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史犹如不息的河流，随着地形、气候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不断地引入支流，不断地冲刷着河床，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在深层涌动的是巨大的暗流，也许在某个时刻，就会裹和着泥沙，翻腾上来，泛起一片浪花，而后或继续前进，又或重新沉入河底。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笔者在这此要谈论正是这条思想长河中曾经泛起一片浪花的一股巨大暗流——谶纬之学。基于此，这里主要谈论的是那个时代的特有文化，汉朝时期的谶纬之学。
　　何谓谶纬？何谓谶纬之学？
　　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书”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是一种预言事关国家政教制度变革，关于改朝换代的吉凶的言词 ；“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而“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是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的一类书。但从本质上来说，二者并没有不同，相为表里，没有严格的区分。谶纬之学以阴阳说五行学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的，是一种毫无科学可言的、以神秘主义言说来预言未来的学说。对于它们的解释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易经六》也有详述。
　　谶纬之学源起何时？兴盛于何代？
　　从以上对于谶纬和谶纬之学的诠释可以看出，其实谶书之事早已有之，其发端可上溯至战国时的邹衍，他在学习儒术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提出了天人相与论和阴阳五行说，至秦时开始在政治上造成巨大影响，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利用谶语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成为统治阶级自己的理论，这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莫大关系。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导致了汉朝初期学术资料的严重匮乏，使得口口相授的儒家学说没有了统一的文本，从而造成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也就让一些学术分子有了任意曲解儒家学说的可趁之机。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愿和需要，以虚妄迷信之言附会于儒家學说，把孔子神化，并使自己的主张观点借以获得正统的地位。从而也使得谶纬之学在汉朝极盛一时。东汉末期，由于黄巾起义把谶纬当作反抗皇权的旗帜，故东汉之后谶纬在统治阶级内部逐渐消失。魏晋以后，谶纬之书遭到毁禁，谶纬之学日渐衰落。
　　谶纬之学在汉朝的影响
　　在政治更替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春秋汉含孳》之中辑佚有“水神哭祖龙”以预示刘邦将代秦为帝的故事。汉初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汉武帝地位的巩固、汉代制度的制定及决策产生了都很大影响。西汉末的王莽称帝就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以此来名正言顺地称帝。随后还有光武帝刘秀也利用《赤伏符》即位，且在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谶纬学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并且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自此在整个东汉时期，谶纬在国家意识形态与文教制度中引领风骚。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东汉明帝、桓帝等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可见其影响之大。
　　它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本来它就是在两汉兴盛的一种学术思潮，这主要体现在今古文经学家的竞争上。谶纬之学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的地位的目的。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谶纬之学在今文经学家中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使在崇尚经学回归原本之意的古文经学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这可在两汉之交的著名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见一斑。其中对于一些比如玉、一、二、三、四、王、帝、甲、乙、丙等数字、天干地支的解释就包含了五行阴阳之术的影响，而使得其解很不科学。之后的郑玄、刘熙等著名古文经学家亦是如此。故而在整个汉朝几百年，谶纬之学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两汉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结语
　　总之，发端于战国秦时的谶纬之学，在整个汉王朝极盛一时，并在东汉时期被称之为内学，尊为秘经，无论是在政治权力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更革上，还是在学术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内容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秦汉史实时，把它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于那些历史事件作出更加科学的解释。当然，目前对于谶纬之学的研究并不充足，这需要我们对此作出更多的努力，以便对翻腾一时的这个巨浪能够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笔者在这里只是简单说了些肤浅的见解，以求能够起些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