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似乎都应意识到，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好人，其次是培养好公民。为此，我们应当反思当下家庭教育的失败，改变家长们的教育之方
　　近来，药家鑫持刀杀人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在此期间，上海浦东机场发生了一场人伦悲剧：顾女士迎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儿子，母子二人因学费问题发生争执。儿子盛怒之下，从托运行李中拔出水果刀，连刺其母九刀，致其当场倒地昏迷。行凶之后，儿子竟然大摇大摆离开。
　　这样的案件毕竟属极端情形，未必能够说明什么。但在这种极端情形背后，确实也存在更多不那么极端的人伦悲剧，以及子女教育失败的个案。粗略的经验观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不那么严格、但也不至于离谱的结论：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相比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失败，对于人格成长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家庭教育的失败，其实与传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现实的中国特色所决定的。从80年代开始，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广泛实施，孩子的教育就已经成为一个人们热烈讨论的广泛的话题。原因很简单：独生子女的这一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父母、祖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四五个长辈围绕着一个孩子生活，其间的社会关系不可能不存在扭曲。
　　这就包括家庭教育的扭曲。儒家传统的家庭教育往往失之于严厉，孩子的个性可能因此受到抑制。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孩子的地位在家庭中陡然提升，家庭教育便从根本上反转，普遍倾向于溺爱。家长们愿意满足孩子的任何愿望。就像顾女士，花费巨资供养儿子留学。只要是儿子提出的要求，不管是什么，顾女士总是想尽办法满足。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内部，根本就没有教育可言。教育的本质在于驯化孩子的欲望，让他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身体，尊重他人，包括父母，按照正当的规范生活。而现在，孩子的欲望可以轻易得到满足，他们很难掌握控制欲望的技巧。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一旦他们的欲望偶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认为遭受了奇耻大辱，而失去理智，如顾女士的儿子那样反应。
　　这样的反应肯定是极端的个案。更为常态的情形是，缺乏节制训练的孩子，也就缺乏社会生活的必要意识和技艺。他们不大关注他人的存在和价值，也缺乏规范、规则意识。
　　父母们在放纵孩子欲望的同时，又会从另一个方面对孩子施加压力。也是在最近，澳大利亚一名华裔学生李伟，因不堪忍受压力而弑杀母亲。尽管他已经非常优秀，但母亲还是要求他拿到更为完美的学业成绩，为此，李伟长期闷闷不乐。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分析药家鑫杀人动机时也提及，枯燥的钢琴学习给药家鑫精神成长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父母在学业上给孩子施加巨大压力，确实非常普遍。
　　这种态度同样与一胎化政策有关。生活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让中国人向来就有望子成龙的心理。一胎化政策则让这种心理达到畸形程度。这一政策大大增加了养育孩子的风险，为降低和控制风险，父母会大幅提高在孩子身上的平均投入，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就大幅度提高。
　　正是这一点心理，加上物质主义伦理学、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因素，让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严重失衡：家长们普遍瞄准那些有利于孩子在未来社会竞争中所需要的技能，尤其是获取物质收益的技能，投入巨资进行培养，其他方面，包括道德伦理意识和与人相处的技巧，则相对地被严重忽视。不幸的是，学校也受到整体社会风尚的影响，同样严重地忽视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如此失衡的教育，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偶尔出现一些极端的人伦悲剧，也在所难免。
　　应当说，很多家长在看到孩子的一些不如人意处时，都会有所反省。舆论也在持续关注，一些有识之士也发出了改变现状的强烈呼吁。但若干年来，情况似乎并无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呈现出积重难返之势。
　　这个问题终究是需要解决的，那么，整个社会，尤其是教育、文化界，至少应当就家庭教育失败的问题，展开理性的持久讨论。这样的讨论最起码可以唤起更多家长对这个问题进行自觉反省，而这就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家长们的教育之方。
　　需要反思的还有整个社会。我们在为孩子树立各种榜样时，大多是公众人物，为人父母的楷模作用却很少提及。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孩子最景仰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不仅仅是某些公众人物。
　　同时，政府也应当调整政策，首先是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消除家庭教育失灵的最大制度根源。同时，政府可以积极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引入儒家经典教育，培养孩子的德性，教授孩子待人接物之道。不论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似乎都应意识到，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好人，其次是培养好公民。为此，压低其他方面的投入，并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