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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除旧布新，而是花费大量时间把亢奋、沮丧、好斗的人群劝回工作岗位，让撕裂的人群、族群乃至家庭回归平静。其上位之日可能就是互殴重燃之时，美国乃至世界都必须为迎接一个更动荡也更激进的美国做好准备
即便发生了如此多的插曲，遭遇了如此多的变故，2016美国大选仍是一场清晰的大选。污染着人们耳朵的“邮件门1.0”“视频门”“漏税门”“邮件门2.0”……这些都算是竞选丑闻、政客伎俩，但算不上政治意外。每个竞选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进了污泥浊水难道你还打算衣着笔挺地出去？每个投票者也都有足够的心理预期：道德完人玩不了这样的游戏！
有评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美国历次大选都不乏口水战，此次只不过特别激烈而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选战不会闹到当年大小肯尼迪相继被暗杀的激烈程度，也没有发展到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被弹劾的境地。
单从口舌之争的激烈程度衡量大选的消极影响，确实不是科学的方法，毕竟人的注意力聚焦很容易受时间性的影响，有低估往事高估当前的倾向。但是，此次大选的槽点仅仅是“互撕互黑”吗？选举后遗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绝不是候选人道德瑕疵或品位低下那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激进躁动的人群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几个月的相撕互黑带来的是无结果的伤害还是新政策诞生前的必要震荡？美国政客和选民在此次大选中暴露出的姿态惊倒了世界，但他们真正需要得到的答案却还云里雾里，一时看不清楚。
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焦虑、又屡屡被总统候选人有意回避或顾左右而言他的美国式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样的问题具有系统性？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从美国经济、社会体系的互动关系讲起了。
美国的一切问题首先都是经济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了美国社会走势。2016年，美国头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低于2%；第三季度的最终统计数据还没出来，虽然9月、10月的数据比第二季度好看一些，但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今年要想冲击2%的目标，形势并不乐观。与1947年至2007 年年均增速 3.4%的水平相比，如今美国经济增速肯定是降低了。
不过，这些并不足以说明美国经济陷入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状态。首先，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大的趋势，大量西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无法自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居于西方国家的领先行列。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是经济学界的宠儿，人们可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指责这一模式带来了贫富分化等问题，但是却无法否认这一经济模式本身的魅力。
美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毫无争议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自1947年以来，第三产业的名义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7.62%，一直高于第二产业的 6.13% ，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超过 80%，进入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为“产业结构软化”的时代，即“由工业时代传统的与物质生产相关联的硬件产业结构向与技术、知识生产相关联的软化产业结构转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软产业（主要指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即出现“经济服务化”。
这种经济结构被全球视为发展、进步的象征，各国争相仿效。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服务业对传统工业、农业起到了引领和控制作用，由发达的第三产业所创造的资金、技术、信息、环境和渠道优势注入第一第二产业，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改造升级，服务业变成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心脏、动脉及灵魂。拥抱服务产业的美国从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技术、高素质人才和形形色色的初级产品，再由美国加工、整合、再造并反馈各国，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了对其至关重要的全球经济领导力和话语权。
就经济布局及活力而言，美国经济并未出现结构性的问题。即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开放、自由和有活力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危机后遗症迟迟无法消退造成了美国经济的困难，但如果没有服务产业的领先地位及其支持下的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经济的数据只会更加糟糕。比较同属西方世界的欧盟诸国，很多人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推崇类似美国式的金融创新、自由市场和服务业升级的英国，日子要比欧洲大陆上绝大多数邻居要好。
但是，就如每枚硬币都有两面一样，只要我们离开了单纯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万人称赞的产业结构马上就会被批成筛子。美国式经济布局增强了国家经济活力、降低政府管制造成的低效和浪费，但它也起到了把社会结构由纺锤状变成沙漏状的效果。
目前，美国服务业吸纳了约全美65%的就业人口，而这些人口又主要分布在四个领域，他们分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大批科技和管理人员、公司和企业内的高学历白领雇员、具有稳定职业前景的蓝领工人，以及庞大的政府雇员，如公务员、教师及其他公职人员等。在这四个群体内，科技管理人员的薪酬最为丰厚，他们雄踞于中上阶层之列，很多人后来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或干脆找机会独立创业。
但是在强调服务全球和控制全球的高度国际化背景下，这些人员中的1/5是由外国高素质移民直接填补的；白领雇员一度曾是号称“90%中流”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除了少数进入领导阶层的白领外，大多数白领雇员的工作渐趋机械和平庸，成为办公室里的蓝领，其待遇也随之降低。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在上世纪后半叶曾自豪地宣称新美国“中间阶层与工人的界限已近乎消失”。美国工人阶级曾经有过一段生活优渥的好时光，但这种情况已经随着工业规模的萎缩发生了质的改变。美国在第三产业上获得国际领导力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美国带头支持并践行全球自由市场：没理由你从全世界吸纳资金、技术、高素质人才，自己大口吃肉却连汤都不分给别人吧。 最富裕阶层的税既然收不上来，给中产阶级减税自然就痛快不了。奥巴马总统雄心勃勃地成立了中产阶级专项工作小组，结果两千多亿的减税就像一滴水投到海绵里，对改善中产阶级困境全无影响。
除了政府实在缺钱的因素外，造成减税乏力的原因还有两点：一个是所谓中产阶级占到美国人口比重的65%，他们职业、身份各异，要想制定一个能囊括五花八门人群的减税计划谈何容易，甚至给A减税和给B减税就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希拉里、特朗普都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支持给中产阶级减税，但他们所指的对象很可能就不是同一群人。另外一个是，统计显示，税负是激增的中产阶级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的高涨同样要命。但是如果政府没钱增加补贴的话，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产品价格下不来；而政府一旦增加这些补贴，那再给中产阶级减税又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目前税务问题的基本现状。
笔者并不是一概否认微观政策的作用，在哪建一座工厂，在哪设法让一个工厂不停工，在哪签一个协定创造几百几千几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努力当然能够改善某些美国人的境遇。但是，这些微观政策层面的努力永远不会起到整体层面的作用，也不该是美国总统的职责。面对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调和严重的中产阶级困境，新总统已经没法像前任们那样满足于修修补补，社会也不会再给这样的空间得过且过。
于是，美国政府的一切问题又回到了竞选的原点，没有两党的团结谁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深入骨髓的斗争哲学和政治恩怨又阻止了一切深入的合作；即便有了两党的深入合作，也不一定能创造系统改革所需的和谐氛围。
而且，让人遗憾的是，两党协调在层次和格调上太低级了，它只能解决政客间的分赃问题，却缺乏伟大的理想指引，无法用以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合力，一起解决问题。反建制人群的强势崛起已经把两个党传统政纲的褊狭、浅薄和顽固展露无余，新总统需要展示其想象力和智识，以超越这样的政治废话，否则两党将继续在那些已无意义的老问题上浪费时间，然后看着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
随着特朗普一步步走上总统宝座，反建制人群已经完成了整合，初步成型。这次大选唯一不令人遗憾的就是，选民们超级狂热又超级清醒，败选者绝不是被丑闻打败的，而是真心因为被选民讨厌而败下阵来。当一次大选发展到几乎找不到中间选民，而绝大多数选民又都不属于传统的驴象阵营时，最大的可能就是驴象阵营都被新的势力渗透并破坏了。
美国的困境在于，躁动已久的社会阶层，开始由口头吐槽转向行动，通过令人不安的直接行动干预美国政治版图的架构及运作。这种失序行为对于已经开始丧失权威、却仍垄断权力的精英集团来说，不只意味着他们早已习惯且擅长的政治斗争，更意味着政治原则、制度和政策的重新书写。
没有谁能够自大到可以预测这种新旧交替是否能够成功、需要多长时间成功，美国政治虽然也并非必将混乱，但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已经极大增加。而新总统作为这场混乱的帮凶，却又要在登台之日后宣布以前的混乱不能容忍。问题在于，那些已经被煽动起来等着美国发生改变的选民站在街头，是否还能如以前那样吐槽完后就回去该干吗干吗？
这场大选的悲剧性不在于剧情的扑朔迷离，而在于逻辑的太过清晰。政客间的仇恨扩散到以政治为主业的人群之外，剥掉了不同阶层之间原本可以大抵上彼此容忍、和平共处的最后面纱，把其实并没有准备好的美国民众送到相互仇恨、彼此争夺的战场上。最可悲的是，当毒舌飞舞、血痕已现，对垒的人群无论从智识还是情感层面，其实都没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都无法确定他们仇恨的对象是否真实。
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一旦遇到这样的局面，那么政府要么由一个智慧长者型的能够弥合传统而非激化它的政治家掌握，要么干脆推举出一个意志坚定、积极进取的改革者，让社会转型来得更快更早更猛，最终达到乱中求治的结果。在历史上，德国前总统兴登堡可谓前者，他在上世纪20年代至二战前带给了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国20年的稳定，直到其生命终结；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和罗斯福可谓后者，老罗斯福在做总统前性格乖张类似特朗普，但当选后严厉打击财阀政治弥合劳资分歧，使美国成功度过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动荡时期，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哀鸿四野中以残疾之躯号召美国人建设福利社会，避免了美国的法西斯化或法国化。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一种权威性的分配。尽管这种分配无法兼顾所有的道理和立场，但它总比持有不同道理的人群间绝不妥协最后把锅砸了谁也吃不到好。从这个层面讲，越是在社会矛盾激化亟须除旧布新的时候，政府与政治家越应该保持权威，哪怕这种权威是招人恨的。
但美国如今的状况却截然相反，大选后怨恨迸发的社会里只剩下两位名声狼藉的政客。他们招人恨，却都缺乏权威。特朗普的伟大或可恨之处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或特别睿智地表达了什么，而在于他成为精英集团中第一位真正俯下身子来亲吻、讨好那些失意美国人的人物。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背叛了他的阶级，并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地煽动愤怒者更加激进，使大选成为反建制派的演兵场，使这些人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和食肉者的虚弱。
“原来我们动员起来很强大”，一切变革都是从这种意识传播开始的。特朗普携美国人的怒气而来却依然缺乏权威，他的表现更像趁乱起事的煽动家而非深谋远虑的行动者。他几乎让人归纳不出主张，他的话够解气，够有力，然后……然后就没有了。
经历了一场让美国社会空前撕裂但又完全模糊焦点的选举后，人们所能回味的就只有美利坚第45任总统在大选中暴露的糟糕政见表达能力和执行能力了。过滤掉情绪化的噪音，人们依然几乎无法找到任何新的政见和新的设想。但美国的诸多病灶，又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于是，当新朝定鼎之日，新总统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除旧布新，而是花费大量时间把亢奋、沮丧、好斗的人群劝回工作岗位，让撕裂的人群、族群乃至家庭回归平静。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谁敢保证必能成功？更何况背后还有被不断突破底线的政治恶斗杀红了眼的敌对党等着再来一场。上位之日就是互殴重燃之时，美国乃至世界都必须为迎接一个更动荡也更激进的美国做好准备。
即便新总统在就任后致力于去面对和改变这种状况，但美国社会中散播的戾气也不会短时间内消散，无从消遣的愤怒将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包括美国社会冲突的外溢影响。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当问题不能解决导致民怨迸发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把不相干的人拉到菜板上，以满足一般民众简单的泄愤欲望。
谁会充当美国人在大选后的出气筒？是墨西哥移民、潜在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东某国、眼巴巴等着美国签署TPP的盟国，还是最容易被视为美国困扰根源的中国或俄罗斯？如果政治家们依然故我，沿用选举时移祸东江的把戏，那美国的问题就会成为美国假想的敌人们的责任，于是国际、区域局势也将会因此出现新的震荡。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即便发生了如此多的插曲，遭遇了如此多的变故，2016美国大选仍是一场清晰的大选。污染着人们耳朵的“邮件门1.0”“视频门”“漏税门”“邮件门2.0”……这些都算是竞选丑闻、政客伎俩，但算不上政治意外。每个竞选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进了污泥浊水难道你还打算衣着笔挺地出去？每个投票者也都有足够的心理预期：道德完人玩不了这样的游戏！
有评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美国历次大选都不乏口水战，此次只不过特别激烈而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选战不会闹到当年大小肯尼迪相继被暗杀的激烈程度，也没有发展到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被弹劾的境地。
单从口舌之争的激烈程度衡量大选的消极影响，确实不是科学的方法，毕竟人的注意力聚焦很容易受时间性的影响，有低估往事高估当前的倾向。但是，此次大选的槽点仅仅是“互撕互黑”吗？选举后遗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绝不是候选人道德瑕疵或品位低下那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激进躁动的人群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几个月的相撕互黑带来的是无结果的伤害还是新政策诞生前的必要震荡？美国政客和选民在此次大选中暴露出的姿态惊倒了世界，但他们真正需要得到的答案却还云里雾里，一时看不清楚。
经济、社会发展失调
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焦虑、又屡屡被总统候选人有意回避或顾左右而言他的美国式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样的问题具有系统性？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从美国经济、社会体系的互动关系讲起了。
美国的一切问题首先都是经济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了美国社会走势。2016年，美国头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低于2%；第三季度的最终统计数据还没出来，虽然9月、10月的数据比第二季度好看一些，但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今年要想冲击2%的目标，形势并不乐观。与1947年至2007 年年均增速 3.4%的水平相比，如今美国经济增速肯定是降低了。
不过，这些并不足以说明美国经济陷入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状态。首先，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大的趋势，大量西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无法自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居于西方国家的领先行列。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是经济学界的宠儿，人们可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指责这一模式带来了贫富分化等问题，但是却无法否认这一经济模式本身的魅力。
美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毫无争议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自1947年以来，第三产业的名义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7.62%，一直高于第二产业的 6.13% ，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超过 80%，进入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为“产业结构软化”的时代，即“由工业时代传统的与物质生产相关联的硬件产业结构向与技术、知识生产相关联的软化产业结构转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软产业（主要指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即出现“经济服务化”。
这种经济结构被全球视为发展、进步的象征，各国争相仿效。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服务业对传统工业、农业起到了引领和控制作用，由发达的第三产业所创造的资金、技术、信息、环境和渠道优势注入第一第二产业，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改造升级，服务业变成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心脏、动脉及灵魂。拥抱服务产业的美国从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技术、高素质人才和形形色色的初级产品，再由美国加工、整合、再造并反馈各国，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了对其至关重要的全球经济领导力和话语权。
就经济布局及活力而言，美国经济并未出现结构性的问题。即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开放、自由和有活力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危机后遗症迟迟无法消退造成了美国经济的困难，但如果没有服务产业的领先地位及其支持下的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经济的数据只会更加糟糕。比较同属西方世界的欧盟诸国，很多人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推崇类似美国式的金融创新、自由市场和服务业升级的英国，日子要比欧洲大陆上绝大多数邻居要好。
但是，就如每枚硬币都有两面一样，只要我们离开了单纯的经济学领域，这个万人称赞的产业结构马上就会被批成筛子。美国式经济布局增强了国家经济活力、降低政府管制造成的低效和浪费，但它也起到了把社会结构由纺锤状变成沙漏状的效果。
目前，美国服务业吸纳了约全美65%的就业人口，而这些人口又主要分布在四个领域，他们分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大批科技和管理人员、公司和企业内的高学历白领雇员、具有稳定职业前景的蓝领工人，以及庞大的政府雇员，如公务员、教师及其他公职人员等。在这四个群体内，科技管理人员的薪酬最为丰厚，他们雄踞于中上阶层之列，很多人后来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或干脆找机会独立创业。
但是在强调服务全球和控制全球的高度国际化背景下，这些人员中的1/5是由外国高素质移民直接填补的；白领雇员一度曾是号称“90%中流”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除了少数进入领导阶层的白领外，大多数白领雇员的工作渐趋机械和平庸，成为办公室里的蓝领，其待遇也随之降低。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在上世纪后半叶曾自豪地宣称新美国“中间阶层与工人的界限已近乎消失”。美国工人阶级曾经有过一段生活优渥的好时光，但这种情况已经随着工业规模的萎缩发生了质的改变。美国在第三产业上获得国际领导力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美国带头支持并践行全球自由市场：没理由你从全世界吸纳资金、技术、高素质人才，自己大口吃肉却连汤都不分给别人吧。 最富裕阶层的税既然收不上来，给中产阶级减税自然就痛快不了。奥巴马总统雄心勃勃地成立了中产阶级专项工作小组，结果两千多亿的减税就像一滴水投到海绵里，对改善中产阶级困境全无影响。
除了政府实在缺钱的因素外，造成减税乏力的原因还有两点：一个是所谓中产阶级占到美国人口比重的65%，他们职业、身份各异，要想制定一个能囊括五花八门人群的减税计划谈何容易，甚至给A减税和给B减税就是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希拉里、特朗普都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支持给中产阶级减税，但他们所指的对象很可能就不是同一群人。另外一个是，统计显示，税负是激增的中产阶级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的高涨同样要命。但是如果政府没钱增加补贴的话，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产品价格下不来；而政府一旦增加这些补贴，那再给中产阶级减税又变得不可能。这就是目前税务问题的基本现状。
笔者并不是一概否认微观政策的作用，在哪建一座工厂，在哪设法让一个工厂不停工，在哪签一个协定创造几百几千几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努力当然能够改善某些美国人的境遇。但是，这些微观政策层面的努力永远不会起到整体层面的作用，也不该是美国总统的职责。面对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调和严重的中产阶级困境，新总统已经没法像前任们那样满足于修修补补，社会也不会再给这样的空间得过且过。
于是，美国政府的一切问题又回到了竞选的原点，没有两党的团结谁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深入骨髓的斗争哲学和政治恩怨又阻止了一切深入的合作；即便有了两党的深入合作，也不一定能创造系统改革所需的和谐氛围。
而且，让人遗憾的是，两党协调在层次和格调上太低级了，它只能解决政客间的分赃问题，却缺乏伟大的理想指引，无法用以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合力，一起解决问题。反建制人群的强势崛起已经把两个党传统政纲的褊狭、浅薄和顽固展露无余，新总统需要展示其想象力和智识，以超越这样的政治废话，否则两党将继续在那些已无意义的老问题上浪费时间，然后看着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
随着特朗普一步步走上总统宝座，反建制人群已经完成了整合，初步成型。这次大选唯一不令人遗憾的就是，选民们超级狂热又超级清醒，败选者绝不是被丑闻打败的，而是真心因为被选民讨厌而败下阵来。当一次大选发展到几乎找不到中间选民，而绝大多数选民又都不属于传统的驴象阵营时，最大的可能就是驴象阵营都被新的势力渗透并破坏了。
美国的困境在于，躁动已久的社会阶层，开始由口头吐槽转向行动，通过令人不安的直接行动干预美国政治版图的架构及运作。这种失序行为对于已经开始丧失权威、却仍垄断权力的精英集团来说，不只意味着他们早已习惯且擅长的政治斗争，更意味着政治原则、制度和政策的重新书写。
没有谁能够自大到可以预测这种新旧交替是否能够成功、需要多长时间成功，美国政治虽然也并非必将混乱，但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已经极大增加。而新总统作为这场混乱的帮凶，却又要在登台之日后宣布以前的混乱不能容忍。问题在于，那些已经被煽动起来等着美国发生改变的选民站在街头，是否还能如以前那样吐槽完后就回去该干吗干吗？
谁会充当美国人在大选后的出气筒？
这场大选的悲剧性不在于剧情的扑朔迷离，而在于逻辑的太过清晰。政客间的仇恨扩散到以政治为主业的人群之外，剥掉了不同阶层之间原本可以大抵上彼此容忍、和平共处的最后面纱，把其实并没有准备好的美国民众送到相互仇恨、彼此争夺的战场上。最可悲的是，当毒舌飞舞、血痕已现，对垒的人群无论从智识还是情感层面，其实都没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都无法确定他们仇恨的对象是否真实。
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一旦遇到这样的局面，那么政府要么由一个智慧长者型的能够弥合传统而非激化它的政治家掌握，要么干脆推举出一个意志坚定、积极进取的改革者，让社会转型来得更快更早更猛，最终达到乱中求治的结果。在历史上，德国前总统兴登堡可谓前者，他在上世纪20年代至二战前带给了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国20年的稳定，直到其生命终结；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和罗斯福可谓后者，老罗斯福在做总统前性格乖张类似特朗普，但当选后严厉打击财阀政治弥合劳资分歧，使美国成功度过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动荡时期，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哀鸿四野中以残疾之躯号召美国人建设福利社会，避免了美国的法西斯化或法国化。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一种权威性的分配。尽管这种分配无法兼顾所有的道理和立场，但它总比持有不同道理的人群间绝不妥协最后把锅砸了谁也吃不到好。从这个层面讲，越是在社会矛盾激化亟须除旧布新的时候，政府与政治家越应该保持权威，哪怕这种权威是招人恨的。
但美国如今的状况却截然相反，大选后怨恨迸发的社会里只剩下两位名声狼藉的政客。他们招人恨，却都缺乏权威。特朗普的伟大或可恨之处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或特别睿智地表达了什么，而在于他成为精英集团中第一位真正俯下身子来亲吻、讨好那些失意美国人的人物。从这一意义上讲，特朗普背叛了他的阶级，并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地煽动愤怒者更加激进，使大选成为反建制派的演兵场，使这些人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和食肉者的虚弱。
“原来我们动员起来很强大”，一切变革都是从这种意识传播开始的。特朗普携美国人的怒气而来却依然缺乏权威，他的表现更像趁乱起事的煽动家而非深谋远虑的行动者。他几乎让人归纳不出主张，他的话够解气，够有力，然后……然后就没有了。
经历了一场让美国社会空前撕裂但又完全模糊焦点的选举后，人们所能回味的就只有美利坚第45任总统在大选中暴露的糟糕政见表达能力和执行能力了。过滤掉情绪化的噪音，人们依然几乎无法找到任何新的政见和新的设想。但美国的诸多病灶，又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于是，当新朝定鼎之日，新总统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除旧布新，而是花费大量时间把亢奋、沮丧、好斗的人群劝回工作岗位，让撕裂的人群、族群乃至家庭回归平静。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谁敢保证必能成功？更何况背后还有被不断突破底线的政治恶斗杀红了眼的敌对党等着再来一场。上位之日就是互殴重燃之时，美国乃至世界都必须为迎接一个更动荡也更激进的美国做好准备。
即便新总统在就任后致力于去面对和改变这种状况，但美国社会中散播的戾气也不会短时间内消散，无从消遣的愤怒将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包括美国社会冲突的外溢影响。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当问题不能解决导致民怨迸发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把不相干的人拉到菜板上，以满足一般民众简单的泄愤欲望。
谁会充当美国人在大选后的出气筒？是墨西哥移民、潜在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东某国、眼巴巴等着美国签署TPP的盟国，还是最容易被视为美国困扰根源的中国或俄罗斯？如果政治家们依然故我，沿用选举时移祸东江的把戏，那美国的问题就会成为美国假想的敌人们的责任，于是国际、区域局势也将会因此出现新的震荡。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