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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伊格尔顿在自传《看门人》中花大量篇幅叙述自己的基督教背景，明确基督教是自己思想的重要来源。伊格尔顿新世纪的神学转向是在基督教神学理性内核的指引下，拓展、深化文化左派政治话语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基督教神学；激进政治；神学转向；马克思主义；
伊格尔顿是当代英国思想界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创作生涯相当持久，前后持续五十余年，至今仍笔耕不辍。伊格尔顿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方面。一般认为他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威廉斯影响下以文化和社会为框架所进行文化政治批评；实际上，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从天主教左派文化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文化政治批评到宗教伦理批评，—个发生、发展、演变和回归的过程。长期以来，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天主教左派活动很少得到关注，而这个时期，这是理解伊格尔顿思想和创作成长和演变的关键时期。
1943年，伊格尔顿出生在英国索尔福德市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尔兰共和主义意识的天主教移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受“愤怒青年”作家的影响，他开始热衷于寻找艺术、政治和持异议的交叉点，这贯穿了他的一生的活动。16岁时，他即加入青年社会主义组织，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早早地感受到了天主教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61年，伊格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加入了左派组织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1962-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会召开，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思想的变革，在多名我会的神学家劳伦斯·布莱特的影响之下，伊格尔顿意识到天主教的背景和左翼社会主义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天主教徒和新左派的新生力量，伊格尔顿成为天主教左派期刊《斜向》（Slant）的创刊者和主笔之一，发表了大量关于基督教和左派政治结合的可能性和前景的文章。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新左派教会》（1966），以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的观点进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批评，体现了伊格尔顿天主教神学政治思考的成果。六十年代末随着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热潮褪去，《斜向》于1970年停刊，伊格尔顿对天主教左派政治运动逐渐幻灭。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从一名社会主义者过渡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提纲》（1970）是这一时期的神学代表作，探讨了一些基本的神学问题和对左派政治的启示，为六十年代后期的《斜向》事业做了总体的陈述，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理论的观念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堕落和救赎的问题，充分表达了激进的基督教的可能性。该书论及了悲剧、身体、基督等问题，这些问题四十年后在伊格尔顿著作中再次重現。伊格尔顿本人也认为：“《作为身体的语言》是思想刚刚解放时的成果，这种思想解放时培养（我）成为理论研究者的温床，一切都起源于此，而不是起源于《莎士比亚与社会》。”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神学的结合虽然无疾而终，但是许多问题和思考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进入二十一世纪，911突然爆发，伊斯兰主义、基要主义迅速崛起，全球政治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迷离。新的形势和格局激发了伊格尔顿更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开始了理论的大转移，他把关注的重点大幅度地转到早年曾经开拓的神学话题上，尝试在新的语境下，用更新的思维，提出更深刻的观点。他先后出版了自传《看门人》（2001），《甜蜜的暴力》（2003）、《理论之后》（2003），《神圣的恐怖》（2005），《生命的意义》（2007）等著作。在《神圣的恐怖》中，伊格尔顿在谈到恐怖的观念研究要还原到其原始的语境中，进行形而上的研究时，说道“同样，它属于形而上或神学转向（或者是回归），这是我的著作近些年来显示出的倾向”，正式承认了自己作品中所表现的神学转向。
伊格尔顿曾多次声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生存境况和解放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出答案。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生产、文本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批评等方面的论述振聋发聩，但是仅从这一角度认识和评价伊格尔顿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失偏颇的。二十一世纪至今近二十年，伊格尔顿明显的神学转向已经毋庸置疑，结合他早年的神学探索和实践，俨然已构成了理解伊格尔顿的重要维度，亟需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伊格尔顿早期和后期的神学，虽然许多问题是老话重提，但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回到原点，它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及历史的转变。早期伊格尔顿主要从正面思考基督教，主张进行礼仪、牧师制等的变革，而后期，更多地论述基督教的阴暗一面，邪恶、死亡、恐怖等话题成为中心。这源于两个时期左派政治所遭遇的不同状况和前景。伊格尔顿认为，“在面临最严峻的政治考验的时候，政治失败的险境中蕴含着夺得思想胜利的可能性。左派所避开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正是给予我们深化和丰富自己的思想的机会之所在。”他承认宗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憎的反动政治形式之一，但是强调一些神学观念仍是富有政治启发意义的，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内涵，在左派遭受重大失败的境况下，神学能够为左派提供进一步政治斗争的话语。而当今的左派对这个领域是沉默而尴尬的，甚至避开了“精神的”、“伦理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在一种相当传统的意义上误解了左派的特征，在面对最严峻的政治考验的时候，不能给出当前政治形势需要的问题的答案。伊格尔顿在二十一世纪的神学转向因此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深化和扩展左派激进政治话语，大胆打破在神学领域内长期保持的沉默，结束左派政治上后果严重的羞赧，同时对右派进行挑战。这是伊格尔顿主动承担的任务，为此，他甘愿成为一个十足的异端。
神学作为伊格尔顿深化左派政治话语的时代语言，是伊格尔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格尔顿在新世纪所表现出的神学转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代哲学对宗教和神学显现出了相当广泛的兴趣，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神学转向（theological turn）或宗教在政治中的新的可视性（a new visibility）十分关注。这一“转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对宗教的批评和建构反思，扩展到了整个学术界。过去十年左翼社会哲学中最惊人的发展是一个新的神学转向，这种转向主要并不是皈依宗教，…而是表现为一种对宗教的学术兴趣以及在哲学和政治论争中运用宗教例证。新世纪的这种神学转向与拉美的解放神学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政治活动不同，主要是一种“话语的神学”（a theologyof discourse），是欧洲的左派应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形式。
作者简介
刘静（1978-），女（汉族），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
关键词：基督教神学；激进政治；神学转向；马克思主义；
伊格尔顿是当代英国思想界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创作生涯相当持久，前后持续五十余年，至今仍笔耕不辍。伊格尔顿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方面。一般认为他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威廉斯影响下以文化和社会为框架所进行文化政治批评；实际上，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从天主教左派文化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文化政治批评到宗教伦理批评，—个发生、发展、演变和回归的过程。长期以来，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天主教左派活动很少得到关注，而这个时期，这是理解伊格尔顿思想和创作成长和演变的关键时期。
1943年，伊格尔顿出生在英国索尔福德市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尔兰共和主义意识的天主教移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受“愤怒青年”作家的影响，他开始热衷于寻找艺术、政治和持异议的交叉点，这贯穿了他的一生的活动。16岁时，他即加入青年社会主义组织，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早早地感受到了天主教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61年，伊格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加入了左派组织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1962-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会召开，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思想的变革，在多名我会的神学家劳伦斯·布莱特的影响之下，伊格尔顿意识到天主教的背景和左翼社会主义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天主教徒和新左派的新生力量，伊格尔顿成为天主教左派期刊《斜向》（Slant）的创刊者和主笔之一，发表了大量关于基督教和左派政治结合的可能性和前景的文章。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新左派教会》（1966），以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的观点进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批评，体现了伊格尔顿天主教神学政治思考的成果。六十年代末随着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热潮褪去，《斜向》于1970年停刊，伊格尔顿对天主教左派政治运动逐渐幻灭。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从一名社会主义者过渡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提纲》（1970）是这一时期的神学代表作，探讨了一些基本的神学问题和对左派政治的启示，为六十年代后期的《斜向》事业做了总体的陈述，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理论的观念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堕落和救赎的问题，充分表达了激进的基督教的可能性。该书论及了悲剧、身体、基督等问题，这些问题四十年后在伊格尔顿著作中再次重現。伊格尔顿本人也认为：“《作为身体的语言》是思想刚刚解放时的成果，这种思想解放时培养（我）成为理论研究者的温床，一切都起源于此，而不是起源于《莎士比亚与社会》。”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神学的结合虽然无疾而终，但是许多问题和思考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进入二十一世纪，911突然爆发，伊斯兰主义、基要主义迅速崛起，全球政治斗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迷离。新的形势和格局激发了伊格尔顿更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开始了理论的大转移，他把关注的重点大幅度地转到早年曾经开拓的神学话题上，尝试在新的语境下，用更新的思维，提出更深刻的观点。他先后出版了自传《看门人》（2001），《甜蜜的暴力》（2003）、《理论之后》（2003），《神圣的恐怖》（2005），《生命的意义》（2007）等著作。在《神圣的恐怖》中，伊格尔顿在谈到恐怖的观念研究要还原到其原始的语境中，进行形而上的研究时，说道“同样，它属于形而上或神学转向（或者是回归），这是我的著作近些年来显示出的倾向”，正式承认了自己作品中所表现的神学转向。
伊格尔顿曾多次声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生存境况和解放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出答案。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生产、文本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批评等方面的论述振聋发聩，但是仅从这一角度认识和评价伊格尔顿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失偏颇的。二十一世纪至今近二十年，伊格尔顿明显的神学转向已经毋庸置疑，结合他早年的神学探索和实践，俨然已构成了理解伊格尔顿的重要维度，亟需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伊格尔顿早期和后期的神学，虽然许多问题是老话重提，但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回到原点，它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及历史的转变。早期伊格尔顿主要从正面思考基督教，主张进行礼仪、牧师制等的变革，而后期，更多地论述基督教的阴暗一面，邪恶、死亡、恐怖等话题成为中心。这源于两个时期左派政治所遭遇的不同状况和前景。伊格尔顿认为，“在面临最严峻的政治考验的时候，政治失败的险境中蕴含着夺得思想胜利的可能性。左派所避开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正是给予我们深化和丰富自己的思想的机会之所在。”他承认宗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憎的反动政治形式之一，但是强调一些神学观念仍是富有政治启发意义的，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内涵，在左派遭受重大失败的境况下，神学能够为左派提供进一步政治斗争的话语。而当今的左派对这个领域是沉默而尴尬的，甚至避开了“精神的”、“伦理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在一种相当传统的意义上误解了左派的特征，在面对最严峻的政治考验的时候，不能给出当前政治形势需要的问题的答案。伊格尔顿在二十一世纪的神学转向因此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为深化和扩展左派激进政治话语，大胆打破在神学领域内长期保持的沉默，结束左派政治上后果严重的羞赧，同时对右派进行挑战。这是伊格尔顿主动承担的任务，为此，他甘愿成为一个十足的异端。
神学作为伊格尔顿深化左派政治话语的时代语言，是伊格尔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格尔顿在新世纪所表现出的神学转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代哲学对宗教和神学显现出了相当广泛的兴趣，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神学转向（theological turn）或宗教在政治中的新的可视性（a new visibility）十分关注。这一“转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对宗教的批评和建构反思，扩展到了整个学术界。过去十年左翼社会哲学中最惊人的发展是一个新的神学转向，这种转向主要并不是皈依宗教，…而是表现为一种对宗教的学术兴趣以及在哲学和政治论争中运用宗教例证。新世纪的这种神学转向与拉美的解放神学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政治活动不同，主要是一种“话语的神学”（a theologyof discourse），是欧洲的左派应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形式。
作者简介
刘静（1978-），女（汉族），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