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尼克松对他有过一段评价。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问中国，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
　　在党内，周恩来大量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其实就是“高度聚焦”。他的地位无人可替代。
　　长征之初，博古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长征之前，毛泽东曾给博古写了一封信，称自己不想走。信中，毛泽东主要提出这么几点：首先，他与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第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其次，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他带着第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就是在长征最初的时候，毛泽东表示他留下来不走的原因。
　　那么后来怎么样？是谁说服了毛泽东跟着部队一起走？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当时，身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便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当天，周恩来就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他跟着走。
　　谈话持续了一个晚上，至于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他只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
　　当然，组织协调工作不光是周恩来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
　　周恩来在长征前那个晚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其结果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在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与博古还有过一次重要谈话。
　　当时，博古是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他还不到25岁，长征时也不过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当然还不够周全。因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和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博古有过一些失误。
　　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党内面临一个领导权更换的问题。博古在当时已经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需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因此，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都还跟着博古。从内心上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那天晚上，周恩来在那里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由于那次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做了一些记录，后来才流传下来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启发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这就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也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
　　牺牲前，博古曾多次回忆过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这段谈话对他影响之深。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周恩来作出了无人能取代的独特贡献。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