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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夏天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夏天。那是记忆中，唯一宠过我的人。他一举就把我举过了头顶。坐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那个夏天，知了多么开心。草丛，不老的杨榆，风中摇曳的矢车菊，都和她一样发疯。
坐在那个人的肩膀上，我小小的心灵认识了一种高度，草的深处，竟然藏着发亮的河水。一个个土丘垫高了人的脚步。也许，这都不算是一个秘密。只是，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夏天。因为那个人再也没有来敲门。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只依稀记得他那个夏天的长相。脑壳很圆，头发像青草刚刚被露珠打湿过。眼睛很小，但很耐看，因为嘴巴总是笑着。猜得出那人的脾气应该是好的。只可惜不太会哄我姐，不知为着一句什么话，就被我姐像剥掉一块蒜皮一样甩远了。
我姐又有了别的男朋友。我姐新的男朋友和她同住一个巷子。直到他们结婚，也没有走出过巷子。也许他们出去过，我并不知道，反正我与外面的世界就这样断了。
我不知道我姐的婚姻是不是幸福，也不知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走进婚姻意味着什么。
我姐大我十八岁，在她二十二岁的年纪，我还不能理解她对幸福的选择。
后来我也长到了我姐的年纪，才突然发现我像我姐的二十二岁一样，能够看清别人的幸福，却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
我没有一个小我十八岁的妹妹。
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夏天，那个一举就把我举过头顶的男人。如果有一个男人也能这样举着我的妹妹，我想那个男人一定是值得用心爱一次的吧。
可惜命运让我错过了一个妹妹。我就一直一直沉湎于那个遥远的夏天……
怀念依旧
在上院偏北的地方，有一片草地。按说它的四周都是田地，田地那么金贵，为什么独独它可以如此闲散呢？是早已预见到有个孩子将牵着她的羊来此地寻它，才拼命地长成草么？还是这里也曾埋着一个旧都城的炮台，不肯屈尊才荒凉成这个样子呢？
羊是奶羊，白白胖胖的，奶水充足。现在回想它吃草的样子，真的像个写诗的人，散漫中有着对事物的甄别和思考。喂它粗盐的时候就不是了，完全是一副撒欢的神情。这两种表情，都是我喜欢的，都像孩子似的单纯。对它生的小羊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不是我管的事。
羊大多是听话的，包括挤奶的时候。把饱胀的奶水挤出来，想它会很舒服，但也会很疼，我攥着它的奶，力气小了不行，力气大了，它会扬蹄轻轻敲打地上的小水坑。我就偏过头蹭一蹭它，它就安静了。
吃过早饭，我们会一起往炮台的方向去。有时候，一下下错落的时光，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走在一起的不是我和羊，而是我和我的老祖母。
我没见过老祖母。听母亲说，她二十几岁的时候，祖母就不在了。但我那么喜欢她。为什么喜欢，我也说不上来，许是看见别人的祖母会讲好多故事吧。我的祖母也会讲好多故事呢，只要一想她的时候，那些故事就悄悄来到了我心里。这件重大的事，只有西街的三葫芦知道。他答应过我不跟外人说。
突然的一天，三葫芦从西街跑了很远的路来找我，兴奋地说你知道西街最近的事么，他讲了一个大眼睛的姑娘，据说她妈妈会给人看病。巷子西街好几个女人家都悄悄去看过了。那人能够叫死去的人出来说话。小三子的妈妈就借着他姑姑的嘴哇啦哇啦说了好多过去的事，把小三子的爸爸都吓死了，回去就把那张床抬出去烧了，还烧了一床被子。
我记起小三子的妈妈死于难产。在医院里，半夜被他爸爸和叔叔连病床抬出去跑掉了，还赖掉了医院的账单。谁知道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原来的账单还在另一个地方滚着利息……
往日这个时候，羊都该吃饱了。它只要吃饱了就会眯眯起眼睛，做出享受生活的样子。可是，今天不是了，许是听了三葫芦的话，它吃得很不专心。我想反正还有下午，下午可以多吃会儿。
谁知道呢，我在床上就睡了一小会儿，羊就不见了。我都没有听见它叫，它就不见了。我去炮台，去向炮台更远的地方都找遍了。我还在西街遇见了三葫芦说的那个大眼睛姑娘。那姑娘的确很美，但打眼一看就知道不是我们巷子里的人。
我垂下眼睛找羊。我心里已经听见了它的叫声。
后来，我都有点怨三葫芦了，为什么给我讲那些无关的事呢，害得我丢了羊。
进入夏末的时候，母亲给我买好了书包。我和三葫芦都到了入学的年龄，但三葫芦说，他不喜欢上学呢。我已经不怎么关心三葫芦跟我说什么了，我只愿在心里跟我的羊說话。
开学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更让人难过的事。
那天早晨，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胸前都别了一朵白花。小小的一朵白花，像老师一样沉默。西街的一个女同学因头上扎着粉红的绫子，被老师严厉地给没收了。
1976年的那个秋天，我们排着长队在操场上默哀。默哀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世界上有比丢了羊更不好受的事情。
慢慢地，从西街到东街，巷子里像是被一股阴气罩住了，不光丢东西，有的人家还丢了人。有时丢的是男人，有时丢的是女人。
街上的孩子们也不再迷恋祖母的故事了。都像是着了魔般，慢慢丢掉了曾经的童真。
西跨院
西跨院是个有故事的人家。我的象棋就是在西跨院学的。虽然这点长处从没派上过用场，但有一样长处总比没有强，我是这么想的。也许这不是我想的，很可能是受了大国的感染，听大国说得多了，慢慢就变成这样。
我很崇拜大国，他是巷子西街第一个给家寄立功喜报的人。那张喜报被二先生镶在一个镜框里了，镜框挂在门楣上，太阳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镜框。太阳的余晖常常会粘在上面也就不奇怪了，反正太阳的光辉多得是，匀一点在谁家也看不出啥。有一次，整个夕阳红彤彤的就挂在西街的一棵树杈上了，把二先生家的窗子和一整面山墙都染得一片红。让巷子西街差一点惊掉了下巴，这是怎么说的。二先生指指屋门上的匾，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是一块“军属光荣”的红牌牌，即使还没上学的孩子也都是认得的。 二先生是个文化人。待人也很和气，就是说话有一点绕。
有天晚上，一只蛤蟆进了二先生家的菜园子。我们都听见了蛤蟆呱呱的叫声。二先生却说不是蛤蟆。我和三葫芦都立起了耳朵，蛤蟆又呱呱地叫了。三葫芦嘴快地说，就是蛤蟆。
二先生说不是。气得三葫芦的葫芦瓢都要对天起誓了，二先生才不紧不慢地说，是金蟾。
二先生的一句“金蟾”，听得我和三葫芦都傻了。
金蟾出桂呢。果然，大国很快就光荣地回来探家了。大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手里拎着行李，把好多人看得眼睛热辣辣的。
估计1975年盛夏的那个晚上，巷子东街和巷子西街的人家都没睡好。有儿的想儿子要是也穿上军装，可能比大国还神气。有女儿的人家，琢磨的是大国这次回来，该不是找对象吧。
我就是在大国探家的那段日子，和大国学会了下象棋。
大国每次让我半边棋子，我还是会输得很惨。
大国耐心地指导我说，当兵打仗，就得勇往直前。你老前怕狼、后怕虎咋行呢。
那天推了棋盘，大国竟然像二先生一样在西跨院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智斗”。
我不知道大国在部队打过仗没，估计是没有，要不即使大国不说，二先生该显摆的时候，一定会拿捏有度地先从西街传开了。大国正和省城的姑娘谈对象就是二先生放出来的风儿。我见过那姑娘，挺好看的，就是个子矮了些，脑后梳一根麻花辫，一直从脑袋顶辫起的那种麻花辫，很时髦。不像西街的女孩子傻傻的两根辫子，有时还能辫反了，一点也不上心。
大国的假期快结束了，但不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招招手喊我过去下棋。我们在门口摆上棋盘，皴黑的屋檐就会给棋盘让出一块皴黑的阴凉。那天，我听见大国落在棋盘上轻轻的一声叹息。我抬眼看他，他也没有注意，他的叹息和他的想法都太专注了。那天，因我下得好，他还抬手摸了一下我的头，问我还有几年上学。我认真地回说快了，已经六岁半了。他笑一笑，我发现大国的牙齿要比西街所有人的都白。西街的人不知道突然间中了什么邪，做事变得毛毛草草的，连刷牙的时候也似糊弄鬼，使劲蹭巴两下就完了。不像大国。上下左右前后刷得很仔细，很缓慢，像是有一个姑娘正从心里悄悄拱出毛茸茸的麻花辫子。欣赏那样美的辫子是需要有些诗意的，比如大国教我背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时那样的抑扬顿挫。
西街对着突然到来的动荡表现得确实有点急了，把那一脸的急都快要甩出脸边子来了。以前哪里是这个样子呢？
不就是一个当兵的大国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到了西街么。
哦，差点忘记了，还有一个从省城来的麻花姑娘，麻花姑娘有一双黑白皮带儿相间的凉鞋，光着脚没穿袜子。走路的时候，她露在外面的脚指头就像一枚枚挤在一处的有机玻璃扣儿。她第一天来西跨院的那个晌午，我就注意到了那一排小巧光洁的扣子，也不知道别的人注意过没有。
燕子回巢
燕子在屋檐下的窝还在，但燕子却没有回来。那个春天，除了一群麻雀时而来，时而又去了别处，能飞的也就剩了那只抱窝的大芦花。因为恋窝，大芦花也没有心思飞了。它通红着冠子，眼睛贼亮贼亮的，偶尔会咕咕噜噜一阵，也不知说的啥。等小鸡们出壳，满院子跑起来的时候，瓜蔓子上藏得最深的那根黄瓜都老得不成样了，后来被眼尖的小鸡们寻见了，总要绕着它顽皮地打个转儿。
这一个暑假，我像藏在蔓子里的黄瓜，都没怎么去西街，东街也很少出。刘海儿长了，就让母亲帮我剪一剪，母亲总是花眼，剪得长短不齐的，这跟我的豁牙倒是很配。
1977年的西街。我叫姐夫的那个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着的鬼。巷子里的孩子打老远就开始躲。我一看见他的阴阳头，心里总哆嗦得控制不住。
不知谁把他变成了这样。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愿意过鬼过的日子。只要远远看见他的阴阳头，我就跑进家门寻找藏身的地方。
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就待在被格子里。那个狭长的被格子，一边是夹板，一边是拉门。运气好的时候，阳光的金线会透过夹板的缝隙，也或许是夹板里面的黑想钻出去。反正都是一样的。某一天，我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了两个人结婚，原来是一个为着帮另一个数脸上的雀斑。当我转向另一面的夹缝时，看见那个装鬼的人竟然在地上跪着，哽咽得满脸都是泪水。
多么不可思议，原来鬼也会像人一样脆弱呢。
因为以前丢羊的事，我已经好久不理三葫芦了。可是那天，三葫芦不知为着什么又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三葫芦神秘兮兮地说，在西街租住的那个大眼睛姑娘死了。
我听得心里一跳。那好像是中秋后的某个晚上。天上的月亮还圆着，可人间已经有了残缺。
还好，我叫姐夫的那个人又慢慢变回人了。阴阳头被人用一把白亮的推子一口气推掉了，脑瓜皮光光地泛着青色，脸也是青色的。看得出做鬼的日子很苦，耗去了他的元神，因为没多久他就大病了一场。不知道改头换面的人是不是都要这样病过才算数。
我也叹息那个死去的大眼睛姑娘。她真的挺美，可是美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魔咒呢。
那天夜里，我梦见燕子在窗前悠长的叫声，那么清脆。
呵，一个夏天都快过去了，终于等到燕子回巢了。想到西街和东街焕然一新的样子，就忍不住把自己给笑醒了。
池塘里清白的月光
西街偏北方是老尹家的院子。他家的大人不常看到，好像都是在外地。多数时候是玲子和她奶奶在。玲子高我两个年级。
一晃好多年了，也不知那个院子还在不在。還记得那年深秋的池塘，记得池塘里清白的月光，像好多省略的白昼。记得意外早夭的小果子。他被鱼塘边的电线给电死了。那个鱼塘是尹家的鱼塘。小果子不知怎么触了电。十岁的小果子是西街张家的外甥。
尹家奶奶头发花白，戴无框眼镜，穿对襟灰白短袖，竖起的衣领上有一圈暗蓝的边边。从我记事的西街，尹家奶奶除了给自己缝制衣服，没少帮别人裁裁剪剪。经她裁剪的衣服像橱窗里模特们穿的。听老人说，尹家奶奶当小姑娘的时候，省会一条街上的商铺都是她家的，现在省城那个有名的某某公司就是尹奶奶的父亲捐给政府的。 尹奶奶平常不串门儿。只有初一、十五或佛诞的日子，她会早早做好素食点心送给西街的人家品尝。西街人就知道尹奶奶今天家里吃斋。想杀鸡的人家那天就收起了杀鸡的刀子。西街即使再蛮缠的人也会从心里敬着尹奶奶。她像西街的一个十字架，有时又像是西街一本翻开的道德经。
小果子死了。死在尹奶奶家的池塘里。天灾人祸。人们惋惜那个淘气的孩子，也替尹奶奶生出一层焦虑。
小果子长得虎头虎脑，是个机灵的孩子。每年假期都会被他母亲送到西街来。他每次出现在街上，西街的孩子们就跟老鼠见了猫。西街的孩子都领教过小果子的虎劲儿，一个不对心思，砖头、土块撇起来没个轻重。西街的孩子怕他，大人们碍着大人的面子，只好告诉自家孩子躲远点。如果小果子有个玩伴，他就不会一个人钻到池塘去吧，谁知道呢。
尹奶奶填了池塘。七十多岁了，尹奶奶一锹一锹地挖土，说什么也不肯别人帮忙，连玲子也不让。池塘里的金魚、池塘里的莲藕都被尹奶奶放到东街的水库里去了。那个池塘被尹奶奶整整填了两天两夜，西街和东街好多人家夜里都翻了无数次的身。人们的担心还是应验了，尹奶奶一下子累倒了。
尹奶奶出殡那天好像是初冬。葡萄藤和树叶子上都挂着浅浅的白霜。送行的队伍黑压压看不到头儿。这样的送别只有东街的大先生走时，有过一次。
大先生是东街的学问。很多孩子都得到过大先生的教导。我们学前诵读的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在大先生那里学会的。记得大先生教我们写天地人时，胸前的白胡子长得都能做拂尘了。还记得我说拂尘时，大先生呵呵的笑和他眯眯的眼。像个可爱的不倒翁。
大先生走了，尹奶奶也走了。很长时间，东街和西街像被谁抽走了魂儿，异常的寂寞。后来，三葫芦辍学了，跟着大人倒腾药材去了。尹奶奶的孙女玲子被她父母接到省城去读高中了。1981年，我也读完了小学，那好像是最后一批小学五年制义务教育。我的初高中都是寄宿，待在巷子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回想往昔，记得真切的仍是东街和西街由大先生和尹奶奶留下的那些碎时光。只是每每想起尹奶奶填掉的池塘，心里就会滚过一阵痉挛。大地上少了一片池塘，天上那清白的月光也就掉了一个角角。
葵花地
去得早了，葵花还没有开。但是快了。一个个葵花的脸盘，鼓胀得都快撑不住了。山风一摇，憋在心里的笑声就荡开了。这些葵花啊，又美，又野。给它们拍了照。好像还不够劲儿，四野那么寂静，大把大把的阳光极尽奢侈。影子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仰头，原来正午了呢。
这一片花地，只有影子和我。偶有一两句声响仿佛隔在世界之外。有小小的阴凉覆着泥土。一踩，就移到了脚上。躲都躲不过。仿佛宿命，追着赶着。
我小时候种过葵花。拿着小铲子在春天的一角，铲出个小坑，把三五颗葵花子丢到坑里，把浮土填了，整个人站上去用小脚丫踩一踩。不放心，再踩一踩。然后，等着一场雨水的到来。最初的几天，我会常常跑去看看，听听，它们睡着，并不理我。也许喊了，但声音太过细小，就错过了。慢慢地淡忘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三两棵嫩芽亲密地挤在一起，像出壳的小鸟，兴奋得不得了。世界最初的样子，大概总是新鲜的吧。
当母亲照看它们的时候，总会猫下腰去，毫不犹豫地拔掉旁边的杂草。起初，还会把挤在一处的秧子分开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心里的疑问，总是搁浅在心里。仿佛大了，就明白了。
每一棵葵花都会长得很高很高。葵花的梦想是长成太阳的样子。我仰视它们的时间便会越来越长。我想知道，它们长成梦想的样子，天地是不是就更加辽阔了呢。
可是某一天，好好的一株葵花突然倒了，它直挺挺地倒着，阔大的叶子零乱，苍白的花盘上都是做过的梦。周围静悄悄的，谁也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幸与不幸，都毫无准备。
它的根，还深深地扎在地里。一只鸽子“咕咕”地叫着，一只乌鸦也“呱呱”地叫了好几声。一朵葵花的魂魄随着叫声，离开了。那个秋天，离开的还有我的表妹。比我矮一个年级。她是病死的。死去的表妹和葵花那么像。好多天，我都不敢再去看葵花。我趴在课桌上画脑子里的葵花，可是，画着画着就画成了表妹。表妹像葵花那样“咯咯”地笑着。都不知道是怎么了，她一笑，我就会掉下眼泪。我脚上还穿着表妹的鞋子。真奇怪，我比表妹高半头，竟然和表妹的脚一样大。我穿着表妹的鞋子，一直过完了整个秋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去看葵花的路上，在通往松花湖的路上，在穿过秋风的路上，表妹的鞋子一直“咚咚”地走着。
大地开始收割了。谷子，豆子，玉米，还有成熟了的向日葵。那些胀得鼓鼓的花盘，被一把锋利的镰刀，收获了。还有那些失去了水分的秆子，也被一同采伐了。只有根还留在那里，那是它与大地相连的脐带。
还记得那天，我经过表妹的坟地。一些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热烈地扑闪着。我盯着那些花，傻傻地看了很久。像那些盛大的葵花，恬恬淡淡的，一不小心，就打动了一个人。不管那过往是落寞还是忧伤，都不再灰心。想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开得这样热烈，像表妹这样，藏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心一意开成自己想开的样子。
【责任编辑】 宁珍志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夏天。那是记忆中，唯一宠过我的人。他一举就把我举过了头顶。坐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那个夏天，知了多么开心。草丛，不老的杨榆，风中摇曳的矢车菊，都和她一样发疯。
坐在那个人的肩膀上，我小小的心灵认识了一种高度，草的深处，竟然藏着发亮的河水。一个个土丘垫高了人的脚步。也许，这都不算是一个秘密。只是，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夏天。因为那个人再也没有来敲门。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只依稀记得他那个夏天的长相。脑壳很圆，头发像青草刚刚被露珠打湿过。眼睛很小，但很耐看，因为嘴巴总是笑着。猜得出那人的脾气应该是好的。只可惜不太会哄我姐，不知为着一句什么话，就被我姐像剥掉一块蒜皮一样甩远了。
我姐又有了别的男朋友。我姐新的男朋友和她同住一个巷子。直到他们结婚，也没有走出过巷子。也许他们出去过，我并不知道，反正我与外面的世界就这样断了。
我不知道我姐的婚姻是不是幸福，也不知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走进婚姻意味着什么。
我姐大我十八岁，在她二十二岁的年纪，我还不能理解她对幸福的选择。
后来我也长到了我姐的年纪，才突然发现我像我姐的二十二岁一样，能够看清别人的幸福，却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
我没有一个小我十八岁的妹妹。
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夏天，那个一举就把我举过头顶的男人。如果有一个男人也能这样举着我的妹妹，我想那个男人一定是值得用心爱一次的吧。
可惜命运让我错过了一个妹妹。我就一直一直沉湎于那个遥远的夏天……
怀念依旧
在上院偏北的地方，有一片草地。按说它的四周都是田地，田地那么金贵，为什么独独它可以如此闲散呢？是早已预见到有个孩子将牵着她的羊来此地寻它，才拼命地长成草么？还是这里也曾埋着一个旧都城的炮台，不肯屈尊才荒凉成这个样子呢？
羊是奶羊，白白胖胖的，奶水充足。现在回想它吃草的样子，真的像个写诗的人，散漫中有着对事物的甄别和思考。喂它粗盐的时候就不是了，完全是一副撒欢的神情。这两种表情，都是我喜欢的，都像孩子似的单纯。对它生的小羊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不是我管的事。
羊大多是听话的，包括挤奶的时候。把饱胀的奶水挤出来，想它会很舒服，但也会很疼，我攥着它的奶，力气小了不行，力气大了，它会扬蹄轻轻敲打地上的小水坑。我就偏过头蹭一蹭它，它就安静了。
吃过早饭，我们会一起往炮台的方向去。有时候，一下下错落的时光，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走在一起的不是我和羊，而是我和我的老祖母。
我没见过老祖母。听母亲说，她二十几岁的时候，祖母就不在了。但我那么喜欢她。为什么喜欢，我也说不上来，许是看见别人的祖母会讲好多故事吧。我的祖母也会讲好多故事呢，只要一想她的时候，那些故事就悄悄来到了我心里。这件重大的事，只有西街的三葫芦知道。他答应过我不跟外人说。
突然的一天，三葫芦从西街跑了很远的路来找我，兴奋地说你知道西街最近的事么，他讲了一个大眼睛的姑娘，据说她妈妈会给人看病。巷子西街好几个女人家都悄悄去看过了。那人能够叫死去的人出来说话。小三子的妈妈就借着他姑姑的嘴哇啦哇啦说了好多过去的事，把小三子的爸爸都吓死了，回去就把那张床抬出去烧了，还烧了一床被子。
我记起小三子的妈妈死于难产。在医院里，半夜被他爸爸和叔叔连病床抬出去跑掉了，还赖掉了医院的账单。谁知道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原来的账单还在另一个地方滚着利息……
往日这个时候，羊都该吃饱了。它只要吃饱了就会眯眯起眼睛，做出享受生活的样子。可是，今天不是了，许是听了三葫芦的话，它吃得很不专心。我想反正还有下午，下午可以多吃会儿。
谁知道呢，我在床上就睡了一小会儿，羊就不见了。我都没有听见它叫，它就不见了。我去炮台，去向炮台更远的地方都找遍了。我还在西街遇见了三葫芦说的那个大眼睛姑娘。那姑娘的确很美，但打眼一看就知道不是我们巷子里的人。
我垂下眼睛找羊。我心里已经听见了它的叫声。
后来，我都有点怨三葫芦了，为什么给我讲那些无关的事呢，害得我丢了羊。
进入夏末的时候，母亲给我买好了书包。我和三葫芦都到了入学的年龄，但三葫芦说，他不喜欢上学呢。我已经不怎么关心三葫芦跟我说什么了，我只愿在心里跟我的羊說话。
开学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更让人难过的事。
那天早晨，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胸前都别了一朵白花。小小的一朵白花，像老师一样沉默。西街的一个女同学因头上扎着粉红的绫子，被老师严厉地给没收了。
1976年的那个秋天，我们排着长队在操场上默哀。默哀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世界上有比丢了羊更不好受的事情。
慢慢地，从西街到东街，巷子里像是被一股阴气罩住了，不光丢东西，有的人家还丢了人。有时丢的是男人，有时丢的是女人。
街上的孩子们也不再迷恋祖母的故事了。都像是着了魔般，慢慢丢掉了曾经的童真。
西跨院
西跨院是个有故事的人家。我的象棋就是在西跨院学的。虽然这点长处从没派上过用场，但有一样长处总比没有强，我是这么想的。也许这不是我想的，很可能是受了大国的感染，听大国说得多了，慢慢就变成这样。
我很崇拜大国，他是巷子西街第一个给家寄立功喜报的人。那张喜报被二先生镶在一个镜框里了，镜框挂在门楣上，太阳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镜框。太阳的余晖常常会粘在上面也就不奇怪了，反正太阳的光辉多得是，匀一点在谁家也看不出啥。有一次，整个夕阳红彤彤的就挂在西街的一棵树杈上了，把二先生家的窗子和一整面山墙都染得一片红。让巷子西街差一点惊掉了下巴，这是怎么说的。二先生指指屋门上的匾，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是一块“军属光荣”的红牌牌，即使还没上学的孩子也都是认得的。 二先生是个文化人。待人也很和气，就是说话有一点绕。
有天晚上，一只蛤蟆进了二先生家的菜园子。我们都听见了蛤蟆呱呱的叫声。二先生却说不是蛤蟆。我和三葫芦都立起了耳朵，蛤蟆又呱呱地叫了。三葫芦嘴快地说，就是蛤蟆。
二先生说不是。气得三葫芦的葫芦瓢都要对天起誓了，二先生才不紧不慢地说，是金蟾。
二先生的一句“金蟾”，听得我和三葫芦都傻了。
金蟾出桂呢。果然，大国很快就光荣地回来探家了。大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手里拎着行李，把好多人看得眼睛热辣辣的。
估计1975年盛夏的那个晚上，巷子东街和巷子西街的人家都没睡好。有儿的想儿子要是也穿上军装，可能比大国还神气。有女儿的人家，琢磨的是大国这次回来，该不是找对象吧。
我就是在大国探家的那段日子，和大国学会了下象棋。
大国每次让我半边棋子，我还是会输得很惨。
大国耐心地指导我说，当兵打仗，就得勇往直前。你老前怕狼、后怕虎咋行呢。
那天推了棋盘，大国竟然像二先生一样在西跨院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智斗”。
我不知道大国在部队打过仗没，估计是没有，要不即使大国不说，二先生该显摆的时候，一定会拿捏有度地先从西街传开了。大国正和省城的姑娘谈对象就是二先生放出来的风儿。我见过那姑娘，挺好看的，就是个子矮了些，脑后梳一根麻花辫，一直从脑袋顶辫起的那种麻花辫，很时髦。不像西街的女孩子傻傻的两根辫子，有时还能辫反了，一点也不上心。
大国的假期快结束了，但不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招招手喊我过去下棋。我们在门口摆上棋盘，皴黑的屋檐就会给棋盘让出一块皴黑的阴凉。那天，我听见大国落在棋盘上轻轻的一声叹息。我抬眼看他，他也没有注意，他的叹息和他的想法都太专注了。那天，因我下得好，他还抬手摸了一下我的头，问我还有几年上学。我认真地回说快了，已经六岁半了。他笑一笑，我发现大国的牙齿要比西街所有人的都白。西街的人不知道突然间中了什么邪，做事变得毛毛草草的，连刷牙的时候也似糊弄鬼，使劲蹭巴两下就完了。不像大国。上下左右前后刷得很仔细，很缓慢，像是有一个姑娘正从心里悄悄拱出毛茸茸的麻花辫子。欣赏那样美的辫子是需要有些诗意的，比如大国教我背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时那样的抑扬顿挫。
西街对着突然到来的动荡表现得确实有点急了，把那一脸的急都快要甩出脸边子来了。以前哪里是这个样子呢？
不就是一个当兵的大国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到了西街么。
哦，差点忘记了，还有一个从省城来的麻花姑娘，麻花姑娘有一双黑白皮带儿相间的凉鞋，光着脚没穿袜子。走路的时候，她露在外面的脚指头就像一枚枚挤在一处的有机玻璃扣儿。她第一天来西跨院的那个晌午，我就注意到了那一排小巧光洁的扣子，也不知道别的人注意过没有。
燕子回巢
燕子在屋檐下的窝还在，但燕子却没有回来。那个春天，除了一群麻雀时而来，时而又去了别处，能飞的也就剩了那只抱窝的大芦花。因为恋窝，大芦花也没有心思飞了。它通红着冠子，眼睛贼亮贼亮的，偶尔会咕咕噜噜一阵，也不知说的啥。等小鸡们出壳，满院子跑起来的时候，瓜蔓子上藏得最深的那根黄瓜都老得不成样了，后来被眼尖的小鸡们寻见了，总要绕着它顽皮地打个转儿。
这一个暑假，我像藏在蔓子里的黄瓜，都没怎么去西街，东街也很少出。刘海儿长了，就让母亲帮我剪一剪，母亲总是花眼，剪得长短不齐的，这跟我的豁牙倒是很配。
1977年的西街。我叫姐夫的那个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活着的鬼。巷子里的孩子打老远就开始躲。我一看见他的阴阳头，心里总哆嗦得控制不住。
不知谁把他变成了这样。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愿意过鬼过的日子。只要远远看见他的阴阳头，我就跑进家门寻找藏身的地方。
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就待在被格子里。那个狭长的被格子，一边是夹板，一边是拉门。运气好的时候，阳光的金线会透过夹板的缝隙，也或许是夹板里面的黑想钻出去。反正都是一样的。某一天，我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了两个人结婚，原来是一个为着帮另一个数脸上的雀斑。当我转向另一面的夹缝时，看见那个装鬼的人竟然在地上跪着，哽咽得满脸都是泪水。
多么不可思议，原来鬼也会像人一样脆弱呢。
因为以前丢羊的事，我已经好久不理三葫芦了。可是那天，三葫芦不知为着什么又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三葫芦神秘兮兮地说，在西街租住的那个大眼睛姑娘死了。
我听得心里一跳。那好像是中秋后的某个晚上。天上的月亮还圆着，可人间已经有了残缺。
还好，我叫姐夫的那个人又慢慢变回人了。阴阳头被人用一把白亮的推子一口气推掉了，脑瓜皮光光地泛着青色，脸也是青色的。看得出做鬼的日子很苦，耗去了他的元神，因为没多久他就大病了一场。不知道改头换面的人是不是都要这样病过才算数。
我也叹息那个死去的大眼睛姑娘。她真的挺美，可是美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魔咒呢。
那天夜里，我梦见燕子在窗前悠长的叫声，那么清脆。
呵，一个夏天都快过去了，终于等到燕子回巢了。想到西街和东街焕然一新的样子，就忍不住把自己给笑醒了。
池塘里清白的月光
西街偏北方是老尹家的院子。他家的大人不常看到，好像都是在外地。多数时候是玲子和她奶奶在。玲子高我两个年级。
一晃好多年了，也不知那个院子还在不在。還记得那年深秋的池塘，记得池塘里清白的月光，像好多省略的白昼。记得意外早夭的小果子。他被鱼塘边的电线给电死了。那个鱼塘是尹家的鱼塘。小果子不知怎么触了电。十岁的小果子是西街张家的外甥。
尹家奶奶头发花白，戴无框眼镜，穿对襟灰白短袖，竖起的衣领上有一圈暗蓝的边边。从我记事的西街，尹家奶奶除了给自己缝制衣服，没少帮别人裁裁剪剪。经她裁剪的衣服像橱窗里模特们穿的。听老人说，尹家奶奶当小姑娘的时候，省会一条街上的商铺都是她家的，现在省城那个有名的某某公司就是尹奶奶的父亲捐给政府的。 尹奶奶平常不串门儿。只有初一、十五或佛诞的日子，她会早早做好素食点心送给西街的人家品尝。西街人就知道尹奶奶今天家里吃斋。想杀鸡的人家那天就收起了杀鸡的刀子。西街即使再蛮缠的人也会从心里敬着尹奶奶。她像西街的一个十字架，有时又像是西街一本翻开的道德经。
小果子死了。死在尹奶奶家的池塘里。天灾人祸。人们惋惜那个淘气的孩子，也替尹奶奶生出一层焦虑。
小果子长得虎头虎脑，是个机灵的孩子。每年假期都会被他母亲送到西街来。他每次出现在街上，西街的孩子们就跟老鼠见了猫。西街的孩子都领教过小果子的虎劲儿，一个不对心思，砖头、土块撇起来没个轻重。西街的孩子怕他，大人们碍着大人的面子，只好告诉自家孩子躲远点。如果小果子有个玩伴，他就不会一个人钻到池塘去吧，谁知道呢。
尹奶奶填了池塘。七十多岁了，尹奶奶一锹一锹地挖土，说什么也不肯别人帮忙，连玲子也不让。池塘里的金魚、池塘里的莲藕都被尹奶奶放到东街的水库里去了。那个池塘被尹奶奶整整填了两天两夜，西街和东街好多人家夜里都翻了无数次的身。人们的担心还是应验了，尹奶奶一下子累倒了。
尹奶奶出殡那天好像是初冬。葡萄藤和树叶子上都挂着浅浅的白霜。送行的队伍黑压压看不到头儿。这样的送别只有东街的大先生走时，有过一次。
大先生是东街的学问。很多孩子都得到过大先生的教导。我们学前诵读的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在大先生那里学会的。记得大先生教我们写天地人时，胸前的白胡子长得都能做拂尘了。还记得我说拂尘时，大先生呵呵的笑和他眯眯的眼。像个可爱的不倒翁。
大先生走了，尹奶奶也走了。很长时间，东街和西街像被谁抽走了魂儿，异常的寂寞。后来，三葫芦辍学了，跟着大人倒腾药材去了。尹奶奶的孙女玲子被她父母接到省城去读高中了。1981年，我也读完了小学，那好像是最后一批小学五年制义务教育。我的初高中都是寄宿，待在巷子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回想往昔，记得真切的仍是东街和西街由大先生和尹奶奶留下的那些碎时光。只是每每想起尹奶奶填掉的池塘，心里就会滚过一阵痉挛。大地上少了一片池塘，天上那清白的月光也就掉了一个角角。
葵花地
去得早了，葵花还没有开。但是快了。一个个葵花的脸盘，鼓胀得都快撑不住了。山风一摇，憋在心里的笑声就荡开了。这些葵花啊，又美，又野。给它们拍了照。好像还不够劲儿，四野那么寂静，大把大把的阳光极尽奢侈。影子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仰头，原来正午了呢。
这一片花地，只有影子和我。偶有一两句声响仿佛隔在世界之外。有小小的阴凉覆着泥土。一踩，就移到了脚上。躲都躲不过。仿佛宿命，追着赶着。
我小时候种过葵花。拿着小铲子在春天的一角，铲出个小坑，把三五颗葵花子丢到坑里，把浮土填了，整个人站上去用小脚丫踩一踩。不放心，再踩一踩。然后，等着一场雨水的到来。最初的几天，我会常常跑去看看，听听，它们睡着，并不理我。也许喊了，但声音太过细小，就错过了。慢慢地淡忘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三两棵嫩芽亲密地挤在一起，像出壳的小鸟，兴奋得不得了。世界最初的样子，大概总是新鲜的吧。
当母亲照看它们的时候，总会猫下腰去，毫不犹豫地拔掉旁边的杂草。起初，还会把挤在一处的秧子分开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心里的疑问，总是搁浅在心里。仿佛大了，就明白了。
每一棵葵花都会长得很高很高。葵花的梦想是长成太阳的样子。我仰视它们的时间便会越来越长。我想知道，它们长成梦想的样子，天地是不是就更加辽阔了呢。
可是某一天，好好的一株葵花突然倒了，它直挺挺地倒着，阔大的叶子零乱，苍白的花盘上都是做过的梦。周围静悄悄的，谁也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幸与不幸，都毫无准备。
它的根，还深深地扎在地里。一只鸽子“咕咕”地叫着，一只乌鸦也“呱呱”地叫了好几声。一朵葵花的魂魄随着叫声，离开了。那个秋天，离开的还有我的表妹。比我矮一个年级。她是病死的。死去的表妹和葵花那么像。好多天，我都不敢再去看葵花。我趴在课桌上画脑子里的葵花，可是，画着画着就画成了表妹。表妹像葵花那样“咯咯”地笑着。都不知道是怎么了，她一笑，我就会掉下眼泪。我脚上还穿着表妹的鞋子。真奇怪，我比表妹高半头，竟然和表妹的脚一样大。我穿着表妹的鞋子，一直过完了整个秋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去看葵花的路上，在通往松花湖的路上，在穿过秋风的路上，表妹的鞋子一直“咚咚”地走着。
大地开始收割了。谷子，豆子，玉米，还有成熟了的向日葵。那些胀得鼓鼓的花盘，被一把锋利的镰刀，收获了。还有那些失去了水分的秆子，也被一同采伐了。只有根还留在那里，那是它与大地相连的脐带。
还记得那天，我经过表妹的坟地。一些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热烈地扑闪着。我盯着那些花，傻傻地看了很久。像那些盛大的葵花，恬恬淡淡的，一不小心，就打动了一个人。不管那过往是落寞还是忧伤，都不再灰心。想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开得这样热烈，像表妹这样，藏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心一意开成自己想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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