙述层的分化，《家庭制造》中有两个叙述层，一个是当下的“我”回忆诱奸妹妹康莉的始末，一个是十四岁的“我”回忆“我”和雷蒙德探索成人世界的过程。小说由回忆性的倒叙开始，但是在回忆的过程中主人公又多次插入当下的视角。当从回忆的叙述中抽离出来时，主人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评判，从形式上看似乎增加了客观性和仿真感，但这种“二我差”加剧了读者对当下的叙述者“我”以及回忆中的叙述者“我”的双重怀疑。另外，语调风格上的不一致也拉开了这种叙述距离，“我”以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身份在主叙述层中回忆和雷蒙德探索成人世界的隐秘时呈现出虚荣和浮夸，将自我塑造成一个高人一等的青少年形象，虽然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仍流露出几分真诚。但是在超叙述层中，当叙述者以看似更理性、更有逻辑的视角去回忆这些事时，振振有词的语调下隐藏的却是虚伪和狡猾：“我能记得，我总能记得那水面上旋转直下的来自床罩流苏上的绒毛，但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明白假如说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结束，假若人生的各个阶段可以有始有终的话，那可以说是雷蒙德占据了我的少年和成年。”叙述者一面以虚伪的辞藻美化着罪恶的回忆，一面将责任推脱给他人，两种叙述者语调风格上的差异造成的矛盾效果使这个人物更具有讽刺性。
最后一个是道德上的反讽。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罪恶、谎言和低俗的故事里，叙述者丝毫没有流露出愧疚的心理，更妄谈赎罪。在小说的开篇他首先就否定了对自己道德上的审判：“如果对人生各个阶段来说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的话，那我真要坚持说这个故事是关于雷蒙德的，而不是关于贞洁、做爱、乱伦和自虐。”叙述者对事实堂而皇之的掩盖让读者意识到成人后的叙述者丝毫没有改变，在叙述核心情节乱伦时，叙述者仍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上的自责，反而有自我夸耀的态度：“当我进入艺术学院后，这一光环还跟随着我，使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于一次性交之后——它正是故事的主题。”在叙述者看来，这场为世俗所不容的性交反而成为他之后夸耀的资本。以借口和文字游戏去掩饰龌龊的道德观，这种道德上的冲击会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
三、不可靠叙述带来的“陌生化”效果
“陌生化”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知的那样。”“陌生化”也是不可靠叙述的一个策略。
《家庭制造》中的“陌生化”效果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不可靠“证词”和叙述者身上的矛盾性产生。一个反常的“十四岁儿童”，读者首先会对他的儿童身份产生间离感，其次会对他所具有的道德观产生怀疑，进而怀疑文本本身。这种效果在大多数小说家眼中看来是危险的，陌生和间离会拉大读者和文本的距离感，进而削弱阅读过程中的同理心和共鸣感，但这正是不可靠叙述在处理特殊题材时所特意使用的。布斯说：“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比如《洛丽塔》（又称《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当叙述者在法庭上回忆对未成年少女的犯罪经过时，显然和隐含作者的道德趋向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家庭制造》中也是如此，叙述者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犯罪、下流和性，但他的个人行为和价值观并不代表隐含作者的立场。这也使得作者和隐含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处理敏感题材。
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我们时常能看到事物的间离和变形，不可靠的叙述者和含混的逻辑链阻碍了读者和小说人物产生同理心和共鸣，从而促使读者不再局限于事件的表面，而是站在一个较远的距离去审视文本，更容易以一个客观的心态去产生反思。在此角度下，《家庭制造》中粗鄙的文字和直白赤裸的性描写，就不再直接刺激讀者产生相关的联想，反而使读者透过文本进行反思。
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经推出便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很少有作家像麦克尤恩一样在小说中进行如此多直白和裸露的描写。可是令人称奇的是，在直面麦克尤恩的小说时，读者在诧异之后并不容易将自己带入诡异的情节和色情的描写中，反而是对小说产生了道德上的诘问与反思。赵毅衡教授在《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中提到：“小说的叙述形式具有独立于小说内容的意义，而且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关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如同《家庭制造》，这个以家庭秘闻为外壳的故事下包裹的是人格的战栗，在主人公“我”的叙述中，“我”成熟的思想被局限在稚嫩的躯体中，看起来“我”以狡黠的思维在成人社会的阴暗面里游刃有余，但事实是“我”仍然是成人社会文化中的牺牲品。
《家庭制造》中的孩子藐视成人却被其黑暗面所吸引，如此矛盾的认知也是因为青少年作为非主流群体被成人世界所排斥。这种落差感和距离感使得青少年成为心理上的畸零人和社会上的游荡者。在异化、反讽的效果下，现实世界的读者很容易从麦克尤恩的叙述中产生警觉，这些陌生的人物形象和真假难辨的自白让读者对现实世界中的青少年及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产生反思。文本内外的反讽和冲击，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人性、诗意与美的回归的呼吁。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麦克尤恩 《家庭制造》 反讽 陌生化
当作家遇到较难处理的题材时，往往会选择不可靠叙述的策略来规避可能遭遇的社会舆论冲击，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分化也是逃避叙述责任的一种手段。通常来说，营造不可靠叙述的手法有如下几种：通过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讲故事，通过重要情节的含混空缺来制造故事中显而易见的漏洞，以及通过和情节推进截然相反的冷静叙述来营造出疏离隔阂的效果等。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这样的叙述策略随处可见，他大量地选取了孩子、恋童癖者、恋物癖者、侏儒、人兽恋者等社会边缘人物，叙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大打折扣。另外，他在叙述中也多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这种限制性的视角阻碍了读者进行客观判断，受制于叙述者的片面之词。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制造》（收录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麦克尤恩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以叙述者“我”的视角，通过真假难辨的口吻去回忆青少年时代阴郁罪恶的成长故事。
一、不可靠叙述的表现
叙述学中，隐含作者是实际作者的替身，它不承担叙述任务，而故事的推进则需要靠叙述者来完成。“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交流的手段。它通过整体的设计，借助于所有的声音，采用它所选择的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所有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而判断不可靠叙述的重要证据就是叙述者是否和隐含作者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和声音。
《家庭制造》中显身叙述者通过倒叙讲述童年故事，读者能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来源于“我”的片面叙述。叙述者以“我”的口吻去回忆和好友雷蒙德探索成人、犯罪领域以及最后完成诱奸亲妹妹的故事。文中关于“我”的客观描写并不多，作者刻意隐去了叙述者的相关信息，从主观叙述的细节部分可以了解到“我”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生长在一个艰辛的底层工人家庭，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心智，有一个年纪相仿但笨手笨脚的玩伴，除此之外对叙述者生平和合法性的证明几乎没有。除了对叙述者信息的隐去，作者还隐瞒了其他主要人物的信息，比如雷蒙德和露露，他们在叙述者的叙述文本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也是叙述者行为动机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合法性也是不可靠的。
在主人公的回忆中，雷蒙德是带他领略成人世界秘密的引导者，但小说对于雷蒙德这个人物的塑造却是存疑的。“我”在小说的开篇就提出，这个故事是一个由雷蒙德引发的充满反讽感的故事，但之后对于雷蒙德的描写却充满矛盾，雷蒙德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更早地踏入成人世界，却一直格格不入。不管是抽大麻、看恐怖片、喝酒还是偷书，所有雷蒙德带“我”做的一切“我”都比雷蒙德更顺手，甚至“我”穿雷蒙德的裤子也比他更合适。这个反常的人物本来就疑点重重，更可疑的是叙述者还妄图将乱伦的责任转嫁到他的身上，从这些表述中，雷蒙德存在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类似白痴的反常人物，还是叙述者为了推脱责任而生造出这个人物，并进行片面的叙述？
其次是关于露露，露露·史密斯是“我”性幻想的对象，也是“我”最终完成诱奸妹妹这一恶行的促进者，但是露露·史密斯这一人物的真实性依然存疑。文中对露露的描写来自于我所听到的来自街头巷尾的传闻，“世上有犹太人的笑话，大象的笑话，还有露露的笑话，这些都和这一纵隋声色的传奇密切相关”。而传奇之所以称之为传奇也是因为它的虚假性，“传闻还说这香汗淋漓、丰乳肥臀的小妞一夜风流的对象包括长颈鹿、蜂鸟、长铁肺的男人（这个男人因此死去）、耕牛、拳王阿里、中南美洲的小猴、来自火星的铁棍以及她祖父的莫里斯·麦勒牌汽车的操纵杆（顺理成章地又引出和交管员的一段孽债）”。这些粗鄙夸张的描写增加了露露这个人物的不可靠性，虽然对于“我”和雷蒙德来说露露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在作者的设置中这个露露更像一个虚构和妄想出来的人物，她与“我”的现实生活产生的唯一一点联系是雷蒙德所说的“只要一个先令，露露·史密斯就会让你见见世面”，但是一直到故事的结尾，这位传闻中的露露都是只听其名而不见其人。
除了对相关人物信息的隐去，作者还采用了重要情节的含混和空缺来加深不可靠的叙述效果。作为《家庭制造》中的重要敘述情节，“我”诱奸妹妹康莉的动机及结果相当含混，从叙述逻辑来看，“我”之所以对其貌不扬的妹妹犯下乱伦重罪，是因为难以抑制的性冲动以及对露露·史密斯的性幻想转移。在详细地描写了“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诱奸妹妹之后，故事却戛然而止了，既没有交代“我”是如何处理这桩犯罪事件的，也没有只言片语来交代“我”的情感变化和道德反思，更没有描写妹妹和其他人的反应。小说漫长地铺垫了“我”和雷蒙德为非作歹的少年时代，却极其粗糙地带过了从一开始就被作者强烈暗示过的重要情节，这种对文本的处理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叙述的不可靠。
二、不可靠叙述带来的反讽效果
不可靠的叙述虽然不同于传统叙述，是一种对叙述技巧的把玩，但作者之所以设置这样的叙述模式，也是因为它会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在《家庭制造》中，比较明显的两个效果是：反讽与陌生化。
汉斯·姚斯曾在其代表作《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中分析了读者在阅读时与主人公认同的五种模式，分别是联想式、钦慕式、同情式、净化式和反讽式。主人公“我”是一个十四岁的青少年，读者期待在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纯真美好的气质，但叙述者的自白无情地打破了读者的这种文本期待。《家庭制造》中的讽刺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角色设置上的反讽。从主流价值观的角度，正常读者很难将青少年与“大麻”“性”“偷窃”“乱伦”等词汇联想起来，但从小说中“我”的回忆中读者发现所阅读的角色是一个披着正常儿童外衣的“撒旦”，满嘴下流话，伙同朋友偷书、偷酒，对家人冷漠残忍，甚至为了满足性欲对自己年幼的妹妹下手。 一个是主人公叙述距离的分化。姜燕燕在《论小说（家庭制造）中的不可靠叙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在与成长相关题材的小说中，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距离往往有特定的寓意”，并将其分为时间上的不一致和语调风格上的不一致。时间距离上的分化也可以理解成叙述层的分化，《家庭制造》中有两个叙述层，一个是当下的“我”回忆诱奸妹妹康莉的始末，一个是十四岁的“我”回忆“我”和雷蒙德探索成人世界的过程。小说由回忆性的倒叙开始，但是在回忆的过程中主人公又多次插入当下的视角。当从回忆的叙述中抽离出来时，主人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评判，从形式上看似乎增加了客观性和仿真感，但这种“二我差”加剧了读者对当下的叙述者“我”以及回忆中的叙述者“我”的双重怀疑。另外，语调风格上的不一致也拉开了这种叙述距离，“我”以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身份在主叙述层中回忆和雷蒙德探索成人世界的隐秘时呈现出虚荣和浮夸，将自我塑造成一个高人一等的青少年形象，虽然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仍流露出几分真诚。但是在超叙述层中，当叙述者以看似更理性、更有逻辑的视角去回忆这些事时，振振有词的语调下隐藏的却是虚伪和狡猾：“我能记得，我总能记得那水面上旋转直下的来自床罩流苏上的绒毛，但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明白假如说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结束，假若人生的各个阶段可以有始有终的话，那可以说是雷蒙德占据了我的少年和成年。”叙述者一面以虚伪的辞藻美化着罪恶的回忆，一面将责任推脱给他人，两种叙述者语调风格上的差异造成的矛盾效果使这个人物更具有讽刺性。
最后一个是道德上的反讽。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罪恶、谎言和低俗的故事里，叙述者丝毫没有流露出愧疚的心理，更妄谈赎罪。在小说的开篇他首先就否定了对自己道德上的审判：“如果对人生各个阶段来说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的话，那我真要坚持说这个故事是关于雷蒙德的，而不是关于贞洁、做爱、乱伦和自虐。”叙述者对事实堂而皇之的掩盖让读者意识到成人后的叙述者丝毫没有改变，在叙述核心情节乱伦时，叙述者仍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上的自责，反而有自我夸耀的态度：“当我进入艺术学院后，这一光环还跟随着我，使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于一次性交之后——它正是故事的主题。”在叙述者看来，这场为世俗所不容的性交反而成为他之后夸耀的资本。以借口和文字游戏去掩饰龌龊的道德观，这种道德上的冲击会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
三、不可靠叙述带来的“陌生化”效果
“陌生化”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知的那样。”“陌生化”也是不可靠叙述的一个策略。
《家庭制造》中的“陌生化”效果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不可靠“证词”和叙述者身上的矛盾性产生。一个反常的“十四岁儿童”，读者首先会对他的儿童身份产生间离感，其次会对他所具有的道德观产生怀疑，进而怀疑文本本身。这种效果在大多数小说家眼中看来是危险的，陌生和间离会拉大读者和文本的距离感，进而削弱阅读过程中的同理心和共鸣感，但这正是不可靠叙述在处理特殊题材时所特意使用的。布斯说：“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比如《洛丽塔》（又称《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当叙述者在法庭上回忆对未成年少女的犯罪经过时，显然和隐含作者的道德趋向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家庭制造》中也是如此，叙述者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犯罪、下流和性，但他的个人行为和价值观并不代表隐含作者的立场。这也使得作者和隐含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处理敏感题材。
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我们时常能看到事物的间离和变形，不可靠的叙述者和含混的逻辑链阻碍了读者和小说人物产生同理心和共鸣，从而促使读者不再局限于事件的表面，而是站在一个较远的距离去审视文本，更容易以一个客观的心态去产生反思。在此角度下，《家庭制造》中粗鄙的文字和直白赤裸的性描写，就不再直接刺激讀者产生相关的联想，反而使读者透过文本进行反思。
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经推出便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果，很少有作家像麦克尤恩一样在小说中进行如此多直白和裸露的描写。可是令人称奇的是，在直面麦克尤恩的小说时，读者在诧异之后并不容易将自己带入诡异的情节和色情的描写中，反而是对小说产生了道德上的诘问与反思。赵毅衡教授在《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中提到：“小说的叙述形式具有独立于小说内容的意义，而且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关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如同《家庭制造》，这个以家庭秘闻为外壳的故事下包裹的是人格的战栗，在主人公“我”的叙述中，“我”成熟的思想被局限在稚嫩的躯体中，看起来“我”以狡黠的思维在成人社会的阴暗面里游刃有余，但事实是“我”仍然是成人社会文化中的牺牲品。
《家庭制造》中的孩子藐视成人却被其黑暗面所吸引，如此矛盾的认知也是因为青少年作为非主流群体被成人世界所排斥。这种落差感和距离感使得青少年成为心理上的畸零人和社会上的游荡者。在异化、反讽的效果下，现实世界的读者很容易从麦克尤恩的叙述中产生警觉，这些陌生的人物形象和真假难辨的自白让读者对现实世界中的青少年及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产生反思。文本内外的反讽和冲击，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人性、诗意与美的回归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