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是大大小小的“官”，可人们却在我们的“官”字前面加了一个“贪”字，还称我们是什么“老虎”抑或是“苍蝇”，将我们骂得狗血淋头，真是太“恶毒”了。
　　 想当初，我们在位时，开会坐的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台，而且大多是正中位置，且不说如何发号施令，哪怕是我们轻轻咳一声嗽，台下的人就得打几个喷涕;我们放个屁，也没有几个人敢说臭，而只能说香。
　　 人们啊，对我们言听计从，毕恭毕敬，趋之若鹜。我们出入有豪华小车，还有人适时为我们开车门。下基层“调研”（现在说也不怕你们见笑，其实我们是以调研为名，下基层装装样子、耍耍威风），鞍前马后，前呼后拥，还有人给我们拎包。出门在外，若遇雨天或骄阳，有人为我们撑伞。要喝茶，马上会有人为我们端来水杯。每天有人请我们这个餐馆进那个酒店出，吃香的喝辣的，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好多时候，一顿饭我们得赶几个场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分身乏术呀。即便如此，仍然有人绞尽脑汁想请我们，想和我们套近乎，我们要么安排不过来，要么理都懒得理他们一下。至于我们每天的夜生活，同样有人为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保证我们过得舒舒服服、满满意意。
　　 可如今，我们不慎马失前蹄，一落千丈，我们本来就够“倒霉”的，可昔日鞍前马后的那些人，一下就树倒猢狲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至于那些想巴结我们，我们看都看不上眼的人更是幸灾乐祸，恨不得还要在我们身上踩一脚。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呀，真是太现实了。
　　 我们最终落到这步田地，虽然我们在写忏悔书时，曾冠冕堂皇地说过，这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权力占有欲和贪欲不断膨胀，怪我们忘却了初心，世界观发生了位移。那是逢场作戏呀，真能怪我们贪么，要怪只能怪那些可恶的举报人和办案人呀。
　　 试想想，一个工程有那么多老板想承接，一顶“官帽”有那么多双眼睛巴望着，我给谁不给谁，自然是像拍卖行一样，谁出的“价位”高就给谁了。可举报人当时像割他们的肉一样，出的“价位”不如别人，没有如愿拿到工程或“官帽”，曾经信誓旦旦不出卖我们的他们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还认为我们得罪了他们，在我们背后打“黑枪”。你看这些人，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
　　 还有一些办案人员，也未免太铁面无情了，他们若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们一马，我们会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么？可他们居然一个个毫不留情，害得我们不仅丢了官，还失去了自由，连将来退休后的保障也没有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尽管咸鱼翻身的可能性不大，但万一呢？一旦我们时来运转，看我们如何收拾你们。
　　
　　 敝人不才，对以上贪官们的怨言卻有不同的看法。
　　 贪官们真的该怪举报人不该举报，怪办案人员不该查他们的案件、不该不睁只眼闭只眼、放他们一马么？非也。
　　 且不说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监督（含控告、检举）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查处贪官污吏、维护吏治清廉，更是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神圣职责。单就对贪官自身而言，如果他们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任何问题，又何惧别人举报、何惧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呢？即使别人举报了，经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任何问题都没有，还会还他们一个清官的形象。
　　 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因贪腐问题被处决前有句“经典”的忏悔：“假如我的问题在5年前就被发现，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大;假如我的问题在5年后再被发现，肯定比现在还要大。”贪欲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就很难有自动收手的时候。早发现、早查处，可以防止问题越来越大、处理越来越重。从这方面上讲，举报人对他们的举报，办案人员对他们的查处不是和他们过不去，而是在拉他们、在帮他们。
　　 总之，贪官们被查处，不能怪任何人，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
　　王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