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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6-19世纪初，中英两国分别制定和实行了不同的海外贸易政策，在远洋航运政策、商人政策、进出口和关税政策等方面差异显著。其中，中国以限制性政策为主，而英国则以促进性政策为主，海外贸易政策的差异对两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不同影响。导致二者政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须从两国经济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角度来分析。
【关键词】中英；海外贸易政策；海禁；重商主义
16-19世纪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相当于明朝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夕。早在16世纪初，中国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遗憾的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处于幼弱状态，未得到实质性发展。与此相反，在西欧主要国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壮大，封建性的生产方式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他们已经摆脱了中世纪落后的状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就在这几百年间，中国没有抓住历史机遇进行变革，从而丧失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并最终沦为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
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诸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制度政策的不同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一个国家政权及其政策，若不是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便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止或衰退。世界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海外贸易理应得到发展。“凡是积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得比较顺利、迅速，反之则艰难、迟滞，甚至走上畸形发展的歧途。” [1]因此，通过对16-19世纪初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对比分析，可以窥探出两国在商业发展上所走的不同道路，进而探讨其背后的政策主导因素和实施后果，以期寻找出造成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原因。
一、中英海外贸易政策的差异
16-19世纪初中英两国采取的海外贸易政策截然不同。中国政府采取的海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以限制为主，具体措施是实行海禁，限制远洋航运业，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和打压，实行封建性的关税政策。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鼓励和支持远洋航运，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给予奖励、扶持，在进出口和关税政策上也有较多优惠和保护措施，这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概括来讲，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远洋航运政策
英国政府鼓励、支持和保护造船及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就建造了第一个海军造船厂，积极发展航运。17至18世纪英国许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公司直接投资大船建造，如东印度公司旗下就有许多大型船只。为了鼓励造船，英国政府规定凡100吨以上的船只，以每吨5先令的标准对造船商予以奖励。[2]据统计，从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初，英国载重量在百吨以上的商船数量比之前增长了近4倍。此外，为了防止海盗侵扰及应对西班牙、荷兰舰队的威胁，英国政府准予商船配备枪炮武器，并派军舰为其提供安全保护。19世纪初，英国就曾多次派武装舰队护送本国商船抵达珠江口。在航运政策上，英国制定了许多有利于远洋航运发展的政策和规章。如1651年《航海条例》规定，凡产于亚洲、非洲、美洲的一切商品，必须由英国商船运输，欧洲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也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同时，英国商船还垄断了本国商品的出口权。
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对于商船出海贸易却严厉限制。明朝洪武、永乐、宣德、景泰年间均例行海禁，尽管后来有1567年的“隆庆开关”一度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3]，却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4]在具体措施上仍有严苛限制，如严禁与日本进行贸易，严格限制出海贸易船只的数量。万历十七年（1589），虽然允行商船数量由44只增加到115只，但对日贸易仍禁止。同样，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商船也出台了种种限定。造船方面，康熙曾下令“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5]后又规定商船的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商船造完须地方官亲验，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给照。并严限本国商船的出海防卫能力，康熙时禁止商船自备火炮等武器，每船只允许配铁锅一口，每人携铁斧一把。乾嘉时期，规定商船配备武器数量要根据船只梁头宽窄而定，从而造成了本国商船防御能力的不足，极大阻碍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二）商人政策
英国采取鼓励本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通常会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在规模整合上也与政府的干预分不开，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在某一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如都铎王朝成立的商人冒险公司在16世纪发展为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英国商人还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军事保护，如1654年英国运用外交手段获得了与葡萄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特权，后又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6]。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向清廷提出了允许英国商人前往宁波、舟山等口岸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商馆及废除货物通过税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但英国为达到保护本国商人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是不遗余力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则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给以种种限制和打压。明正德元年（1506），“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7]后又规定商贾不得使用银器，使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地位十分低下。政府对海商艰难的境遇也不予理睬，为了防止更多的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清政府更是详立规条、严加防范。如规定海商必须由地方官给照，严查无照偷渡者；海商须在三年之内回国，否则不许入籍；每船舵水人不得过28名等等。清政府对本国商人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漠然置之，乾隆五年（1740）八月，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吧制造了疯狂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两广总督复庆在奏折中竟称中国商人在外被害是孽由自取。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由于得不到国内政府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在与西方国家贸易竞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发展异常艰难。在外商来华贸易方面，作为外贸垄断者的中国洋行商人也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比如外商在华通常以中国洋行商人作担保，若外商违反清政府律令，作保行商就会受到重罚。此外，行商每年还要向朝廷交纳贡物和贡银。为防止中国人与外商勾结，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在华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管。 （三）进出口和关税政策
英国政府从本国实际状况出发，采取灵活而有针对性的进出口政策和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在进口政策方面，英国对从外国输入本国的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采取支持态度，对奢侈品的进口则严加限制。出口政策方面，限制和禁止羊毛的出口，鼓励毛、棉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以促进本国纺织业的发展。在关税政策上，英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灵活有效的政策，对本国工业品降低关税，对外来粮食进口则以高关税进行限制。同时，英国政府从外贸税收中获取的关税收入大幅增加，如英国规定原产于其殖民地的食糖在运销欧洲前必须先在英国交付关税。1720年又规定对茶叶征收高额关税，税率甚至达到100%以上。“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8]英国政府从关税中获益匪浅，关税收入成为英国16世纪时税收的最大来源。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每当政府财政拮据时，商人往往成为政府贷款的主要贷主。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使商人和政府的利益緊密联系在一起，更加推动了海外贸易向纵深方向发展。
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进出口政策则缺乏有效的保护性和灵活性，采取的是“抑商”的封建性关税政策，极大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壮大。明朝商税征收呈逐年加重趋势，弘治年间的商税征收，名目极多，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商税税率甚至提高到十分之一，比明初增加了3倍。天启年间，关税、盐税、杂项征收频繁，商人不堪重负。商人的出海地点受到严格限定，出海前还须先向督饷馆申领引票，而引票每年都有数量限制。政府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共有船舶税、货物税和特别附加税等，这些繁苛的关税成为中国海外贸易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清朝的关税则更加复杂而不透明，税率居高不下。在商品的进出口上，缺乏保护本国手工业的明确意图，对外国进口货物则给予减免关税的优待。这种本末倒置的关税措施，极大阻碍了国内商品的向外流通。
16-19世纪初的中英两国政府均对本国的海外贸易采取的一定的干预政策，但无论是从远洋航运业政策、商人政策还是进出口和关税政策来看，两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都截然不同。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限制性的海外贸易政策，而英国政府采取的是鼓励性的海外贸易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
二、中英海外贸易政策差异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进程不同
明清时期已经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之所以实行限制海外贸易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其经济根源在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当时地主占有制仍居统治地位，广大农村分散的自然经济是专制政权赖以生存的土壤。统治者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从维护封建统治根基的角度出发，延续数千年以来的“重农抑商”传统，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力求维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造成有力冲击，16-19世纪初的明清两朝都将发展海外贸易视为洪水猛兽，对其进行严厉限制。
英国则与之不同，早在14、15世纪，随着农奴制的解体，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使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土地，使土地和农民分离，通过“圈地运动”迫使传统农业向市场妥协，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6世纪初，英国虽然在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上势力还比较弱，但却善于学习其他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积极鼓励商人海外贸易，逐渐摆脱了农业为主、商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到17世纪英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势力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确立了海上贸易的主导地位。18世纪中后期，英国通过开展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更加注重追求商业利益，海外贸易蓬勃开展。可以说英国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商因素的形成和滋长产生对其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政治制度各有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直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为了防止本国商人与外国人勾结，保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明清政府相继实施限制性的海外贸易政策。如明世宗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商巨贾纷纷私自出海贸易，导致倭寇势力蔓延，流劫数省，为害过甚。明廷认为“倭患起于市舶”[9]，曾多次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官方贸易。市舶司在整个明代多次反复设罢，阻断了正常的海外贸易，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清统治者为防止汉人与洋人勾结、颠覆政权，曾多次下令严控海防，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五月十八日召见台湾总兵官杨文魁时强调说：“海洋为丛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缉，不得因以为利，致生事端，有负委托。”[10]五十五年（1716）他又认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又汉人心不齐，……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11]之后便下令禁止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由此可见，明清统治者都将发展海外贸易视作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威胁而严加禁限。
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却是在资产阶级势力与封建贵族势力的相互妥协中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封建贵族。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资本主义与君主专制难以相容，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增加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才能增加国家财富。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亨利七世的目的在于扩大海外贸易利润，而不是争夺欧洲霸权。他的一些有效政策和措施，又为亨利八世直到伊利莎白一世所继承和发展，他们都鼓励和支持海外贸易事业，从而大大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进程。
（三）文化传统迥异
文化地理环境不同。中国文化起源于内陆平原地区，属于单一的农耕文化，丰富的物种铸就了中国人一种安于现状的民族心态，海洋意识比较淡薄。英国恰恰相反，四面环海的地理状况和岛国资源相对贫乏的现实造就了其向外发展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扩张意识。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了其海外殖民扩张的征程，1584年在北美取得弗吉尼亚殖民地。在东方则把矛头指向印度，在印度设立商站，打击葡萄牙、西班牙等海上贸易竞争对手。 主流文化的差异。儒家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提倡天人合一，通过改变自身适应自然，重视道德伦理，强调宗族延续，重视集体利益和道义，轻视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以来，这种文化对人的束缚性就更加强大。英国的主流文化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把人与自然看成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尤其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理性思想，更加重视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幸福和物质享受，因此有着丰厚利润可图的海外贸易遂成为人们获取金银财富的手段。
思维方式上，中国人缺乏对前人思想的怀疑、批判精神，重视继承和沿袭，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比如“重农抑商”思想，视农业为立国之本，视商业为“末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但到了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朝政府仍以“重农抑商”政策为指导，坚持“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的“古者治民之法”[12]，则严重违背了历史潮流。英国人往往不局限于传统范式，更富有创新意识，鼓励个人的潜能和创造精神，思维方式也不具有稳定性。因而对于开拓海外市场，英国采取积极态度，如制定保护海外贸易者权利的商法、与竞争者签订海上贸易协议等等。这都为其拓宽海外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三、余论
中英两国不同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英国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竞争对手，在全球贸易中据于主导地位，拓宽了国际市场。到17世纪中叶，英国就已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联结全国东、南、西各港口的沿海贸易地带，向外辐射至欧亚非等地，逐步确立了海外贸易优势。随着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大大加快，国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了英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明清时期的中国则实行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海洋意识淡薄，政策上实施海禁、闭关锁国，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大好机会。国内产品难以流入海外市场获得利润，也就难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也难以获得有效发展，专制政权更加巩固，从而使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转型期仍裹足于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在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中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潮流。而闭关自守、回避竞争只会阻碍前进的步伐，导致落后、被动的局面，这一时期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不同导致的得与失、成与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薛国忠.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对16-18世纪荷英中三国历史进程进行考察[J].世界历史，1989（05）：59-68.
[2]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和重商政策[J].世界历史，1990（04）：76-85.
[3]张燮.东西洋考[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896：207.
[4]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4333.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華书局，1984：5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63.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50.
[8]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
[9]顾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沈阳：辽沈书社，1994：216.
[10]康熙起居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86.
[11]王先谦.康熙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
[1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88.
【关键词】中英；海外贸易政策；海禁；重商主义
16-19世纪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相当于明朝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夕。早在16世纪初，中国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遗憾的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处于幼弱状态，未得到实质性发展。与此相反，在西欧主要国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壮大，封建性的生产方式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他们已经摆脱了中世纪落后的状态，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就在这几百年间，中国没有抓住历史机遇进行变革，从而丧失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并最终沦为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
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诸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制度政策的不同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一个国家政权及其政策，若不是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便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止或衰退。世界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海外贸易理应得到发展。“凡是积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得比较顺利、迅速，反之则艰难、迟滞，甚至走上畸形发展的歧途。” [1]因此，通过对16-19世纪初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对比分析，可以窥探出两国在商业发展上所走的不同道路，进而探讨其背后的政策主导因素和实施后果，以期寻找出造成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原因。
一、中英海外贸易政策的差异
16-19世纪初中英两国采取的海外贸易政策截然不同。中国政府采取的海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以限制为主，具体措施是实行海禁，限制远洋航运业，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进行严格限制和打压，实行封建性的关税政策。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鼓励和支持远洋航运，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给予奖励、扶持，在进出口和关税政策上也有较多优惠和保护措施，这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概括来讲，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远洋航运政策
英国政府鼓励、支持和保护造船及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就建造了第一个海军造船厂，积极发展航运。17至18世纪英国许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公司直接投资大船建造，如东印度公司旗下就有许多大型船只。为了鼓励造船，英国政府规定凡100吨以上的船只，以每吨5先令的标准对造船商予以奖励。[2]据统计，从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初，英国载重量在百吨以上的商船数量比之前增长了近4倍。此外，为了防止海盗侵扰及应对西班牙、荷兰舰队的威胁，英国政府准予商船配备枪炮武器，并派军舰为其提供安全保护。19世纪初，英国就曾多次派武装舰队护送本国商船抵达珠江口。在航运政策上，英国制定了许多有利于远洋航运发展的政策和规章。如1651年《航海条例》规定，凡产于亚洲、非洲、美洲的一切商品，必须由英国商船运输，欧洲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也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同时，英国商船还垄断了本国商品的出口权。
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对于商船出海贸易却严厉限制。明朝洪武、永乐、宣德、景泰年间均例行海禁，尽管后来有1567年的“隆庆开关”一度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3]，却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4]在具体措施上仍有严苛限制，如严禁与日本进行贸易，严格限制出海贸易船只的数量。万历十七年（1589），虽然允行商船数量由44只增加到115只，但对日贸易仍禁止。同样，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商船也出台了种种限定。造船方面，康熙曾下令“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5]后又规定商船的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商船造完须地方官亲验，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给照。并严限本国商船的出海防卫能力，康熙时禁止商船自备火炮等武器，每船只允许配铁锅一口，每人携铁斧一把。乾嘉时期，规定商船配备武器数量要根据船只梁头宽窄而定，从而造成了本国商船防御能力的不足，极大阻碍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二）商人政策
英国采取鼓励本国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通常会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在规模整合上也与政府的干预分不开，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在某一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如都铎王朝成立的商人冒险公司在16世纪发展为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英国商人还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军事保护，如1654年英国运用外交手段获得了与葡萄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特权，后又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6]。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向清廷提出了允许英国商人前往宁波、舟山等口岸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商馆及废除货物通过税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但英国为达到保护本国商人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是不遗余力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则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给以种种限制和打压。明正德元年（1506），“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7]后又规定商贾不得使用银器，使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地位十分低下。政府对海商艰难的境遇也不予理睬，为了防止更多的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清政府更是详立规条、严加防范。如规定海商必须由地方官给照，严查无照偷渡者；海商须在三年之内回国，否则不许入籍；每船舵水人不得过28名等等。清政府对本国商人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漠然置之，乾隆五年（1740）八月，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吧制造了疯狂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两广总督复庆在奏折中竟称中国商人在外被害是孽由自取。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由于得不到国内政府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在与西方国家贸易竞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发展异常艰难。在外商来华贸易方面，作为外贸垄断者的中国洋行商人也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比如外商在华通常以中国洋行商人作担保，若外商违反清政府律令，作保行商就会受到重罚。此外，行商每年还要向朝廷交纳贡物和贡银。为防止中国人与外商勾结，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在华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管。 （三）进出口和关税政策
英国政府从本国实际状况出发，采取灵活而有针对性的进出口政策和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在进口政策方面，英国对从外国输入本国的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采取支持态度，对奢侈品的进口则严加限制。出口政策方面，限制和禁止羊毛的出口，鼓励毛、棉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以促进本国纺织业的发展。在关税政策上，英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灵活有效的政策，对本国工业品降低关税，对外来粮食进口则以高关税进行限制。同时，英国政府从外贸税收中获取的关税收入大幅增加，如英国规定原产于其殖民地的食糖在运销欧洲前必须先在英国交付关税。1720年又规定对茶叶征收高额关税，税率甚至达到100%以上。“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8]英国政府从关税中获益匪浅，关税收入成为英国16世纪时税收的最大来源。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每当政府财政拮据时，商人往往成为政府贷款的主要贷主。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使商人和政府的利益緊密联系在一起，更加推动了海外贸易向纵深方向发展。
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进出口政策则缺乏有效的保护性和灵活性，采取的是“抑商”的封建性关税政策，极大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壮大。明朝商税征收呈逐年加重趋势，弘治年间的商税征收，名目极多，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商税税率甚至提高到十分之一，比明初增加了3倍。天启年间，关税、盐税、杂项征收频繁，商人不堪重负。商人的出海地点受到严格限定，出海前还须先向督饷馆申领引票，而引票每年都有数量限制。政府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共有船舶税、货物税和特别附加税等，这些繁苛的关税成为中国海外贸易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清朝的关税则更加复杂而不透明，税率居高不下。在商品的进出口上，缺乏保护本国手工业的明确意图，对外国进口货物则给予减免关税的优待。这种本末倒置的关税措施，极大阻碍了国内商品的向外流通。
16-19世纪初的中英两国政府均对本国的海外贸易采取的一定的干预政策，但无论是从远洋航运业政策、商人政策还是进出口和关税政策来看，两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都截然不同。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限制性的海外贸易政策，而英国政府采取的是鼓励性的海外贸易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
二、中英海外贸易政策差异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进程不同
明清时期已经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之所以实行限制海外贸易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其经济根源在于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当时地主占有制仍居统治地位，广大农村分散的自然经济是专制政权赖以生存的土壤。统治者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从维护封建统治根基的角度出发，延续数千年以来的“重农抑商”传统，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力求维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造成有力冲击，16-19世纪初的明清两朝都将发展海外贸易视为洪水猛兽，对其进行严厉限制。
英国则与之不同，早在14、15世纪，随着农奴制的解体，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使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土地，使土地和农民分离，通过“圈地运动”迫使传统农业向市场妥协，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6世纪初，英国虽然在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上势力还比较弱，但却善于学习其他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积极鼓励商人海外贸易，逐渐摆脱了农业为主、商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到17世纪英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势力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确立了海上贸易的主导地位。18世纪中后期，英国通过开展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更加注重追求商业利益，海外贸易蓬勃开展。可以说英国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商因素的形成和滋长产生对其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政治制度各有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直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为了防止本国商人与外国人勾结，保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明清政府相继实施限制性的海外贸易政策。如明世宗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商巨贾纷纷私自出海贸易，导致倭寇势力蔓延，流劫数省，为害过甚。明廷认为“倭患起于市舶”[9]，曾多次下令罢市舶司，禁止官方贸易。市舶司在整个明代多次反复设罢，阻断了正常的海外贸易，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清统治者为防止汉人与洋人勾结、颠覆政权，曾多次下令严控海防，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五月十八日召见台湾总兵官杨文魁时强调说：“海洋为丛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缉，不得因以为利，致生事端，有负委托。”[10]五十五年（1716）他又认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又汉人心不齐，……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11]之后便下令禁止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由此可见，明清统治者都将发展海外贸易视作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威胁而严加禁限。
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却是在资产阶级势力与封建贵族势力的相互妥协中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封建贵族。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资本主义与君主专制难以相容，最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增加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利润才能增加国家财富。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亨利七世的目的在于扩大海外贸易利润，而不是争夺欧洲霸权。他的一些有效政策和措施，又为亨利八世直到伊利莎白一世所继承和发展，他们都鼓励和支持海外贸易事业，从而大大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进程。
（三）文化传统迥异
文化地理环境不同。中国文化起源于内陆平原地区，属于单一的农耕文化，丰富的物种铸就了中国人一种安于现状的民族心态，海洋意识比较淡薄。英国恰恰相反，四面环海的地理状况和岛国资源相对贫乏的现实造就了其向外发展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扩张意识。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了其海外殖民扩张的征程，1584年在北美取得弗吉尼亚殖民地。在东方则把矛头指向印度，在印度设立商站，打击葡萄牙、西班牙等海上贸易竞争对手。 主流文化的差异。儒家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提倡天人合一，通过改变自身适应自然，重视道德伦理，强调宗族延续，重视集体利益和道义，轻视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以来，这种文化对人的束缚性就更加强大。英国的主流文化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把人与自然看成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尤其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理性思想，更加重视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幸福和物质享受，因此有着丰厚利润可图的海外贸易遂成为人们获取金银财富的手段。
思维方式上，中国人缺乏对前人思想的怀疑、批判精神，重视继承和沿袭，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比如“重农抑商”思想，视农业为立国之本，视商业为“末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但到了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朝政府仍以“重农抑商”政策为指导，坚持“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的“古者治民之法”[12]，则严重违背了历史潮流。英国人往往不局限于传统范式，更富有创新意识，鼓励个人的潜能和创造精神，思维方式也不具有稳定性。因而对于开拓海外市场，英国采取积极态度，如制定保护海外贸易者权利的商法、与竞争者签订海上贸易协议等等。这都为其拓宽海外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三、余论
中英两国不同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英国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竞争对手，在全球贸易中据于主导地位，拓宽了国际市场。到17世纪中叶，英国就已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联结全国东、南、西各港口的沿海贸易地带，向外辐射至欧亚非等地，逐步确立了海外贸易优势。随着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大大加快，国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推动了英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明清时期的中国则实行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海洋意识淡薄，政策上实施海禁、闭关锁国，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大好机会。国内产品难以流入海外市场获得利润，也就难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也难以获得有效发展，专制政权更加巩固，从而使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转型期仍裹足于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在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中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潮流。而闭关自守、回避竞争只会阻碍前进的步伐，导致落后、被动的局面，这一时期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不同导致的得与失、成与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薛国忠.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对16-18世纪荷英中三国历史进程进行考察[J].世界历史，1989（05）：59-68.
[2]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和重商政策[J].世界历史，1990（04）：76-85.
[3]张燮.东西洋考[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896：207.
[4]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4333.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華书局，1984：5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63.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50.
[8]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
[9]顾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沈阳：辽沈书社，1994：216.
[10]康熙起居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86.
[11]王先谦.康熙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
[1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