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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伊朗人眼中，“这次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政治运动，只是伊朗人民对于经济和政治停滞爆发出的不满情绪而已”。
2017年12月28日起，伊朗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活动。
对于这场罕见的游行，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异常活跃，连发6条推特称“压迫性的政权不会被永远忍受”，“是时候政变了”；加拿大政府也表示“为伊朗人民行使基本权利和平示威感到振奋”；甚至不少人认为“伊朗之春要来了”，“伊朗要颜色革命了”……
不过，相较于外界的“兴奋”，伊朗总理的表态却显得非常温和。在1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他呼吁冷静，并称根据宪法和公民权利，伊朗人完全有表达对政府的批评或举行示威的自由，但应以一种能改善国家状况的方式。
如此冷静和克制，着实有些出乎外界的意料。那么，这场危机的背后，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激烈竞争、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推进的改革有重要联系。而经济因素和青年群体因素，则是此次伊朗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危机与民生有关
无法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伊朗危机的关键还是民生问题。
2017年12月10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向议会提交了伊朗2018年的年度预算。伊朗的政府补贴，类似于中国的低保，即政府每个月向每位公民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这个政策是鲁哈尼的前任内贾德制定的，当时每名伊朗人每个月可以领到近50美元的补贴。虽然内贾德时期伊朗经济一塌糊涂，通胀率超过40%，但底层百姓依然对他爱得深沉。
2013年鲁哈尼上台之初，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鲁哈尼只好将补贴砍到了12美元左右。由于政府实在困难，在2018年的预算中，这笔费用将被彻底砍掉，只发放贫困补贴，仅符合条件的民众向政府申请才能领到。对于穷人特别是在小城镇有六七个孩子的穷人来说，这笔补贴可能就是家庭收入的全部。
鲁哈尼想要省下这笔钱，必然会动一部分人的“奶酪”。加上近期伊朗食品价格节节攀升，鸡蛋、馕等涨了近一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近三个月更是大幅贬值，市场汇率跌幅超过20%。砍掉补贴的行为，对经济形势每况日下的伊朗，无异于雪上加霜。
另一原因是，多年来伊朗30%-40%收入依靠油气出口。2014年底以来，国际油价大跌，对沙特和伊朗等海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对此，沙特推出“2030愿景”，试图通过工业化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伊朗鲁哈尼总统则于2016年出台第六个“五年计划”，试图通过引进外资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
然而，2015年7月伊朗核协议达成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反而以伊朗开发弹道导弹为由，多次追加对伊朗制裁，加上伊朗卷入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导致鲁哈尼政府向选民承诺的“保增长、改善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民收入、脱贫”等宏伟蓝图迟迟未能实现。
截至2017年，伊朗失业率高达13%，部分食品价格上涨30%以上，中下阶层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得到根本改善。以乌里玛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及改革派势力相互博弈，双方均反对游行示威，却又都希望利用中下阶层的不满向对方施压，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危机。
青年问题不容忽视
而此次伊朗危机背后，更不能忽视的则是青年问题。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将“宗教法学家”治国理念与共和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重要案例。然而，伊朗目前人口8000多万中，约70%的人口在30岁以下。青年群体成為人口主体，他们出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未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甚至对伊朗主流社会价值存在不同看法。
当前，伊朗12-29岁青年失业率高达25.9%，女性失业率更是男性的2倍。部分参与游行的青年人提出“伊朗第一”的口号，要求政府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放在首位，不赞成介入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事务、增加伊朗财政负担。同时，他们要求男女平等，增强女性赋权，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更高。另外，他们也要求惩治腐败。
伊朗青年群体大多对利益集团的固化现象深恶痛绝，要求政府通过改革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敢于向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亮剑”。
中东处于改革十字路口
毫无疑问，中东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涉及既有利益集团和新利益集团之间的理念、权力和利益斗争。受国际低油价和国内青年人口暴增的影响，伊朗与沙特一样，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伊朗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多个层面，成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交锋的焦点。鲁哈尼宣布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引起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美国、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外交围堵，以及伊朗构建什叶派统一战线、支持真主党、介入叙利亚内战，增加了伊朗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使原本的经济问题向政治、社会和外交等领域渗透。
不过，尽管当前伊朗多地发生游行示威，但却难以引发大范围革命。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尚未全面激化，合作与妥协仍是主流；游行示威更多是一种草根式的自发运动，其首要关切是民生而不是政治。目前，伊朗的治理模式正在中东风起云涌的改革进程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由于伊朗经济和社会矛盾积弊重重，伊朗青年群体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伊朗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管这场危机如何解决，未来伊朗展示给世人的，将不再是“一个形象、一种声音”，而将是更加多元化的伊朗。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
2017年12月28日起，伊朗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活动。
对于这场罕见的游行，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异常活跃，连发6条推特称“压迫性的政权不会被永远忍受”，“是时候政变了”；加拿大政府也表示“为伊朗人民行使基本权利和平示威感到振奋”；甚至不少人认为“伊朗之春要来了”，“伊朗要颜色革命了”……
不过，相较于外界的“兴奋”，伊朗总理的表态却显得非常温和。在1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他呼吁冷静，并称根据宪法和公民权利，伊朗人完全有表达对政府的批评或举行示威的自由，但应以一种能改善国家状况的方式。
如此冷静和克制，着实有些出乎外界的意料。那么，这场危机的背后，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激烈竞争、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推进的改革有重要联系。而经济因素和青年群体因素，则是此次伊朗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危机与民生有关
无法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伊朗危机的关键还是民生问题。
2017年12月10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向议会提交了伊朗2018年的年度预算。伊朗的政府补贴，类似于中国的低保，即政府每个月向每位公民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这个政策是鲁哈尼的前任内贾德制定的，当时每名伊朗人每个月可以领到近50美元的补贴。虽然内贾德时期伊朗经济一塌糊涂，通胀率超过40%，但底层百姓依然对他爱得深沉。
2013年鲁哈尼上台之初，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鲁哈尼只好将补贴砍到了12美元左右。由于政府实在困难，在2018年的预算中，这笔费用将被彻底砍掉，只发放贫困补贴，仅符合条件的民众向政府申请才能领到。对于穷人特别是在小城镇有六七个孩子的穷人来说，这笔补贴可能就是家庭收入的全部。
鲁哈尼想要省下这笔钱，必然会动一部分人的“奶酪”。加上近期伊朗食品价格节节攀升，鸡蛋、馕等涨了近一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近三个月更是大幅贬值，市场汇率跌幅超过20%。砍掉补贴的行为，对经济形势每况日下的伊朗，无异于雪上加霜。
另一原因是，多年来伊朗30%-40%收入依靠油气出口。2014年底以来，国际油价大跌，对沙特和伊朗等海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对此，沙特推出“2030愿景”，试图通过工业化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伊朗鲁哈尼总统则于2016年出台第六个“五年计划”，试图通过引进外资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
然而，2015年7月伊朗核协议达成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反而以伊朗开发弹道导弹为由，多次追加对伊朗制裁，加上伊朗卷入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导致鲁哈尼政府向选民承诺的“保增长、改善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民收入、脱贫”等宏伟蓝图迟迟未能实现。
截至2017年，伊朗失业率高达13%，部分食品价格上涨30%以上，中下阶层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未得到根本改善。以乌里玛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及改革派势力相互博弈，双方均反对游行示威，却又都希望利用中下阶层的不满向对方施压，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危机。
青年问题不容忽视
而此次伊朗危机背后，更不能忽视的则是青年问题。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将“宗教法学家”治国理念与共和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重要案例。然而，伊朗目前人口8000多万中，约70%的人口在30岁以下。青年群体成為人口主体，他们出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未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甚至对伊朗主流社会价值存在不同看法。
当前，伊朗12-29岁青年失业率高达25.9%，女性失业率更是男性的2倍。部分参与游行的青年人提出“伊朗第一”的口号，要求政府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放在首位，不赞成介入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事务、增加伊朗财政负担。同时，他们要求男女平等，增强女性赋权，使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更高。另外，他们也要求惩治腐败。
伊朗青年群体大多对利益集团的固化现象深恶痛绝，要求政府通过改革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敢于向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亮剑”。
中东处于改革十字路口
毫无疑问，中东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涉及既有利益集团和新利益集团之间的理念、权力和利益斗争。受国际低油价和国内青年人口暴增的影响，伊朗与沙特一样，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伊朗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多个层面，成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交锋的焦点。鲁哈尼宣布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引起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美国、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外交围堵，以及伊朗构建什叶派统一战线、支持真主党、介入叙利亚内战，增加了伊朗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使原本的经济问题向政治、社会和外交等领域渗透。
不过，尽管当前伊朗多地发生游行示威，但却难以引发大范围革命。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尚未全面激化，合作与妥协仍是主流；游行示威更多是一种草根式的自发运动，其首要关切是民生而不是政治。目前，伊朗的治理模式正在中东风起云涌的改革进程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由于伊朗经济和社会矛盾积弊重重，伊朗青年群体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伊朗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管这场危机如何解决，未来伊朗展示给世人的，将不再是“一个形象、一种声音”，而将是更加多元化的伊朗。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