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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难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动群众激情的新闻题材。出于维护大局的需要，我国试图共同建立起“多种媒体，一种声音”的超稳定传播秩序，对如何报道、报道时机及报道范围均有严格的限制。但随后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模式。
【关键词】灾难报道；“东方之星”；新媒体；科普
灾难报道，是指以灾害孕育、发生、发展、危害及预防、抗灾、减灾等人类与之斗争为题材的新闻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和人情味，很容易激起受众的兴趣，因而灾难报道被认为是新闻富矿。
2015年6月1日21时28分左右，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东方之星”号客船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本文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报道为例，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灾难报道。
一、媒体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报道中的表现
（一）时效：抢占第一落点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重大灾难性事件报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也称事实传播阶段。
事件之初，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时间、地点，当时的地形、地貌、天气等，实时更新的遇难人数、具体情况和应急措施，而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过程还原和原因调查、定性。
基本信源来自两方面：一是与事件紧密相关的幸存者、救援人员、沉船制造者等；二是专家观点和对涉事官员的采访。
此外，历史上类似沉船事件、涉事沉船及其公司的以往事件、事件地点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沉船基本资料和服役历史等背景资料也被多次引用。
境外的美英日等国媒体都对此事高度关注，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速度也很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以全天滚动播报的方式直播现场救援情况，6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重要版面对该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
由于“东方之星”翻沉发生在6月1日晚上，2日凌晨起，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和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多家媒体第一落点新闻的出口。各大新闻、资讯类客户端很快把沉船事件做成图文结合的专题，置于首页。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简单的文字报道已远远不能满足灾难新闻报道的需要，文字+图片+视频已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新闻操作常态。以往传统纸媒上的静态图变成了PC端和手机端的动态图，准确表明事故地，还原事故发生情景。而事故地点的地形、地貌，以及沉船客舱位置、分布等信息，都以图片或者短视频形式在最快的时间内发送出去。
（二）深度：深挖背后新闻
灾难事件是一个过程，报道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发生阶段，而要注意其发展变化，做到全面反映、有始有终。
“东方之星”在翻沉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暴雨中的救援如何展开？现场救援面临什么困难、最需要哪些帮助？在这种前提下，第二个阶段——知识传播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包括了各种问答和解释、反思和观点。
新华社在《“东方之星”陨落长江》一文中，通过对乘客家属和获救人员的采访，为读者还原了“东方之星”号从驶出到沉没的一些片段。央视用记者连线和演播室直播的方式不断向观众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阶段，评论提供了新闻报道之外的另一种视角。
事故之初，媒体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综合气象监测、气象雷达监测资料和现场查看、分析，事发时段当地确认出现龙卷风，风力12级以上，龙卷风主体位于江面，水平尺度不足1公里，持续时间15～20分钟，属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灾害天气。
对于龙卷风掀翻船只一说，光明时评持审慎态度，“对这个说法，还应进行广泛的调查，以确定其真实性，以为今后长江行船提供必要的安全警示”。
果然，龙卷风之说后来又有新解：“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张祖强在中国气象局的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沉船事件，现在仍不确定发生了龙卷风，但可以肯定发生了强对流天气，中国气象局已组成专家组赶赴湖北，进一步分析判断是否出现了龙卷风。”
（三）贴近性：平行式议题设置
在我国，受传统新闻理念的局限，灾难报道往往形成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报道总体上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有利于维护国家形象，因此如何报道、报道时机与报道范围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
事故之初，媒体只是统一发新华社通稿，6月4日，六大报的头版表现比较整齐划一，头条都用了新华社通稿，报道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批示的《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工作》。
地方党报报道与六大报一样，采用新华社通稿，一张表现齐心救援沉船乘客画面的照片被多家媒体采用，图片中65岁的朱红美老人被潜水员救起，而总理正在沉船附近水域的船上现场指挥。
可喜的变化是，在这次沉船报道中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唱主角，我们看到的是更多对普通人的报道。
人文主义关怀被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因此，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彰显灾难中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
《东方之星幸存者：上海去了97个，只剩我一个了》《长江倾覆客轮幸存者：曾于汶川地震幸运逃生》《消防员哽咽回忆寻获女孩遗体：她手紧紧捏着一袋饼干》《入殓师为遇难3岁女童料理后事：怕消毒液刺疼孩子》……这样的报道很容易打动人心。
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受众对灾难报道更加苛求，人文关怀和煽情报道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这也给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列举的流传甚广而后又被删除的《沉船事件十大恶心标题》一文里，就包括《生为国人，何其有幸》《4天3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东方之星”不必陨落的N个理由》《灾难救援考验中国，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决心》等。 潜水员官东一夜间走红，“习近平批示”“李克强哀悼”“潜水员立一等功”，这几乎是门户网站满屏沉船新闻的标配模式。但以@洪国荃为代表的网友观点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救援者英勇顽强，令人敬佩，立功、受奖都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时机有问题，船难救援需要争分夺秒，在事件结束之前，不宜搞立功受奖，毕竟也要考虑那些家属的感受，救援的核心任务就是救援！
二、灾难报道成为网络热点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模式
按照管理部门传统的机制，一个议题处置和信息公布的时间周期较长。但网络，尤其是微博、微信，作为新的载体，其自发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及时性的特征改变了传播生态。
当前，网民对突发事件处置的心理期待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速度不相匹配。
灾难性事件突发伊始，公众对发生地、当事人的关注度会瞬间飙升，随后的舆情走势也发生着奇特的变化。事件初期，相关报道、相关讨论充斥于媒体版面和网络空间，从整个事件的报道到评论，再到最后网民的“定性”，在数小时内已经完成。因此，灾难报道往往刚刚进入舆论场，社会支持风向已被决定。后期则热度突然下降，从公众话题转变成“敏感禁区”。很多时候，一段时间舆论平静，后来却有更多汹涌的质疑与讨论：相关部门的解答和释疑会引来新的质疑和追问，令利益相关方难以处理。
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打破了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倡导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科学传播理念，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特征。[1]在网络崛起后的新媒体时代，灾难事件出现风险扩大化和意见群体极化现象。
在网络环境中，部分网民在讨论之初就有态度倾向，经过讨论，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排斥别人的意见，最后形成极端的意见，并在网络中进行表达。
此次沉船事件中，从时间分布上看，网络搜索量、媒体关注量和微博、微信发言都集中于事件几个重要节点，舆论与争议话题迅速成形，同时舆论表现缺乏耐心，来得快走得也快。
究其原因，是因为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在网络上，人人都可发布、传播科技信息，而不用经过科学权威和同行的审查。海量的不确切信息、貌似科学的知识和谣言构成了桑斯坦所言的网络“信息流瀑”（informationalcascades），普通人就淹没其中。在只有极少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中国，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
（二）风险的社会扩大化
在研究网络科学信息传播特征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网络背后的网民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即世界变得日趋复杂，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局限性越发显现，这对矛盾是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2]
当对危机事件未取得科学定论时，人际交流倾向于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危机进行加工和放大，从而加重危机情景的恐慌气氛。[3]人们在接收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个人情感因素的非理性的过程。
灾难事件一般混合了两种特质：一是公众出于切身利益对某些话题紧张、敏感；二是公众难以理解的科技内涵。
灾难事件之所以能引起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共鸣，是因为不安全感造成的从众心理，公众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公众传播某项信息，并不一定是因为有足够的权威证明其可信性，而是其新鲜、有趣，或者切合了公众的心理，使网民乐意相信其为真。灾难事件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力量通过网络汇聚起来，就能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三、应对措施
（一）政府舆论引导“在早在小”
网络具有整合功能，能将分散的个体力量整合，形成网络合力。在网络合力形成后，某一个体、组织、当事人都无法与之抗衡。
信息上网是第一步。当信息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后，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网民通过网络聚集力量，策划行动；当网络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爆发阶段，就形成热点事件。“在早在小”是指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引导要在事件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有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时候及早引导，至少要在网络聚集力量的时候进行引导。如果在网络力量大规模爆发后才进行引导，至多是做善后工作，而不是事先引导。
网络的特点在于自由、开放、迅速，网络使当今社会进入全民记者时代，每个人都能发布、制造、炒作新闻。网络媒体的兴起，迅速抵消、抢占了政府与传统媒体把持的话语权。政府职能部门在处置敏感事件时，应当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统一发布信息，避免发布前后不一致的信息。
根据现有的公共关系理论，政府在整个舆情应对架构中要形成快速联动的机制。第一，要高度重视民意，高度重视“草根”的智慧，高度重视网络，善用微博、善对媒体、善待网民。第二，民意分析要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涉及大众关切层面的环保问题、民生问题，还有公众关心的其他问题。最后，要分析弱势群体心态，对弱势群体的一些诉求应该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加强科普，提高公众素养
区别于一般热点事件的是，灾难事件的争议牵扯到两种因素：一种是对官方信息的普遍不信任，这是一般热点事件大多具备的；一种是对科技界专业声音的排斥。
研究发现，主流舆论的意见较为单一化和同质化，极少有视角独到和知识全面的评论，多为泛泛而论和道德说教，没有形成多种声音的均衡。那些较为理性的言论，因为得不到响应，也不能进一步发展下去，进而形成触及实质的、理性的、正反意见辩证的话题线。
对官方发布内容的不信任，混合了对科技知识的陌生，两种因素互相作用，制造出了“悬念”——悬而未决的风险，让话题发酵放大。
通过严厉的打击手段增加造谣、传谣成本，可以作为应对网络谣言的一个选项。但至少在科学领域，这个选项似乎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强力的打压只能暂时抑制人们造谣、传谣的行为，却无法根除他们因对相关问题的无知、误解而导致的疑惑和不服。对科学上的谣言，根本的治理之道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增强“谣言免疫力”，用科学的“信息流瀑”压制谣言的“信息流瀑”。因此，科普是最为重要的武器。
一方面，媒体应当加强审核与监督制度的建设，确保传媒信息客观性、传媒舆论公正性、传媒代言公众利益优先性；另一方面，媒体应更大程度地开放科技风险传播渠道，充分发挥自身的公共领域功能，承担起风险对话、风险沟通的载体和中介作用。此外，媒体还应加强自身的素质、能力、责任和良心建设，排除经济利益、权力关系、声名荣誉的诱惑和干扰，发挥媒体在风险事件中积极正面的公共舆论导向作用，强化媒体在日常社会的风险教育和风险文化建设中的中坚作用。[4]
参考文献：
[1]王冬敏.后现代科学观视野下科学博客的特征解析[J].新闻知识，2011（11）.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M].1992.
[3]朱晓萌.谁导演了“抢盐风波”[N].中华工商时报，2011-03-24.
[4]邬晓燕，程红.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2（4）.
（作者单位：科技日报新闻中心）
编校：郑 艳
【关键词】灾难报道；“东方之星”；新媒体；科普
灾难报道，是指以灾害孕育、发生、发展、危害及预防、抗灾、减灾等人类与之斗争为题材的新闻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和人情味，很容易激起受众的兴趣，因而灾难报道被认为是新闻富矿。
2015年6月1日21时28分左右，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东方之星”号客船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本文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报道为例，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灾难报道。
一、媒体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报道中的表现
（一）时效：抢占第一落点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重大灾难性事件报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也称事实传播阶段。
事件之初，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时间、地点，当时的地形、地貌、天气等，实时更新的遇难人数、具体情况和应急措施，而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过程还原和原因调查、定性。
基本信源来自两方面：一是与事件紧密相关的幸存者、救援人员、沉船制造者等；二是专家观点和对涉事官员的采访。
此外，历史上类似沉船事件、涉事沉船及其公司的以往事件、事件地点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沉船基本资料和服役历史等背景资料也被多次引用。
境外的美英日等国媒体都对此事高度关注，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速度也很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以全天滚动播报的方式直播现场救援情况，6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重要版面对该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
由于“东方之星”翻沉发生在6月1日晚上，2日凌晨起，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和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多家媒体第一落点新闻的出口。各大新闻、资讯类客户端很快把沉船事件做成图文结合的专题，置于首页。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简单的文字报道已远远不能满足灾难新闻报道的需要，文字+图片+视频已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新闻操作常态。以往传统纸媒上的静态图变成了PC端和手机端的动态图，准确表明事故地，还原事故发生情景。而事故地点的地形、地貌，以及沉船客舱位置、分布等信息，都以图片或者短视频形式在最快的时间内发送出去。
（二）深度：深挖背后新闻
灾难事件是一个过程，报道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发生阶段，而要注意其发展变化，做到全面反映、有始有终。
“东方之星”在翻沉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暴雨中的救援如何展开？现场救援面临什么困难、最需要哪些帮助？在这种前提下，第二个阶段——知识传播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包括了各种问答和解释、反思和观点。
新华社在《“东方之星”陨落长江》一文中，通过对乘客家属和获救人员的采访，为读者还原了“东方之星”号从驶出到沉没的一些片段。央视用记者连线和演播室直播的方式不断向观众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阶段，评论提供了新闻报道之外的另一种视角。
事故之初，媒体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综合气象监测、气象雷达监测资料和现场查看、分析，事发时段当地确认出现龙卷风，风力12级以上，龙卷风主体位于江面，水平尺度不足1公里，持续时间15～20分钟，属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灾害天气。
对于龙卷风掀翻船只一说，光明时评持审慎态度，“对这个说法，还应进行广泛的调查，以确定其真实性，以为今后长江行船提供必要的安全警示”。
果然，龙卷风之说后来又有新解：“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张祖强在中国气象局的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沉船事件，现在仍不确定发生了龙卷风，但可以肯定发生了强对流天气，中国气象局已组成专家组赶赴湖北，进一步分析判断是否出现了龙卷风。”
（三）贴近性：平行式议题设置
在我国，受传统新闻理念的局限，灾难报道往往形成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报道总体上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有利于维护国家形象，因此如何报道、报道时机与报道范围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
事故之初，媒体只是统一发新华社通稿，6月4日，六大报的头版表现比较整齐划一，头条都用了新华社通稿，报道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批示的《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工作》。
地方党报报道与六大报一样，采用新华社通稿，一张表现齐心救援沉船乘客画面的照片被多家媒体采用，图片中65岁的朱红美老人被潜水员救起，而总理正在沉船附近水域的船上现场指挥。
可喜的变化是，在这次沉船报道中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唱主角，我们看到的是更多对普通人的报道。
人文主义关怀被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因此，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彰显灾难中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
《东方之星幸存者：上海去了97个，只剩我一个了》《长江倾覆客轮幸存者：曾于汶川地震幸运逃生》《消防员哽咽回忆寻获女孩遗体：她手紧紧捏着一袋饼干》《入殓师为遇难3岁女童料理后事：怕消毒液刺疼孩子》……这样的报道很容易打动人心。
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受众对灾难报道更加苛求，人文关怀和煽情报道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这也给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列举的流传甚广而后又被删除的《沉船事件十大恶心标题》一文里，就包括《生为国人，何其有幸》《4天3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东方之星”不必陨落的N个理由》《灾难救援考验中国，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决心》等。 潜水员官东一夜间走红，“习近平批示”“李克强哀悼”“潜水员立一等功”，这几乎是门户网站满屏沉船新闻的标配模式。但以@洪国荃为代表的网友观点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救援者英勇顽强，令人敬佩，立功、受奖都没有问题，我想说的是时机有问题，船难救援需要争分夺秒，在事件结束之前，不宜搞立功受奖，毕竟也要考虑那些家属的感受，救援的核心任务就是救援！
二、灾难报道成为网络热点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模式
按照管理部门传统的机制，一个议题处置和信息公布的时间周期较长。但网络，尤其是微博、微信，作为新的载体，其自发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及时性的特征改变了传播生态。
当前，网民对突发事件处置的心理期待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速度不相匹配。
灾难性事件突发伊始，公众对发生地、当事人的关注度会瞬间飙升，随后的舆情走势也发生着奇特的变化。事件初期，相关报道、相关讨论充斥于媒体版面和网络空间，从整个事件的报道到评论，再到最后网民的“定性”，在数小时内已经完成。因此，灾难报道往往刚刚进入舆论场，社会支持风向已被决定。后期则热度突然下降，从公众话题转变成“敏感禁区”。很多时候，一段时间舆论平静，后来却有更多汹涌的质疑与讨论：相关部门的解答和释疑会引来新的质疑和追问，令利益相关方难以处理。
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打破了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倡导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科学传播理念，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特征。[1]在网络崛起后的新媒体时代，灾难事件出现风险扩大化和意见群体极化现象。
在网络环境中，部分网民在讨论之初就有态度倾向，经过讨论，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排斥别人的意见，最后形成极端的意见，并在网络中进行表达。
此次沉船事件中，从时间分布上看，网络搜索量、媒体关注量和微博、微信发言都集中于事件几个重要节点，舆论与争议话题迅速成形，同时舆论表现缺乏耐心，来得快走得也快。
究其原因，是因为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在网络上，人人都可发布、传播科技信息，而不用经过科学权威和同行的审查。海量的不确切信息、貌似科学的知识和谣言构成了桑斯坦所言的网络“信息流瀑”（informationalcascades），普通人就淹没其中。在只有极少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中国，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
（二）风险的社会扩大化
在研究网络科学信息传播特征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网络背后的网民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即世界变得日趋复杂，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局限性越发显现，这对矛盾是危机产生的一般原因。[2]
当对危机事件未取得科学定论时，人际交流倾向于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危机进行加工和放大，从而加重危机情景的恐慌气氛。[3]人们在接收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个人情感因素的非理性的过程。
灾难事件一般混合了两种特质：一是公众出于切身利益对某些话题紧张、敏感；二是公众难以理解的科技内涵。
灾难事件之所以能引起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共鸣，是因为不安全感造成的从众心理，公众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公众传播某项信息，并不一定是因为有足够的权威证明其可信性，而是其新鲜、有趣，或者切合了公众的心理，使网民乐意相信其为真。灾难事件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力量通过网络汇聚起来，就能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三、应对措施
（一）政府舆论引导“在早在小”
网络具有整合功能，能将分散的个体力量整合，形成网络合力。在网络合力形成后，某一个体、组织、当事人都无法与之抗衡。
信息上网是第一步。当信息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后，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网民通过网络聚集力量，策划行动；当网络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爆发阶段，就形成热点事件。“在早在小”是指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引导要在事件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没有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时候及早引导，至少要在网络聚集力量的时候进行引导。如果在网络力量大规模爆发后才进行引导，至多是做善后工作，而不是事先引导。
网络的特点在于自由、开放、迅速，网络使当今社会进入全民记者时代，每个人都能发布、制造、炒作新闻。网络媒体的兴起，迅速抵消、抢占了政府与传统媒体把持的话语权。政府职能部门在处置敏感事件时，应当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统一发布信息，避免发布前后不一致的信息。
根据现有的公共关系理论，政府在整个舆情应对架构中要形成快速联动的机制。第一，要高度重视民意，高度重视“草根”的智慧，高度重视网络，善用微博、善对媒体、善待网民。第二，民意分析要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涉及大众关切层面的环保问题、民生问题，还有公众关心的其他问题。最后，要分析弱势群体心态，对弱势群体的一些诉求应该提升到新的高度。
（二）加强科普，提高公众素养
区别于一般热点事件的是，灾难事件的争议牵扯到两种因素：一种是对官方信息的普遍不信任，这是一般热点事件大多具备的；一种是对科技界专业声音的排斥。
研究发现，主流舆论的意见较为单一化和同质化，极少有视角独到和知识全面的评论，多为泛泛而论和道德说教，没有形成多种声音的均衡。那些较为理性的言论，因为得不到响应，也不能进一步发展下去，进而形成触及实质的、理性的、正反意见辩证的话题线。
对官方发布内容的不信任，混合了对科技知识的陌生，两种因素互相作用，制造出了“悬念”——悬而未决的风险，让话题发酵放大。
通过严厉的打击手段增加造谣、传谣成本，可以作为应对网络谣言的一个选项。但至少在科学领域，这个选项似乎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强力的打压只能暂时抑制人们造谣、传谣的行为，却无法根除他们因对相关问题的无知、误解而导致的疑惑和不服。对科学上的谣言，根本的治理之道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增强“谣言免疫力”，用科学的“信息流瀑”压制谣言的“信息流瀑”。因此，科普是最为重要的武器。
一方面，媒体应当加强审核与监督制度的建设，确保传媒信息客观性、传媒舆论公正性、传媒代言公众利益优先性；另一方面，媒体应更大程度地开放科技风险传播渠道，充分发挥自身的公共领域功能，承担起风险对话、风险沟通的载体和中介作用。此外，媒体还应加强自身的素质、能力、责任和良心建设，排除经济利益、权力关系、声名荣誉的诱惑和干扰，发挥媒体在风险事件中积极正面的公共舆论导向作用，强化媒体在日常社会的风险教育和风险文化建设中的中坚作用。[4]
参考文献：
[1]王冬敏.后现代科学观视野下科学博客的特征解析[J].新闻知识，2011（11）.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M].1992.
[3]朱晓萌.谁导演了“抢盐风波”[N].中华工商时报，2011-03-24.
[4]邬晓燕，程红.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2（4）.
（作者单位：科技日报新闻中心）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