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六大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要离。他们多半为政治目的搞刺杀或劫持，按今天的标准，那就是“恐怖分子”。可是，司马辽不但在《史记》中记载了前五位的事迹，还把他们塑造成了英雄。历朝历代的歌咏，使他们流芳百世。难道，“恐怖分子”的定义，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恐怖活动”，有搞刺杀的(最著名的当然是荆轲)，有搞劫持的(项羽就曾拿刘邦的老爹当人质)，先秦和清末是两个高峰。
　　但和现代舆论不同，刺客们多半留下了“美名”，清末的徐锡麟、吴樾等人．是“革命者”，先秦至汉代的“恐怖分子”则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加表彰。
　　《游侠列传》主要记载的是西汉的朱家、剧孟、郭解三人。值得注意的月，《游侠列传》开篇并未直接讲述传主事迹，司马迁从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说起，先发了一大通议论。他必然意识到，为这些人作传，要面对一般社会观念的责难。所以他首先要阐明自己怎样看待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司马迁最看重游侠两点品质：扶危济困，信守然诺。
　　那么，汉代游侠究竟是些什么人，以至于司马迁需要这样百般解释?而在他身后，班固还对他“进游侠而退处士”不以为然呢?我觉得，那几个传主，看上去比较像武侠小说中的“帮主”或“掌门人”，带有“黑社会”色彩。“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为任侠”(钱穆《国史大纲》)。他们有很多“宾客”，触犯法律，虽是布衣，但名望和权势很盛。朱家手下，“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不过，司马迁认为，他们“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意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他们和那种“侵凌孤弱”的暴徒有本质区别，却不被正统观念所谅解，这令司马迁感到不平，“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司马迁把游侠的传统，上溯到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诸公子，四公子最著名的事迹就是礼贤下士，其实也就是豢养了一帮门客和死士。他们帮助主人治理封邑，如孟尝君手下抱怨“食无鱼”的冯驩。他们参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如平原君手下“脱颖而出”的毛遂，在谈判时按剑威胁楚王，逼迫他歃血立誓，发兵救赵，其实就是“劫持人质”。到了汉代，游侠在平民中崛起，但依然有往来权贵之间，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本，剧孟可令“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吴楚造反，条侯周亚夫抢占先机，收服剧孟，他认为吴楚举大事不求剧孟是重大失策。
　　游侠在战国那样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下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可是对于秦汉这样的大一统政权，毕竟是社会安全与统治稳固的祸患。剧孟这样比较收敛的可得善终，而到了高度集权的武帝时代，郭解就不免被灭族。
　　如果说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样的“当代史”多少有所顾忌，那么由于《刺客列传》记述的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他不再做任何辩解，他在刺客们身上倾注了强烈的热情，将他们理想化，英雄化，为我们留下了《史记》中最动人的篇章。
　　《刺客列传》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他们身怀利刃，以一己之力对抗强敌。《太史公自序》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刺客起事，一类为国事，一类为“义”(报恩及复仇)，两者又密不可分，因为刺杀对象多半是国君或贵族，兼有政治目的。曹沫在会盟时劫持齐桓公，为自己的国家收复失地，是单纯的政治行为。而专诸杀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既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当然了，按今天的标准，像荆轲那样刺杀国家领导人，无疑是“恐怖活动”，而秦王侵略别国导致生灵涂炭，那叫“统一六国”，搞不好还是为了“天下和平”。
　　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是贵族礼遇或豢养的刺客。很奇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他们通常被视为楷模。司马迁赞美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西汉刘向在《说苑·奉使》中高度评价他们忠勇献身的精神：“士无怒则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浑身静穆”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也要替荆轲惋惜：“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咏荆轲》)。歌咏刺客的《铸剑》，是鲁迅最动人的小说之一。大约只有某些精明的现代人，会将刺客视为权贵斗争的牺牲品或和平进程的绊脚石，有人用“奴才”之类的字眼形容他们，有人确实在电影里把他们表现成了奴才。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古人，以为开天辟地以来有着永恒不变的“人性”。其实，古人真的跟我们是两类人。刺客们追求的是有价值的死，而不是污泥浊水中平庸的生。智伯、严仲子提升了豫让、聂政生命的尊严，就足以使他们交付一切，这就是“君子死知己”的含义，也是后世诸葛亮“遂许先帝以驱驰”的精神源头。我们因“活着”而自得，以“自我”为目的，我们在自我的坚持中寻求生命的乐趣，而古人却曾用放弃自我寻求生命的升华。
　　刺客轻生重名，“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咏荆轲》)。中国的史书也确实让刺客流芳百世而非遗臭万年，这真耐人寻味。聂政死后，他的姐姐抚尸哭吊，扬弟之名。当时的社会舆论说，假使聂政不了解他的姐姐，假使他知道自己将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未必敢身许严仲子。汉代游侠从者云集的重要力量基于他们的名望，那是彼时人们交往、互信的凭证。司马迁也从未掩饰过他对名的渴望和追求，其父司马谈临终叮嘱儿子继承自己未竟之业：“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在司马迁看来，名意味着建功立业，传之后世，意味着历史长河中的不朽。名不是虚妄的个人自利的产物，而是面对祖先与后人的一种责任，是催人奋发的精神动力。
　　司马迁的伟大，在于他从未以成败论英雄，从未以简单的道德观念来评判在历史中生活的人。他居然将前代的杀手，同时代的违法者塑造成了英雄或准英雄。或许，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刺客们不是经常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吗?《刺客列传》中的五人，再加上刺杀庆忌的要离(《史记》未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六大刺客，东汉时期就刻在了山东嘉祥的武梁祠内，栩栩如生，“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