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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门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却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身躯更年轻的学科，分工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并探讨温州在近几年遭遇的发展瓶颈以及出现的产业空洞化、代际锁定等问题。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24-02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速度惊人，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 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张曙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记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同时分工结构给定，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代理成本，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1978年，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占全国年产鞋的11.7%。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24-02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速度惊人，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 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张曙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记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同时分工结构给定，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代理成本，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1978年，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占全国年产鞋的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