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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病楼》以诸多人物众彩纷呈的演绎,面对癌症威胁时表现出的不同思索与态度,表现出对生命的思索与叩问。本文从癌病楼的环境因素、合理的生命存在方式及生命意义的追寻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挖掘在“癌病楼”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普遍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生命叩问理想平衡生存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8(b)-0107-02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与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1907年,索尔仁尼琴因其“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着强大生命力与信仰的支撑,《癌病楼》就有力的捍卫了这一俄罗斯的伟大传统,在这里对于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叩问,进行一场对自由与尊严的人道主义救赎。
1 生命叩问的环境基础
福柯曾经提出过异托邦的理论“即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一个又一个别的场合。”从某种意义上,癌病楼也是一个偏离了正常生命秩序的异托邦。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以它在西方理念中特殊的含义给予了癌症楼一个符号化的命题。癌症楼是正常生活的提纯与曲解化,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二重世界”,走进癌症楼也就走进了十三这个数字的文化含义中,当曾经被社会边缘化的生死被强制性面对时,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在这里被瓦解,换句话说,社会的大门已经关闭并且不再起作用,这里的生存法则是“癌症楼制度”,而癌症楼之外的世界仅仅存在于走进13号楼的带着不同背景与经历的病人的回忆中,并通过他们的交谈、行为与封闭式的癌症楼生活产生交集。
事实上,癌症楼是一份原始而空白的书写,说其原始则是因为没有历史的羁绊,也就没有了思维的局限与禁锢。陈陈相因、人为的东西消解了,除了某些政治与权利化因素偶尔的摄入(例如医生的权威、医院体制的政治化等),个人领域(尤其表现在病人之间的关系与思想的广度)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病人的社会化意识减弱了,更多的回归了一种自然的状态。苏俄特权与政治恐吓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对立的人、不平等的阶级实现了交流、对话、坦诚相待、灵魂沟通。自从卢萨诺夫进入癌病楼,他长期的优越感已经失去了社会根基,他只能看到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 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国家干部、流浪者、学生、科学工作者在同一个房间中临床而卧,就生命、价值乃至敏感阶级问题进行自由而激进的论争,这在当时苏联高度政治紧张的氛围中是难以想象的,却在癌病楼中得到了实现。说其空白,则是指摆脱了生活的世俗化与繁琐,且被局限于癌病楼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舍去了人生无意义的奔波,生活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大片的留白而展现了开阔性,而且面对同样一个生死的命题,他们开始停下忙碌的脚步思考人生,叩问人生,追悔过往,感受生命的悸动。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十几年的放逐中埋藏了自由和热情,却在看似枯燥的癌病楼生活中燃起爱情与欲望,重拾生命的美好。在《流入沙漠的河》一章中,他回顾了卡德明夫妇知足常乐的生活,对曾经排斥的乌什·捷列克有了故乡一般的向往怀念之情,正如他曾经对卓雅深情表述的那样:“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2 《癌病楼》中生命存在方式—— 人性与社会性的理想平衡
制度的设定与人的本能往往会形成相互的制约与矛盾的关系,在两者中寻求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不易的,而癌病楼较为理想的摆正了公共关系中个人的位置。
瓦季姆是以一个独特的姿态走进癌病楼的,相对于鲁萨诺夫等一众人的恐惧孱弱,他对于疾病与治疗似乎并不在意,“他好像是为了读书专程来的”左右手各夹了三本书走进病房,然后急切的一言不发的开始读起来。比起无知被动接受治疗的病人,他更明晰自己的处境“通常是八个月,人也就完蛋了。”但哪怕是听着生命的倒计时,他仍在为“创造性劳动”而与时间赛跑。他饱含激情的去歌颂与实践为社会贡献自我,深受他那条尚未被科学验证的“通过放射性的水来寻找矿床”的理论鼓舞。他把自己的存在当作第二个莱蒙托夫,渴望生命的密度与质量,以一种英雄式的姿态实现价值并被永远铭记。在瓦季姆的理念中,个人仅是历史集体渺远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存在,只有振世的价值贡献才能证明生命意义,所以“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对于叶夫列姆的噩耗他也毫不惋惜,因为对于社会而言,叶夫列姆是毫无价值的人。但这种自我推崇与崇高是不堪一击的,在他真正面对并感受到生命威胁时,强烈的本能意识很轻易就打破了自己建构一生的虚幻理论:他要胶体金,要生,甚至不惜用自己一直鄙視的方式来换取生命的延续。
瓦季姆带有讽刺意味的转变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崇高与宏大意识的消解。他一直固守的集体奉献理念植根于家庭与整体社会氛围的影响。父亲对斯大林无上的崇拜让他对这位伟人的方针与营造的社会现状报以绝对的信任,并以当时苏俄极力推崇的集体主义理想作为笃行的信念。其实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鼓吹不切实际的个人英雄式神话;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个体生命存在意义。而在这个本身遭受质疑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理想一旦面临具体阻碍注定是一场幻灭。推崇甚至佩服那些可以有所舍弃而饶益社会的人,但是这种藐视个人价值与生之为人权利的集体主义是畸形而又荒谬的,它实际上是国家机器与统治阶层通过崇高化与鼓吹式的谎言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权利争取与生命剥夺。这种理论的泡沫可以渲染冲动甚至躁动奉献的氛围,却无法抵住生命坚实的考量。只有在这种强迫式的生命直面中,个体才能回归本真,自我才能感受到作为人的恐惧与渺小,我们才能正视一个局限性的现实。
而叶夫列姆在一定意义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净胡闹”。
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漂泊。所谓的责任是他从来没有思考也不准备去承担的东西。—— 叶夫列姆的一生没有规划,凭着感觉在行走,完全屈服于本能支配之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也自然无法料想到死亡,所以当癌症毫无预警的威胁他时,那建立在表层毫无质感的生命体系瞬间瓦解,他彻底虚脱了并表现出比任何人更深刻的恐惧。“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不论对卢萨诺夫还是其他病友,他都会以消极的方式有意打破别人的幻想与希望,让其他人同自己处于同样绝望的境遇以求得虚假的心理安慰。这种充满着虚无感的生命最终寻求到了寄托,在托尔斯泰的一个宗教小册子的启发下,他开始叩问自我,并带着信仰离去。叶夫列姆的经历实际上是对绝对本能性生存的否定,这种浅薄的无根基的生存形式无法承受厚重的生命考量。人终究是要在本能与社会、在爱、责任、信仰与自我中寻求平衡。叶夫列姆最后对于“哪怕能带走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不致全部被埋葬。哪怕死后能留下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性自我的呼吁。
3 《癌病楼》中的生存意义显现
《癌症楼》中也有对于生命意识的思索。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归宿的过程。人经常会陷入茫然、困惑甚至怀疑否定自我与存在之中,是因为骨子中的寻根情结。我们一直渴求归宿寻找定位,希望灵魂不再漂泊,只是现实中的每一个驿站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步的铺垫,我们始终“在路上”。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一场空,最后我们仍旧无家可归。
生命的过程就是我们为了那场或许自己都不甚明晰的轰轰烈烈的追求在琐碎生活中的存在而做出的一系列的选择,以及每一个选择的背后主动抑或无奈的承担。我们的选择往往是艺术而无理性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可能不是无端存在的,而是一次次选择的结果,我们就在这种精神指向的抉择中寻觅而又漂泊。《癌症楼》中的人物也摆脱不了同样的人生困境,无论他们来自何方,走向何处,同样无法摆脱一个失败的人生结局。科斯托格罗托夫是一个游荡的人,想象不出一个空间来安置他的内心。无论是在流放地还是癌病楼,他都是那种寻不到自己位置与归属的人,在去与留的选择中他对生命的本能做出了妥协。他生命的依靠就是对自由的追寻,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所要的绝对的自由,所以他最后像一个死人一样走上了回家的路。鲁萨诺夫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靠着一个被曲解和异化的信仰生存,一生倚靠政治,试图去追寻政治的步伐,孰不知政治仅仅是利益操纵的对象,是最变化莫测的风景,鲁萨诺夫只是这列没有尽头的列车上的半路乘客,下车只是时间与形势的问题,被抛弃是他必然的结局。还有悲惨者一如舒卢宾之流,选择软弱的逃避仅仅是为了安宁的生存,用一生的经历顿悟一个道德的乌托邦,单纯依靠道德来建设社会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注定是行不通的,而他为了乞求安稳保护儿女而向政治妥协所换来的结局,是一生的动荡并被兒女抛弃。无论是理想和现实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的起始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希望,最后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失望,路途则是向着那终极目标充满艰辛的追寻,具体表现就是面对现实道路的一次次选择以及对于选择致使后果的承担。“人只有在自我选择的情况下存在,人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他行动和他生活的总和而已。他们生活的悲剧是艰难的超越一种躲避的处境,以及最终发现一种责任感—— 人自己做出抉择并且为自己行为负责。”鲁萨诺夫们将自己置于的处境正是源于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从中的种种境遇正是这种选择的承担。
这样看来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我并不苟同于这样一种消极,人生的意旨不应在宏观中挖掘,而应着眼于细节。我们收获的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一直追寻的东西,而是在沿途中无意获得的琐碎的幸福。就像我们不能说科斯托格罗托夫在癌症楼里度过的岁月因为有悖于他自由的追求而无意义,恰恰相反在这里他对生活有了顿悟、爱开始萌芽、生活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这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艰难的生命也会有幸福的点滴,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在残酷压抑的政治面前,生命意识的觉醒揭开了最血腥的谎言。索尔仁尼用撕裂现实的疼痛带来了打破沉默的力量。无论是《古拉格群岛》的控诉,还是《癌病楼》的觉醒,索尔仁尼都在以笔代枪为良知而战,他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的良心”。
关键词:生命叩问理想平衡生存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8(b)-0107-02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与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1907年,索尔仁尼琴因其“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着强大生命力与信仰的支撑,《癌病楼》就有力的捍卫了这一俄罗斯的伟大传统,在这里对于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叩问,进行一场对自由与尊严的人道主义救赎。
1 生命叩问的环境基础
福柯曾经提出过异托邦的理论“即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空间是可以做间隔划分的,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异域’,一个又一个别的场合。”从某种意义上,癌病楼也是一个偏离了正常生命秩序的异托邦。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以它在西方理念中特殊的含义给予了癌症楼一个符号化的命题。癌症楼是正常生活的提纯与曲解化,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二重世界”,走进癌症楼也就走进了十三这个数字的文化含义中,当曾经被社会边缘化的生死被强制性面对时,已经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在这里被瓦解,换句话说,社会的大门已经关闭并且不再起作用,这里的生存法则是“癌症楼制度”,而癌症楼之外的世界仅仅存在于走进13号楼的带着不同背景与经历的病人的回忆中,并通过他们的交谈、行为与封闭式的癌症楼生活产生交集。
事实上,癌症楼是一份原始而空白的书写,说其原始则是因为没有历史的羁绊,也就没有了思维的局限与禁锢。陈陈相因、人为的东西消解了,除了某些政治与权利化因素偶尔的摄入(例如医生的权威、医院体制的政治化等),个人领域(尤其表现在病人之间的关系与思想的广度)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病人的社会化意识减弱了,更多的回归了一种自然的状态。苏俄特权与政治恐吓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对立的人、不平等的阶级实现了交流、对话、坦诚相待、灵魂沟通。自从卢萨诺夫进入癌病楼,他长期的优越感已经失去了社会根基,他只能看到那八个此时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沮丧可怜虫—— 身穿褪了色的破旧而又不合身的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病人。国家干部、流浪者、学生、科学工作者在同一个房间中临床而卧,就生命、价值乃至敏感阶级问题进行自由而激进的论争,这在当时苏联高度政治紧张的氛围中是难以想象的,却在癌病楼中得到了实现。说其空白,则是指摆脱了生活的世俗化与繁琐,且被局限于癌病楼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舍去了人生无意义的奔波,生活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大片的留白而展现了开阔性,而且面对同样一个生死的命题,他们开始停下忙碌的脚步思考人生,叩问人生,追悔过往,感受生命的悸动。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十几年的放逐中埋藏了自由和热情,却在看似枯燥的癌病楼生活中燃起爱情与欲望,重拾生命的美好。在《流入沙漠的河》一章中,他回顾了卡德明夫妇知足常乐的生活,对曾经排斥的乌什·捷列克有了故乡一般的向往怀念之情,正如他曾经对卓雅深情表述的那样:“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2 《癌病楼》中生命存在方式—— 人性与社会性的理想平衡
制度的设定与人的本能往往会形成相互的制约与矛盾的关系,在两者中寻求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不易的,而癌病楼较为理想的摆正了公共关系中个人的位置。
瓦季姆是以一个独特的姿态走进癌病楼的,相对于鲁萨诺夫等一众人的恐惧孱弱,他对于疾病与治疗似乎并不在意,“他好像是为了读书专程来的”左右手各夹了三本书走进病房,然后急切的一言不发的开始读起来。比起无知被动接受治疗的病人,他更明晰自己的处境“通常是八个月,人也就完蛋了。”但哪怕是听着生命的倒计时,他仍在为“创造性劳动”而与时间赛跑。他饱含激情的去歌颂与实践为社会贡献自我,深受他那条尚未被科学验证的“通过放射性的水来寻找矿床”的理论鼓舞。他把自己的存在当作第二个莱蒙托夫,渴望生命的密度与质量,以一种英雄式的姿态实现价值并被永远铭记。在瓦季姆的理念中,个人仅是历史集体渺远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存在,只有振世的价值贡献才能证明生命意义,所以“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对于叶夫列姆的噩耗他也毫不惋惜,因为对于社会而言,叶夫列姆是毫无价值的人。但这种自我推崇与崇高是不堪一击的,在他真正面对并感受到生命威胁时,强烈的本能意识很轻易就打破了自己建构一生的虚幻理论:他要胶体金,要生,甚至不惜用自己一直鄙視的方式来换取生命的延续。
瓦季姆带有讽刺意味的转变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崇高与宏大意识的消解。他一直固守的集体奉献理念植根于家庭与整体社会氛围的影响。父亲对斯大林无上的崇拜让他对这位伟人的方针与营造的社会现状报以绝对的信任,并以当时苏俄极力推崇的集体主义理想作为笃行的信念。其实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鼓吹不切实际的个人英雄式神话;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个体生命存在意义。而在这个本身遭受质疑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理想一旦面临具体阻碍注定是一场幻灭。推崇甚至佩服那些可以有所舍弃而饶益社会的人,但是这种藐视个人价值与生之为人权利的集体主义是畸形而又荒谬的,它实际上是国家机器与统治阶层通过崇高化与鼓吹式的谎言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权利争取与生命剥夺。这种理论的泡沫可以渲染冲动甚至躁动奉献的氛围,却无法抵住生命坚实的考量。只有在这种强迫式的生命直面中,个体才能回归本真,自我才能感受到作为人的恐惧与渺小,我们才能正视一个局限性的现实。
而叶夫列姆在一定意义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净胡闹”。
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漂泊。所谓的责任是他从来没有思考也不准备去承担的东西。—— 叶夫列姆的一生没有规划,凭着感觉在行走,完全屈服于本能支配之下。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也自然无法料想到死亡,所以当癌症毫无预警的威胁他时,那建立在表层毫无质感的生命体系瞬间瓦解,他彻底虚脱了并表现出比任何人更深刻的恐惧。“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不论对卢萨诺夫还是其他病友,他都会以消极的方式有意打破别人的幻想与希望,让其他人同自己处于同样绝望的境遇以求得虚假的心理安慰。这种充满着虚无感的生命最终寻求到了寄托,在托尔斯泰的一个宗教小册子的启发下,他开始叩问自我,并带着信仰离去。叶夫列姆的经历实际上是对绝对本能性生存的否定,这种浅薄的无根基的生存形式无法承受厚重的生命考量。人终究是要在本能与社会、在爱、责任、信仰与自我中寻求平衡。叶夫列姆最后对于“哪怕能带走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不致全部被埋葬。哪怕死后能留下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性自我的呼吁。
3 《癌病楼》中的生存意义显现
《癌症楼》中也有对于生命意识的思索。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归宿的过程。人经常会陷入茫然、困惑甚至怀疑否定自我与存在之中,是因为骨子中的寻根情结。我们一直渴求归宿寻找定位,希望灵魂不再漂泊,只是现实中的每一个驿站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步的铺垫,我们始终“在路上”。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一场空,最后我们仍旧无家可归。
生命的过程就是我们为了那场或许自己都不甚明晰的轰轰烈烈的追求在琐碎生活中的存在而做出的一系列的选择,以及每一个选择的背后主动抑或无奈的承担。我们的选择往往是艺术而无理性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可能不是无端存在的,而是一次次选择的结果,我们就在这种精神指向的抉择中寻觅而又漂泊。《癌症楼》中的人物也摆脱不了同样的人生困境,无论他们来自何方,走向何处,同样无法摆脱一个失败的人生结局。科斯托格罗托夫是一个游荡的人,想象不出一个空间来安置他的内心。无论是在流放地还是癌病楼,他都是那种寻不到自己位置与归属的人,在去与留的选择中他对生命的本能做出了妥协。他生命的依靠就是对自由的追寻,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所要的绝对的自由,所以他最后像一个死人一样走上了回家的路。鲁萨诺夫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靠着一个被曲解和异化的信仰生存,一生倚靠政治,试图去追寻政治的步伐,孰不知政治仅仅是利益操纵的对象,是最变化莫测的风景,鲁萨诺夫只是这列没有尽头的列车上的半路乘客,下车只是时间与形势的问题,被抛弃是他必然的结局。还有悲惨者一如舒卢宾之流,选择软弱的逃避仅仅是为了安宁的生存,用一生的经历顿悟一个道德的乌托邦,单纯依靠道德来建设社会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注定是行不通的,而他为了乞求安稳保护儿女而向政治妥协所换来的结局,是一生的动荡并被兒女抛弃。无论是理想和现实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的起始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希望,最后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失望,路途则是向着那终极目标充满艰辛的追寻,具体表现就是面对现实道路的一次次选择以及对于选择致使后果的承担。“人只有在自我选择的情况下存在,人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他行动和他生活的总和而已。他们生活的悲剧是艰难的超越一种躲避的处境,以及最终发现一种责任感—— 人自己做出抉择并且为自己行为负责。”鲁萨诺夫们将自己置于的处境正是源于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从中的种种境遇正是这种选择的承担。
这样看来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我并不苟同于这样一种消极,人生的意旨不应在宏观中挖掘,而应着眼于细节。我们收获的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一直追寻的东西,而是在沿途中无意获得的琐碎的幸福。就像我们不能说科斯托格罗托夫在癌症楼里度过的岁月因为有悖于他自由的追求而无意义,恰恰相反在这里他对生活有了顿悟、爱开始萌芽、生活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这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艰难的生命也会有幸福的点滴,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在残酷压抑的政治面前,生命意识的觉醒揭开了最血腥的谎言。索尔仁尼用撕裂现实的疼痛带来了打破沉默的力量。无论是《古拉格群岛》的控诉,还是《癌病楼》的觉醒,索尔仁尼都在以笔代枪为良知而战,他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