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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对胡鲁之争中的偏激做法进行了批评，历史地肯定了胡、鲁的文学实绩和政治倾向，还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关键词：鲁迅；胡适；药与饭
高远东先生认为鲁迅精神是“药”，胡适思想是“饭”，我暂不置可否。二者都曾是达尔文的信徒，又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婚姻生活也极相似，诸多牵连，常常欲理还乱。对于鲁迅，我们这代人，深受其思想熏陶，可以说是伴着鲁迅的神化过程走到现在。胡适则不然，除了鲁迅的文中常对其诟病以外，解放后的那场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更是把他归入了唯心主义的另类。就在胡适那篇名为《实验主义》的书里，有一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有点以偏概全，倒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前几年有谈胡鲁之争，我倒主张胡鲁并行不悖，我很赞同扬文柱所提的“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在此将一些观点展示出来，名为商榷，实为求同。
商榷一：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46年蔡元培先生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中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非，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可见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个人。同是主将，蔡是社会环境创造者，陈是舆论阵地的创建者（《新青年》）。中国新文化运动，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肇其端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个方面均当之无愧的主将。没有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总要迟上好多年，也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蔡元培韬略深远，知人善用，陈独秀攻城略地，摧枯拉朽，胡适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
可见，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钱玄同曾说：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语和俗字。
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比，胡适的文章是以学者的口吻提出了文学改革的许多问题，引起大家的讨论，带有商榷的温和色彩。陈独秀是以一个革命家的姿态，发出了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战斗号召，具有扫荡一切污泥浊水的彻底革命精神。没有胡适的文章，文学革命将不知从何入手，可能会陷入一场空洞的呼唤，但如果没有陈独秀的文章，文学革命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气势，而仅限于语言形式方面的改良。
所以陈独秀说：文学革命，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在此余另衬一则，以作反证：
林纾曾作《荆生》写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书生一日相约游陶然亭畔，大谈去孔子灭伦常，去文学行白话，正值饮酒放谈之际，忽闻一声巨响，一伟丈夫荆生破壁而入。先痛骂三人：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视听！随后先以二指按田生之首，脑痛如锥刺，再用足踢狄莫，腰痛欲断，又把金生眼睛扔掉，使他泥首不已……。
总之，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在鲁迅则应称其为旗手，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商榷二：两人的婚姻与爱情生活可否视为楷模？
蒋某人曾说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首先，他们都有一个来自乡下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原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他的母亲给指定的。对夫人的态度他们也是一致的。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能知道的。胡适说：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是要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法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这个罪是无论如何都赎不清的，和江冬秀结婚，只是赎罪于万一罢了。然而他们婚后的感情和婚姻走向却大不相同。
鲁迅最终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而胡适却与原配江冬秀终了。不是他未能觅得知音，传出绯闻的曾有韦莲司、贾诚英等。这当然与胡适的社会理念有关：“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订婚之后，女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女为之悲伤，闻其深意则必为之欣喜。男子对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这在上世纪初，实属发聩！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恐怕大多数的中国人也是生活在责任和义务当中罢？只是他俩在爱情婚姻观上，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恐怕都不能奉为楷模，胡适不是，鲁迅也不是，鞋子、身上都是湿漉漉的，还说什么呢？叫做说也说了，做也做了。
商榷三：要不要多研究些问题？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胡适提出：少提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他说，这三条结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源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某某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都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于此可知，胡适并不是反对某某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只是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能空谈主义，一定要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至少他的少谈些主义，不是专门针对某某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胡适还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退一步说，这些观点在那时可能并不适合，但在今天也许还能适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关心的是问题：如通货膨胀、社会治安、污染、腐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这些更被我们这些平凡人所关注。建设一个国家，先要从添砖加瓦开始。这是什么？这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主义之争了。邓公也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要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
商榷四：怎样看待胡适的《尝试集》？
有人说《尝试集》缺乏《女神》那种强烈的狂飙突进式的气魄和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不仅在诗体的大解放方面进步缓慢，旧痕迹太重，而且有些诗篇词意浅露，近乎文字游戏。
笔者不这么认为：《尝试集》在思想内容上饱含着五四气息，有些诗在一定程度上诅咒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如《一颗遭劫的星》。对北京《国民公报》因响应新思潮最早，而遭到封建军阀查封。主笔被捕被判，作者表示了愤慨。含蓄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又如《乐观》是为《每周评论》被封建军阀查禁而写的一首诗。它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反动势力对进步刊物的摧残。《礼》则对维护封建丧礼的守旧势力的虚伪嘴脸作了辛辣的讥讽。
有的诗深刻揭露了反动统治势力对奴隶的压榨，奴隶们必然起来造反。推倒压在头上的威权。例如为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和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而作的《威权》。含蓄地展示了激进思想内容。而《双十节的鬼歌》不仅讽刺了北洋军阀借纪念辛亥革命中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虚伪嘴脸，而且赞扬了在辛亥革命中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号召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应该说《尝试集》是一部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新诗集，在某种程度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与《女神》不是两个阵营，只是套路不同而已。
从表现形式来看，《尝试集》在诗体的解放白话语言的运用，音韵节奏改革等方面，都作开创性的尝试。全集共分三编，除第一编旧痕迹较多外，第二、三编都有较大的突破，创造出一些新诗体式。语言也大都明白晓畅，自然现成，一看就是经过加工的白话语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注意到探究白话诗的音韵节奏美，能在旧体诗词的音节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改制，创造新音节，以表达新内容。胡适认为，凡能充分体现读音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低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
商榷五：要人吃饭还是吃药？
胡适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多次提到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尝试集》中也有一首记事诗叫《人力车夫》，全诗如下：
警察社会，18岁以下，50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日子？”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人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人力车夫》是从乘客的角度和视线，对一个不足法定年龄的十六岁人力车夫的不人道境遇表示真切的同情。较为感人和具有社会批判深度的是诗歌为乘客设置的两难选择。倘若是警察明知故犯，那说明这个社会制度存在问题，倘若是如这个人力车夫所言，他不干活就失去生存能力，那么其中更加暴露了社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此诗真实的感情，淳朴的语言，念及黎民，关切民生，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诉，诗歌很有感染力。对于饥饿者来说吃饭是最急切的事情，所以我也认为胡适思想是让人吃饭。
无独有偶，再看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却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说出这些事的影响，便只是增加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此文赞颂人力车夫舍已助人、真诚无私的品质，真正以平等的态度，把平民百姓的生活、欢乐和痛苦作为中心母题，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揭示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更为可贵的是在高度赞扬劳动人民的同时，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表现了作者自愧自省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们最需要的是先进的理论，也就是“药”，所以我很赞成鲁迅精神让人吃药的说法。
鲁迅和胡适从实质上讲，代表着中国文艺知识分子的两个流派，一个激进派一个改良派，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是药，一个是饭，不是两军对垒，而是同一阵营，只不过风格不同、套路各异罢了。后人不应妄加猜测，主观臆断，硬要将他们中间划出一条天河，非要分出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才放手，这岂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2］胡适《尝试集》、《人力车夫》。
［3］鲁迅《一件小事》。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每周评论》。
［5］林纾《荆生》。
［6］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
关键词：鲁迅；胡适；药与饭
高远东先生认为鲁迅精神是“药”，胡适思想是“饭”，我暂不置可否。二者都曾是达尔文的信徒，又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婚姻生活也极相似，诸多牵连，常常欲理还乱。对于鲁迅，我们这代人，深受其思想熏陶，可以说是伴着鲁迅的神化过程走到现在。胡适则不然，除了鲁迅的文中常对其诟病以外，解放后的那场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更是把他归入了唯心主义的另类。就在胡适那篇名为《实验主义》的书里，有一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有点以偏概全，倒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前几年有谈胡鲁之争，我倒主张胡鲁并行不悖，我很赞同扬文柱所提的“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在此将一些观点展示出来，名为商榷，实为求同。
商榷一：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46年蔡元培先生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中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非，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可见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个人。同是主将，蔡是社会环境创造者，陈是舆论阵地的创建者（《新青年》）。中国新文化运动，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肇其端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个方面均当之无愧的主将。没有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总要迟上好多年，也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蔡元培韬略深远，知人善用，陈独秀攻城略地，摧枯拉朽，胡适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
可见，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钱玄同曾说：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语和俗字。
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比，胡适的文章是以学者的口吻提出了文学改革的许多问题，引起大家的讨论，带有商榷的温和色彩。陈独秀是以一个革命家的姿态，发出了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战斗号召，具有扫荡一切污泥浊水的彻底革命精神。没有胡适的文章，文学革命将不知从何入手，可能会陷入一场空洞的呼唤，但如果没有陈独秀的文章，文学革命可能不会有如此大的气势，而仅限于语言形式方面的改良。
所以陈独秀说：文学革命，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在此余另衬一则，以作反证：
林纾曾作《荆生》写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书生一日相约游陶然亭畔，大谈去孔子灭伦常，去文学行白话，正值饮酒放谈之际，忽闻一声巨响，一伟丈夫荆生破壁而入。先痛骂三人：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视听！随后先以二指按田生之首，脑痛如锥刺，再用足踢狄莫，腰痛欲断，又把金生眼睛扔掉，使他泥首不已……。
总之，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在鲁迅则应称其为旗手，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商榷二：两人的婚姻与爱情生活可否视为楷模？
蒋某人曾说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首先，他们都有一个来自乡下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原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他的母亲给指定的。对夫人的态度他们也是一致的。鲁迅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能知道的。胡适说：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是要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法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这个罪是无论如何都赎不清的，和江冬秀结婚，只是赎罪于万一罢了。然而他们婚后的感情和婚姻走向却大不相同。
鲁迅最终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而胡适却与原配江冬秀终了。不是他未能觅得知音，传出绯闻的曾有韦莲司、贾诚英等。这当然与胡适的社会理念有关：“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订婚之后，女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女为之悲伤，闻其深意则必为之欣喜。男子对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这在上世纪初，实属发聩！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恐怕大多数的中国人也是生活在责任和义务当中罢？只是他俩在爱情婚姻观上，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恐怕都不能奉为楷模，胡适不是，鲁迅也不是，鞋子、身上都是湿漉漉的，还说什么呢？叫做说也说了，做也做了。
商榷三：要不要多研究些问题？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胡适提出：少提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他说，这三条结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源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某某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都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于此可知，胡适并不是反对某某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只是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能空谈主义，一定要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至少他的少谈些主义，不是专门针对某某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胡适还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退一步说，这些观点在那时可能并不适合，但在今天也许还能适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关心的是问题：如通货膨胀、社会治安、污染、腐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这些更被我们这些平凡人所关注。建设一个国家，先要从添砖加瓦开始。这是什么？这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主义之争了。邓公也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要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
商榷四：怎样看待胡适的《尝试集》？
有人说《尝试集》缺乏《女神》那种强烈的狂飙突进式的气魄和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不仅在诗体的大解放方面进步缓慢，旧痕迹太重，而且有些诗篇词意浅露，近乎文字游戏。
笔者不这么认为：《尝试集》在思想内容上饱含着五四气息，有些诗在一定程度上诅咒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如《一颗遭劫的星》。对北京《国民公报》因响应新思潮最早，而遭到封建军阀查封。主笔被捕被判，作者表示了愤慨。含蓄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又如《乐观》是为《每周评论》被封建军阀查禁而写的一首诗。它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反动势力对进步刊物的摧残。《礼》则对维护封建丧礼的守旧势力的虚伪嘴脸作了辛辣的讥讽。
有的诗深刻揭露了反动统治势力对奴隶的压榨，奴隶们必然起来造反。推倒压在头上的威权。例如为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和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而作的《威权》。含蓄地展示了激进思想内容。而《双十节的鬼歌》不仅讽刺了北洋军阀借纪念辛亥革命中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虚伪嘴脸，而且赞扬了在辛亥革命中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号召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应该说《尝试集》是一部有进步思想内容的新诗集，在某种程度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与《女神》不是两个阵营，只是套路不同而已。
从表现形式来看，《尝试集》在诗体的解放白话语言的运用，音韵节奏改革等方面，都作开创性的尝试。全集共分三编，除第一编旧痕迹较多外，第二、三编都有较大的突破，创造出一些新诗体式。语言也大都明白晓畅，自然现成，一看就是经过加工的白话语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注意到探究白话诗的音韵节奏美，能在旧体诗词的音节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改制，创造新音节，以表达新内容。胡适认为，凡能充分体现读音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低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
商榷五：要人吃饭还是吃药？
胡适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多次提到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尝试集》中也有一首记事诗叫《人力车夫》，全诗如下：
警察社会，18岁以下，50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日子？”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人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人力车夫》是从乘客的角度和视线，对一个不足法定年龄的十六岁人力车夫的不人道境遇表示真切的同情。较为感人和具有社会批判深度的是诗歌为乘客设置的两难选择。倘若是警察明知故犯，那说明这个社会制度存在问题，倘若是如这个人力车夫所言，他不干活就失去生存能力，那么其中更加暴露了社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此诗真实的感情，淳朴的语言，念及黎民，关切民生，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诉，诗歌很有感染力。对于饥饿者来说吃饭是最急切的事情，所以我也认为胡适思想是让人吃饭。
无独有偶，再看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却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说出这些事的影响，便只是增加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此文赞颂人力车夫舍已助人、真诚无私的品质，真正以平等的态度，把平民百姓的生活、欢乐和痛苦作为中心母题，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揭示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更为可贵的是在高度赞扬劳动人民的同时，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表现了作者自愧自省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们最需要的是先进的理论，也就是“药”，所以我很赞成鲁迅精神让人吃药的说法。
鲁迅和胡适从实质上讲，代表着中国文艺知识分子的两个流派，一个激进派一个改良派，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是药，一个是饭，不是两军对垒，而是同一阵营，只不过风格不同、套路各异罢了。后人不应妄加猜测，主观臆断，硬要将他们中间划出一条天河，非要分出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才放手，这岂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2］胡适《尝试集》、《人力车夫》。
［3］鲁迅《一件小事》。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每周评论》。
［5］林纾《荆生》。
［6］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