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故宫博物院的宫方网站上，一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片铺满了整个屏幕：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
　　1934年8月，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彼时，25岁的苏秉琦刚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开启了一生的考古生涯。
　　童年时期的张忠培，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烧杀抢掠，对国难家仇有着深刻的记忆。在其生前的一次访谈中，他提起那段往事，“我的童年是从灾难中过来的，长沙4次大会战，我们就4次逃难到乡下，最长的一次是在1944年，一家人在乡下农村住了一年时间。”
　　张忠培的长子张晓悟记得，晚年时的父亲喜欢看电视剧《长沙保卫战》，看到剧中的情节总会想起童年时全家人逃难时的日子，“每次看都是泪流满面”。1952年，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张患培是其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此后的几十年里，师生二人开始了中国考古事业的接力。
　　苏恺之记得，父亲苏秉琦很喜欢这个“从贫寒家庭走出来、念书刻苦”的学生，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让子女以他为榜样。在两家60多年的往来中，自然科学出身、做地震研究的苏恺之，始终尊称大他3岁、搞考古的张忠培为师兄。
　　1956年，张忠培大学毕业后，3个工作志愿都填报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线工作，却被选拔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参与了陕西华县、渭南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在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时，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同类考古中领先的范式。
　　1961年，张忠培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并于之后组建考古学系。带着学生外出田野考古时，张忠培一直主张苏秉琦“坑边摸陶片”的教学方式，苦口婆心地嘱咐学生要练就“摸陶片的功夫”，“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里、血液里，做梦都是摸陶器、陶片”。
　　考古工地上，他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提醒学生要“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外冷内热的他爱徒如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学校园里，这个总眼墓地遗址打交道的考古专业老师，衣着简朴，—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只有入室弟子听得懂、口音很重的长沙话”，给学生传授着自己的一套考古学理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赵宾福说起这位导师时，用了“外冷内热”“爱徒如子”八个字，“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苛刻、严格，特别是学术问题毫不含糊，学生见了他会发怵。”学生时代的许卫红，私下里跟她的同学称呼这个霸气耿直的湖南老师为“张大帅”，“对他又怕又敬，每次想去见他，都要先做好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
　　多年来，每晚9点通电话，已经成了张忠培、田建文师生间雷打不动的习惯。而耐心倾听导师的训斥也变成了田建文日常的一种仪式。田建文把老师的训斥编成了300多篇的《师说》和《新师说》，发在微信朋友圈里，作为对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今年4月3日晚9点的电话里，张忠培告诫他：“你要成为学问家，光靠手舞足蹈、猫弹鬼跳是不行的，一定要冷静到了冰点。”还给他开玩笑说，“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就是52（岁）了还有人每天训你。”在另一次通话里，张忠培说“今天就不训你了”。写硕士毕业论文时，赵宾福被张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究。至今回忆起来，赵宾福仍觉得那么大的题目“研究起来相当难”，“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先生叉要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拔高，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
　　张忠培鼓励他，“要想成为一流的考古学者，就要跟一流的学者较量。”赵宾福现在依然感激先生这种“用大题目锤炼学生”的方式，“做这样的研究，要下苦功夫、啃资料，一旦完成了研究，就是考古学上的标志性成果，甚至成为每个学生一生的代表作。”上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已经成了与北大考古系齐名的院系。
　　课堂之外的张忠培，用“爱徒如子”来形容其实欠“精准”——苏恺之印象中，父亲苏秉琦关爱学生比关爱子女更多，“对学生极其关爱，对子女无所谓，父亲生前总说，张先生这一点最像他。”
　　张忠培晚年时曾对张晓悟说起过，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培养出众多优秀的考古人才，却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有过失”。
　　这位田建文心中“如師如父”的老师，总给学生说“做了我的学生，我就当你终身的老师”。在吉大时，他邀请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家里吃饭，摸得透每个学生的脾气。离开校园后的30年里，他依旧注视着学生的考古研究，常打电话了解学生的近况，“有学生生病住院或离了婚，他都会担心”。
　　故宫的不完整令他遗憾
　　1987年，张忠培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摄影家梁子明来到故宫，从午门、太和门到神武门，为张忠培拍了一组照片。事后张忠培把照片拿给老师苏秉琦看，老师笑眯眯地说：“你是故宫的看门人嘛。”然而，这位看门人“很不走运”。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上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着了，火被灭了，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
　　更让张忠培忧心的是，他到任后才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在当时的故宫里，除了故宫博物院外，还零零散散分布着14个单位，“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故宫的不完整，让张忠培觉得，“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在任的4年里，张忠培为了一个“完整故宫、安全故宫、历史故宫、学术故宫”的目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提出“保护”和“特色”是故宫博物院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重新确定了故宫保护范围，编制了故宫7年发展规划。原来分布在故宫里的一些单位陆陆续续搬了出去，原本商贩遍地的午门广场得到治理，御花园得到了重点保护。这些改变之外，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认为，更重要的是张忠培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苏恺之回忆说，“张先生不在意在任时取得多大的成绩，他总是想着为故宫做长远的打算”。
　　2015年10月，张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深感遗憾的是，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这位曾经的“故宫看门人”，直到生前几个月里，还在四处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张晓晤回忆，6月27日，张忠培的学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在故宫研究院做学术报告。“父亲很重视，想去看看他，又不想打扰他，就在研究院大门前站了一会儿，坐车回家了。”当天早些时间，刚从协和医院体检完的张忠培，让张晓悟陪着，专程到故宫的午门前照了相。这位曾经的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似乎在向这座古老的宫殿傲最后的告别。
　　邢大军据《新华每日电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