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寻常百姓家其实都很需要艺术品来点缀美化生活空间,但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能买得到自己买得起的原创艺术品;同时,有很多默默无名的年轻艺术家在不断创作出各种各样数量可观的作品,却只能搁在自己的房间里,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体现不出它们的真正价值。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以画廊、拍卖行为主体的艺术品市场的入口太过狭窄了,他们只能长时间地等在外面,无门可入。”证大集团文化艺术总监、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沈其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艺术事业广泛发展,让艺术回归日常,提高民众审美素养,还艺术于普罗大众,他认为是一件有“功德”的事,证大集团的艺术事业,也在积极向着此方面发展。
　　辛文:证大集团的文化艺术事业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朱家角美术馆到艺术超超市再到喜玛拉雅美术馆,证大集团在艺术馆经营方面的理念在如何变化发展?
　　沈其斌:随着证大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我们对艺术馆发展的战略思考也在变化。以前我们是把学术性和专业性放在首要的位置,但从2009年开始我们要把社会底层人文价值的美学实践放在首位。这是一个战略调整,社会底层人文美学是跟普罗大众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把它作为我们艺术馆的方向和工作中的一个核心价值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以它为基础就回到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上,我们原来提倡以亚洲文化价值观作为我们艺术馆在当代文化中所推行的核心价值观来工作,而今天所提出的“以社会底层人文价值”为核心就丰富和补充了我们艺术馆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这又回到了一种普世价值观上来工作。
　　我们的董事长戴志康这几年思想上所完善和发展的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通过建筑、生活艺术方式去发展和实践普世价值观。而我们艺术馆从社会底层人文美学角度去发展,这样的话,各个轨道就能并行。这意味着我们在艺术馆的发展上,跟公众的关系上都有了较大的转换。我们不再把实验性和前卫先锋性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关注于美术馆的公共性和普世性。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因此就只做大众文化,艺术馆的前沿态度、专业性和学术性肯定是要有的,只是从哪个点去发展是有差异的。我们希望通过开放、公共参与去建设一种真正的有参与互动的本土文化力量,突破原有的精英文化意识。
　　辛文:证大的艺术馆发展非常强调拉近与普罗大众的距离,似乎更加注重文化的公共性,您怎样看待艺术馆的真正公共化?
　　沈其斌:任何文化都有其公共性,而公共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开放、共享、交流和互动。从这个意义讲,公共文化的整体界面应该是平坦的、无墙的。而公共的文化空间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电影院、艺术中心、公园、广场等等公共文化场所,以及其它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商业娱乐场所,构成了广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但某些作为公共性文化空间代表的博物馆、美术馆,实际上在表面的公共性之下,骨子里始终都隐伏着精英化取向,因而在建设上总是在走着殿堂化的道路,也就是希望自己成为文化的朝圣场所,所以一方面它们总是对公众开放的,另一方面又是保持距离的、等待仰视与朝拜的。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尤其是后者,事实上也确实总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文化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它们希望获得某种权力与地位,而公共空间在现实中又确实容易获得那种权力与地位的,也正是这种权力与地位的存在,使得它们的公共性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常常显得模棱两可,这也是造成它们的局限性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某些美术馆的精英意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引导强化了艺术的精英化取向。这就使得从美术馆的立场与角度重新思考文化的公共性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而更为迫切的是与此相关的行动。
　　辛文:证大将现代艺术馆“改装”成艺术超超市,可以说是一种让艺术更加亲民的有效方式,“艺术超超市”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与“艺术介入生活三百六十六天”的活动有何联系?
　　沈其斌:我一直“战斗”在艺术的前沿,从事着艺术各方面的活动、展览、平台建设,但是,总觉得我们经常所谈的精英艺术、当代艺术总是跟百姓很远,隔着很多重山,艺术总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在转,没有真正打开它的缺口,让社会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这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社会处境。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总在试图寻求一些突破,比如说,平台的建设,让平台成为一个公共的平台,注重教育等等,但还不够,于是就策划了“艺术介入生活三百六十六天”这样大型项目寻求突破,尽管有了很大的反响,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试验产品,并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接受度和效应。这些尝试刺激着我寻求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艺术联接起来。
　　艺术超超市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想法,三五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但时机不成熟。促使我来坚定做艺术超超市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我跟栗宪庭老师的谈话。我们在谈及中国艺术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低端艺术市场。看着很多年轻的艺术院校的学生一届一届毕业,去寻找自己的路,但很多沦落为盲流,整个市场宣扬的都是几个人的市场神话。这就让年轻人眼看着天,但脚下没有平台,悬在空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形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失重的现实生存境况。怎么样让这些年轻艺术家能够落地来学会通过自己所学的艺术技术能够实实在在地找到一方土地,能够脚踏实地进行艺术的生活,通过艺术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然后再去谈艺术梦想。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跟栗宪庭老师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深有同感,这是一个在现今,在业界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那些天王巨星上了,他们已经光芒四射了,不需要扶持了,需要扶持和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由此我们想到,要去培育一个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能够跟老百姓实实在在地联系起来,同时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和学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一条生路,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思想中,我突然之间,一个闪念,又重新找回了当初曾有过的艺术超超市的梦想。
　　辛文:艺术超超市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对于传统的艺术馆运营模式来说,它做出了怎样的超越?
　　沈其斌:艺术超超市是一个新的概念,也是个新的艺术商业模式,它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的艺术事业理想的至关重要的现实着陆点。这个艺术商业模式和平台的出现,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这意味着在成千上万的年轻艺术家与普通消费者之间将会实现前所未有的最便捷的供求契合。到那时,将会有大量的原创艺术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进入寻常百姓家。而那些尚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们也将会通过这个过程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一个艺术商业模式最终注定会使艺术家、消费者以及运营者实现三方共赢。
　　运营模式上,我们打破原有的画廊、博览会、拍卖单线路的模式,把艺术品的买卖与连锁超市、博览会综合起来,创建新的艺术市场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是学术与市场的交互模式。艺术超超市一进门是证大艺术银行,进到展厅有代理艺术家,有大卖场,同时随时可以做主题性的小型展览。四号展区有多媒体室,可以展示纯粹的学术作品。格子铺和五号展区非常商业化,但是有很多原创的设计,书吧里还有证大推荐展。这就是“超超市”,既重视学术,同时也关心市场。
　　艺术超超市的运营,回到现实中,它是一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商业操作,它必须自我循环,能够盈利,良性循环。项目是理想的,操作必须现实而具体。如果两个环节脱节,就一定会失败。在操作层面,就要按正常的超市模式来运作。如何选择空间,如何选择产品,如何定价,服务流程,营销方式,团队执行,发展战略等等系列工作,都回归到具体的实体化商业模式中去,做充分的准备和考量。不同的是,很多商业模式都可以参照,但艺术超超市不是,它没有可参照的现成模式,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觉得艺术超超市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理念,而是取决于它的执行。现在来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商业模式,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人才,来完善运营队伍,把握好操作的环节。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画廊和艺术博览会模式,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特别是中低端层面的画廊和艺术博览会。假如艺术超超市的商业模式能很好地推广的话,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波及全国重要城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艺术市场的潮流。
　　辛文:艺术超超市的发展目标是怎样的?
　　沈其斌:近期目标是寻找到有效的便捷的商业模式,第一年收支平衡,第二年将在北京、广州开连锁机构,复制这个模式。前两三年,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中期目标,两到三年后,向海外扩张。在近期完成基本的商业模式的建构之后,开始进入一定的资本化的运作,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扩大营运扩张能力,去抢占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远期目标,最终我希望做成一个在这个行业中具有创新性的商业成熟模式,并通过国际资本运作,成功上市,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我想,这个模式一旦成功,对这个行业将是革命性的突破。这个模式一定会被迅速拷贝,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假如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团队能力,很有可能我们会成为牺牲品。所以资源、资本、人才、团队、媒体等各各方面每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要准备到最充分,准备到最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切趋于成熟。
　　辛文:证大集团现在正在全力打造喜玛拉雅中心,意在将喜玛拉雅中心打造成为以引领新文化发展为理想的地标,喜玛拉雅中心将会体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意境?
　　沈其斌:喜玛拉雅中心的定位,是一个文化的梳理和演绎、展示,所以喜玛拉雅分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二是引领。它也是我们突破旧的博物馆模式的一个体现,它要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博物馆,二十四小开放的公共博物馆。任何公共空间的价值与意义最终都将在其公共性辐射的充分度上得到验证和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喜玛拉雅中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全新模式的开放性公共博物馆概念。总之在这里艺术将是充分体现出介入性的,是无所不在的,也将会是多元化、多层次、多内涵的。各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现象都将在这里得到展现。所有的一切将要触发的并不只是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思考与想象,更重要的还从艺术开始重新关注生活本身的状态,从而激发真正富有创造的生命力。
　　喜玛拉雅中心不仅作为文化艺术的呈现,同时它的存在方式和观看方式将改变、影响和引领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将真正成为广大公众的文化艺术的殿堂和精神的家园。当然实现这个理想需要时间,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可能性,我们将会花八到十年的时间去完善它、实现它。
　　辛文:未来的喜玛拉雅美术馆会是怎样的美术馆?
　　沈其斌:身处喜玛拉雅中心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式的艺术殿堂,它将打破原有博物馆的物理空间,以开放性的姿态把触角延伸到喜玛拉雅中心整体的公共空间中去,将完整呈现我国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化演变脉络,同时将重新梳理和审视我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为公众创造一个最具开放性公共性的学习教育的平台。一方面它将作为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常设性的展览呈现,同时也可作为流动展览的方式体现,它将全天候面向公众开放。
　　从空间形态来说,未来的喜玛拉雅美术馆是一个“白盒子”加一个“黄盒子”。我们固定的美术馆空间中要建构起一个“白盒子”空间,这是在学习西方博物馆建设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完善和建构的。我们的建构会有一种引领的作用。过去我们证大现代艺术馆已经通过五年的实践证明了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口碑。
　　第二个是“黄盒子”。黄盒子是什么样的?回到我们传统艺术的欣赏方式当中,我们古代的艺术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欣赏方式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假如说回到明朝、清朝,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一人会拿一个手卷,一人会带一支笔,口袋里会揣一个印章,赋诗、作画、弹琴,艺术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送了一幅作品给你,你回家可能往书房一挂,客厅一挂,饭厅一挂,或者是摆在案上。它没有绝对的所谓今天的“白盒子”,都是一个灰空间,我们把这样的一种空间,比如说是在竹林里边、在一个茅草棚下、在一个文人的书房,称为“黄盒子”。同时它又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具有专业功能性的艺术展示空间,它是和生活形态、方式相结合的一个“黄盒子”。
　　假如我们今天这些人在竹林里面赋诗、作画、饮酒,在那一刻,它就是一个博物馆,是这个概念。像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写出来的,大家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很放肆地在玩,把酒杯浮在溪水里面,顺水而下,停在谁那里,谁就要饮下酒,赋诗一首。这种感觉,整个过程就是行为的艺术,就是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种“黄盒子”的概念。
　　在喜玛拉雅中心的公共空间,在相关联的地铁出口、通道、厕所、酒店大厅、宴会厅、咖啡馆、商场等等许多公共空间,都要变成我们艺术的展示空间。这样的话艺术就不是高高在上的,让人们去瞻仰的了,它就在你的生活里。在你购买商品的时候,有可能你经过了一堵墙,这堵墙上有艺术品。当你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对面可能就挂着一张名家的画,或者是某一个艺术家的影像作品,这非常有意思。
　　我们不仅仅是在把公共空间变成“黄盒子”的概念,同时还要找到当代与传统的联系。喜玛拉雅美术馆恰恰就是要解决传统与当代割裂、艺术与生活割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