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王奇把ChiangKai-shek(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校对编辑处也未能发现并更正过来,这个低级的常识错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令人失望的是,在关于此事的大量讨论中,大多数只是附和时下那种嘲讽权威、愤世嫉俗的论调,愿意细心分析产生这种翻译笑话根本原因的却在少数,更遑论提供建议,避免重蹈覆辙。在“门修斯”和“常凯申”后,下一次难保不会出现把SunYat-sen(孙中山、孙逸仙)译成“纯鸭生”。如果不懂得反思我们的英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关于中国人英语水平的笑话还将继续下去,到时受辱的便不仅是某些学者。
　　如果愿意扪心自问,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国人之中,有可能会犯“常凯申”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会是少数吗?或者首先反问一下自己,自己清楚ChiangKai-shek是蒋介石吗?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清晰的答案。那么,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连我们自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名称的惯常英语译法,都如此不清不楚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相关的教学活动并不应仅限于英语课之内,甚至不应只限于文史哲的科目。在国外的大学里呆過就会知道,不少国内的数理化尖子生,到了英语国家后不要说用英语表述一个物理现象或化学反应,甚至连基本的化学元素的英语都说不上来。笔者曾亲眼见到这些事情:一个刚出国读理科的中国学生,在看到报章上讨论全球变暖的文章时,还得用电子词典查carbondioxide(二氧化碳)是什么意思;一个读完政治学后出国读硕的中国学生,还得查checkandbalance(权力制衡)指的是啥。
　　究其原因,可谓一目了然:从小学的自然课到中学的物理课、化学课,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把一些基本名词的英语对照标注出来,老师也不讲,考试更不考。等到学生上了大学,大部分的教科书还是不对重要名词(人名、地名、术语)附加英译,使有志于继续攻读外文原著的学生缺乏起码的基础。不妨再回过头看看社科类专业,例如在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多少会在凯恩斯旁边用括号注上JohnMaynardKeynes,有多少在谈及张五常时会提一下英文是StevenN.S.Cheung?当有一天,学生在需要英汉互译这些人名时犯糊涂了,那应该怪谁呢?
　　再把问题放大一点讲,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严肃对待重要名词的中英对照问题。走在大街上,在公共场所里,到处都会看到似乎是同时标示了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和标示,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直接翻成拼音了事,就是错译成非常滑稽的英文。在去年奥运前夕,国家下工夫在北京纠正了一些,明年就是亚运会了,广州也正准备去纠正一批。但让人难受的翻译还是大量存在。笔者就不止一次在带外国友人在广州坐地铁时感到万分尴尬:在英语中,陵园是颇为严肃的cemetery一词,例如安葬了马克思的伦敦HighgateCemetery,但是在广州,“烈士陵园”却是Martyr’sPark。外国友人经常搞不懂,怎么我们会把浩然正气的烈士(martyr)与供人嬉戏的公园(park)放在一起?
　　如果把“常凯申”的笑话,放到教育制度的背景中,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在对待中英名词对照的态度这些背景中去看,不难明白何以会错把ChiangKai-shek译成“常凯申”。值得一提的是,王奇虽然错译蒋介石了,但还是老实地把英文原词放在那里供人对照,是很负责的做法,否则外界根本不会这么容易就看出其错译所在。不妨想一想,在国内出版的大量外文著作中,有多少愿意同时注明重要名词的英文版本,有多少又是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关?它们要是译错了,我们如何得知?从小到大,我们又已经读了多少本这样不提供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的译作?
　　“常凯申”的笑话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里从来就没有重视过中英文对照,而我们也从来不把英汉名词的互译当回事,说到底是一直轻视教与学的英语能否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我们用的英语,与那个英文版毛语录时代的洋泾浜英语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我们要的,究竟是写给外国人看、说给外国人听的英语,还是只是供中国人之间在英语角里互相切磋的“夜航船”式英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