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就欣赏过潘公凯的不少水墨作品,那是小幅的写意花鸟,疏朗的布局,遒劲中含有俊秀意味的线条和清雅的墨色,使人感觉到他是在认真学习和领会他父亲潘天寿先生艺术创作精神和方法的,且有自己的体会。后来,他在研究理论和做学院领导工作的同时,一直在从事水墨画的创作。我偶尔在展览会上和一些画册中也看到他的作品,感到他的水墨在变,有两点突出的印象:努力和他父亲的绘画图式拉开距离,在寻找自己的个性面貌;在不背离传统笔墨精神的基础上,探寻笔墨新的可能性。最近,阅读他为今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展而准备的一批新的水墨作品,深感他在这两方面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传统的文人水墨从艺术家表现的角度去分析,有两个侧重点:侧重于“思”和侧重于“兴”,或者说侧重于理性和侧重于感性。水墨艺术,其工具材料所具有的特点和创作过程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和不确定性,充满了感情色彩,但又离不开理性的驾驭。思和兴、理和趣结合的“度”决定了水墨画家们各自创作的艺术面貌。古人论画有论理、论笔之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构思和营造画面上的法理、规矩与笔墨情趣两种出发点,两种表现方法。古人说“理与笔兼长,则六法兼备,谓之神品”(明,唐志契,《绘事微言》)。
　　潘天寿先生是富有理性精神的艺术家,但他的用笔用墨不乏感情色彩,反映了他在观察、体会和创作过程中涌动的内心激情。只是他善于把这种激情纳入他理性的构架之中,画面上突显的是带有构成性的布局,是结构美,而这种结构美感与笔墨情趣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在潘天寿先生的作品前面,感觉到一个严谨秩序与即兴、灵动的高度统一。
　　潘公凯是带着新的思考去做水墨画的,他面临的课题与他父辈一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他在不少理论文章中发表了他对传统水墨画走向的意见。他自己动手画水墨,自然是根据他本人想法去探索的。他说,他想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把“小笔小墨”变成“大笔大墨”,如何把握有法与无法的尺度,如何处理情、景、境的关系。而贯穿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思考是如何保持和发扬传统中国画的基本格调。
　　潘公凯的画是意象的,他充分发挥水墨特有的抽象性,有时迷醉于水墨的抽象美,这一点让他比当今一般水墨画家走得更远。但他没有踏进抽象主义的疆域,从他的素质和修养看,他似乎不可能走向纯粹的抽象主义。他深知,传统水墨特有的意象性有极大的审美包容度,也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潘公凯之所以审慎地处理情、景、境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为了追求作品精神内涵与形式语言表现力的丰富性,但同时也肯定有这样的考虑:那就是保持与传统水墨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性,而不使水墨与传统的人文精神脱节而走向“实验水墨”或“非水墨画”的境地。
　　适应现代展示环境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大幅水墨,如何摆脱目前流行的用传统的小笔墨来组合画面状态,在具体处理画面时是个难题。大笔大墨能够造势、造效果,但在精神内涵与形式美感上容易流于空泛。潘公凯在这方面做了费尽心思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果。在大幅画中他用大笔触、大墨块布局时,即十分注意发挥笔力、墨韵的作用,而落笔之后则更加审时度势地做因势利导的处理,然后再细心收拾细部,在保留大气势的基础上讲究笔墨情趣。而在小幅画中,他则主要用有韵味的长线和墨块来统率画面,有时辅以淡彩,在尽情发挥笔线的长短曲折和齐与不齐中,在墨的浓淡、虚实与黑、白、灰的关系中,求理求趣。
　　潘公凯说,他将艺术格调看成是知识精英的群体性精神价值取向,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现状和未来走向有很多思考的他,在创作中与其说是在追求形式美感,毋宁说是更多带有学术性的探究精神。徐悲鸿先生曾把画家分为两个类型:学究型和明星型,潘公凯属于前者。他的水墨画不为取悦观众和市场而作,格调是高尚和纯正的。我想补充说,在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下,每个人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使艺术品的格调显示出微妙的个性差异,因为水墨是人的精神素质与人格力量最真实的反映。潘公凯是从逆境中经过艰苦奋斗走过来的人,可以说他饱尝人生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水墨作品是他人生历程的痕迹。我在潘公凯的水墨中看到他为人的正直、执着和做事的认真,性格的倔强以至有些固执,看到他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修养,也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孤寂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孤寂,恐怕是理想主义的伴侣。
　　这是潘公凯的水墨世界,也是他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