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组织下，迅速汇聚成一支庞大的行动力量进入抗疫一线，开展线下防控与线上支持，为抗击疫情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223”重要讲话为社会工作专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界一方面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另一方面继续躬身抗疫一线以尽社会工作专业的微薄之力。虽然前不久吴世友、何雪松等学者在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范畴内谈论疫情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定位，但目前总体的防疫工作依然还是以行政体制为主导的“国家动员”模式，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嵌入”“汇入”还是“融入”，在效果上都是一样的，均是“国家动员”的各种力量范畴内的一枚螺丝钉，也均需要在国家动员的框架和逻辑下进行。
　　国家动员的特征，简言之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即可以举全国之力，在物资资源、医护力量、管控布防等方面实行国家调配，比如全国优势资源挺进鄂中，医护力量分批次驰援湖北，“一省包一市”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办大事”即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回应最紧迫、最重大的群众关切，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社会问题。国家动员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体制主导”。自上而下，就是站在国家或国际层面考虑全局，逐级制订方案、安排部署和遵照执行。体制主导，就如大家所看到的，动员的主体以行政官员、党政干部、军队医护等体制内力量为代表，动员的方式是命令式和行政激励式的，比如：“多长时间内没有实现何种防控目标便撤换行政负责人”“有危险任务党员优先”“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收治”“考核干部基于考核对象在防疫抗疫中的卓越表现给予相应的奖励”，等等。国家动员在此次抗疫中成效显著，是值得肯定的。
　　就具体行动而言，抗疫开始之后，社会工作者听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一安排，组成了一个由社会工作师和心理咨询师带头的社区抗疫督导团队（作为八个督导组中的一个），对口支援湖北黄冈。在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面对基层抗疫的实际问题时，我们感受到了基层治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家物资可以有效达到湖北，这些物资如何迅速、有效地分配到每位抗疫战线的工作人员手中？各社区需要救助、隔离、检测的人员如何有效对接医疗资源？到社区防控的严控阶段，如何使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有多样的生活需求，又如何通过行政管控得以满足？国家的每一个数据都来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天的表格都填不完，这些数据如何保证真实有效？基层工作人员的核心任务究竟有哪些？所有的任务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而言，除了面临薪水微薄、资源短缺、任务艰巨等问题外，还有诸如职业暴露、体力透支、心力俱疲等问题。我们也看到报道，此次抗疫过程中，已经有53名社区工作人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顶层的国家动员，就越对基层工作者的治理能力提出更大挑战，平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了防疫的关键时期，基层已不仅仅是感到压力大，甚至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落实每一项决策。
　　国家动员可以保证在全局上不出问题，但国家动员的方式深入基层之后，尤其与老百姓直接对接之后，就难免不在微观层面出现问题。比如：就志愿者而言，我们需要明确参与防控志愿者的行动权力边界是什么，如何确保他们的行动合理合法且有效。再如：居民没有口罩或不知道不戴口罩的危害而不听从防控人员指令时可否直接拘留？一个潜在的传染危害和一个现实的公民权利侵害，何者优先？基层社区的内部动员如何开展？是只完成自上而下的命令、任务和表格就行，还是需要瞄准居民需求、回应居民需要、组织居民自助、促进社区自治？
　　凡有问题处，皆是人手点。我们习惯了自上而下的体制主导，反向上就会强调自下而上的行政辅助。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力量参与抗疫开始，我们的定位除了自上而下地傳递政策、信息与提供支持之外，就是自下而上地将居民的问题呈现出来，然后基于这些问题和需求改进方案上报镇市政府，再由他们出面发布相关文件，做到上下贯通。但很快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一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压力太大，上有命令，下有居民的抱怨和不满，相关建议和支持只能缓和困境而无法有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二是上级政府部门每天面对的也是文山会海，基层反映的意见与建议报上来之后，能否得到及时处理亦未可知。简言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国家动员”下，社工在上下贯通之外，还应该寻求更为切合实际需求、促进细节改观的行动空间。
　　那么，如何寻求新的行动空间？换一个分析框架就能清晰看到社会工作者应该关注什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其实是“国家动员”的两个方面，即便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上下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社区以行政的方式予以传递。那么，我们要关注的便是自上而上和自下而下两个方面的行动空间。自上而上即顶层设计问题，如十九大以来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自上而上的构想。社工界之所以对习近平总书记“223”重要讲话产生热烈反响，也是因为国家能在“自上而上”的顶层设计中明确社会工作在福利传递中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如果顶层设计不解决社工的处境问题，社会工作者就可能沦为积极努力的补充力量，而无法开展主体性的有效行动。自下而下，则是从基层需求出发，动员基层自治解决基层问题，在基层形成需求一问题一解决的闭环。
　　在进行国家福利传递时，经常会提到一个“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问题，这是指当自上而下福利传递至基层时，很难最终有效实现既定目标，传统的以行政主导的社会动员方式在这里会出现“科层失灵”，而社会工作却有着独特的优势。如何更好地动员社会自组织的力量，释放社会个体自我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让居民活跃起来，以居民自身的方式对接国家需要，回应自身需求，这些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特长所在。开发志愿者、培育自组织、培养社区领袖、激发自力更生热情，让基层社区力量能够有序组织动员起来，这些也都在社会工作服务的技术范畴内。同时，国家动员的诸多资源，如何被识别、划分、对接以及分配使用，在微观方面社会工作者也可以做得更好。
　　在抗疫过程中，国家动员追求的是宏观正义的问题，即病毒传染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的生命财产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宏观上的“不惜一切代价”到了微观层面就可能要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社会工作号称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在国家动员的框架下，宏观正义是社会工作提供服务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但在服务每一个个体、家庭、社区时，社工需要面对每一个个体的情感、需求、心理、行动，乃至对其生命的关怀，这就是对于微观正义的恪守和追求。同时，微观正义的落地还要注意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如何保证社区所动员的每一位志愿者的行动是合情合理合法有效的？社区自组织如何对接国家需要？每一位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居民自助的同时又如何能达到助人的效果？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动员便凸显出“尺有所短”，而社会工作却是“寸有所长”。笔者希望通过此次抗击疫情的社会行动，厘清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让社会工作更好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