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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四五月间，为了增进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了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第四国。在访问柬埔寨期间，我们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谋杀与反谋杀的生死较量。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各部门密切合作，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证了刘少奇的出访安全。
鉴于敌情严重，周总理特别指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当时在罗青长领导下工作，作为他的秘书随同出访，协助他掌握敌情和进行内外联系。所以，我亲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
近50年来，中外媒体对此报道甚多。其中，有的是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的回忆，有的是专家学者根据有关材料写的纪实文章。这些回忆和文章大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也有不少报道(包括影视片)鱼龙混杂，甚至虚构情节，添枝加叶，有失本来面貌。
我虽然作为亲历者之一，但因时隔近半个世纪，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最近这段时间，我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和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使我对此案有了较清晰的了解。现根据已有材料(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加上我个人记忆，对“湘江案”的前前后后做些介绍。
蓄谋已久的暗杀部署
蒋介石集团1949年败退台湾后，一直处心积虑地趁我领导人出访之机进行暗杀活动。1955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我多名工作人员因飞机爆炸身亡，周总理等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而幸免于难。1956年11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赴曼谷坐镇指挥，企图再次对周总理下手，终因器材不足和我防范得力未能得逞。
1958年7月，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60年5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1960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应刘少奇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刘少奇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台湾特务机关预计，刘少奇必将回访柬埔寨。
从1961年开始，台湾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就为谋杀活动做准备。首先，他们指派长期潜伏在西贡的老牌特务廖时亮组建“南越指挥站”，负责指挥和策划在金边的暗杀活动。1962年2月，该站在柬埔寨设立“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并从台湾派暗杀老手、曾亲自缉拿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上校级特务张霈芝任组长，由长期潜伏金边、对当地人情和地貌都很熟悉的农稔祥任副组长。组建之初，该组只有张霈芝、农稔祥和两个组员，后来网罗了潜伏在柬政府及军警内部的众多“内线”，并通过收买手段，迅速发展到40多人。
台湾特务机关之所以选定金边为谋杀地点，西贡为指挥据点，是因为：(1)柬埔寨独立不久，其内部反共亲美势力较大；(2)金边蒋特力量较强，柬政府许多部门都有他们的“内线”；(3)金边与西贡有一号公路相通，派遣人员、运送器材、传递情报、指挥行动都很方便。
暗杀计划的制订
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是分三段进行的。4月12日至26日访问印尼、缅甸；5月1日至6日访问柬埔寨；5月10日至16日访问越南。中间两次在昆明作短暂休息。
鉴于敌情严重，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消息，我们有意推迟到临行前两天(4月28日)才公布。我们内定是4月30日访柬，但消息中没有提及访问时间。新华社的消息只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将应邀访问柬埔寨，同行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罗青长未列入报道名单，也是有意安排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前一个月，即1963年3月，就得知这一消息。根据我的记忆，这是由于我驻柬使馆采购人员无意泄密造成的。该采购人员曾在金边一家商店大量采购物品，这家商店恰好是国民党的特务据点。老板问他：“为什么采购这么多东西?”他透露要为刘少奇访柬做准备。因此，国民党特务“金边组”随即报告了“西贡指挥站”，指挥站又报告台湾特务机关。这一情况，我从“袁庚日记”中得到证实。袁庚在1963年3月7日到达金边后的第一篇日记中写道：“我驻柬使馆有一案件正在审查，直接涉及使馆会计。究竟馆内泄密程度如何?有无内奸?如何审查和清理内部?采取何种有效防范措施?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思想负担，分散了不少精力。”
台湾特务机关得知刘少奇访柬的确切消息后，于3月中旬将廖时亮、张霈芝、农稔祥等人召回台湾，在情报局长叶翔之(原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指导下，制订代号为“湘江案”的暗杀计划。廖时亮等曾设想三种方案：一是对刘少奇座车投掷手榴弹；二是在公开活动场所实施枪击；三是在食品中下毒。这些方案均被叶翔之否定，他认为风险大，成功率低，要求重新制订计划。当时我情报部门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制订“湘江案”计划，也知道原来的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是什么，如何具体实施，都不清楚。因此，进一步了解“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已成为我情报部门的当务之急。
中央对安全工作周密部署
鉴于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教训，此后凡是我领导人出访，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该小组一般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牵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直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这次刘少奇出访也不例外。
1963年3月，“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安全小组”)成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廖承志、孔原任副组长。办事机构照例设在中央调查部。
安全小组成立后，于4月1日、2日、6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商讨对策，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安全小组作出如下决定：(1)派袁庚(时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吴济生(时任中央侨办司长)、杨士瑞(公安部)组成先遣组，先期到达金边，协助我驻柬使馆查明敌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2)由公安部部署力量，设法从香港方面掌握蒋特动态。(3)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率各方面医务专家(包括外科专家吴蔚然、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等)在昆明待命，以防不测。 袁庚等赴柬协助破案
袁庚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干练的情报工作者。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华南地区东江纵队联络处长，后来赴越南担任胡志明的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被选调到情报部门，主管东南亚方向的业务。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曾作为先遣人员被派往印尼，协助我驻印尼使馆掌握敌情，采取措施，致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宣告失败。
这次袁庚接到任务后，自感“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于是他先在北京听取汇报，查阅材料，了解案情。随后又顺道去昆明见了罗青长(罗于3月26日随刘少奇和代表团赴昆明集中)，听取指示。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罗青长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柬埔寨敌情严重，为确保刘主席的安全，你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线”，尽快查明“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即使“内线”暴露也在所不惜。
4月7日，袁庚等人抵达金边后立即开始工作。他们首先听取使馆保卫小组组长的汇报。组长说：使馆保卫小组成立后，重点放在侦查“湘江案”的行动计划上。可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弄清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执行人，感到心中没底。领事部主任介绍了华侨情况，说：柬埔寨共有华侨50万人，首都占12万。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都在进步侨团领导下行动起来。他们准备组织1.2万人参加欢迎队伍、担任保卫任务，并组织260多名侨干对60多名特务和嫌疑分子日夜进行跟踪监视。袁庚富有作战经验，他建议：在使馆保卫小组下，设立一个类似作战室的小机构，针对“湘江案”绘制一个敌情组织系统表，把特务的姓名、住址、可疑地点以及相互关系都列出来；把每天的敌情变化都标在示意图上；并制定人物卡片，查明他们的身份、地址和活动情况，为粉碎“湘江案”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随后，袁庚指示我潜伏人员密切注视金边与西贡的特务动向，及时提供情报。
4月16日，袁庚收到我潜伏人员的报告：潜伏人员替金边蒋特运进带有电线的铜管，在路上丢失一支，余下一支于当晚交给“金边组”副组长农稔祥。袁庚对此十分重视，经保卫小组研究，一致肯定这两支铜管就是美军用的电导火雷管。使馆随即将情况报告国内。
4月22日凌晨2时，设在调查部的安全小组办公室值班员关奎章，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紧急电话，说根据确切情报，蒋特“湘江案”的具体计划是，从金边机场至皇宫的公路上，采用挖掘地道、埋藏炸药的方法，对刘少奇的座车实施爆破。但具体爆破地点不详。关奎章立即报告办公室负责人陈峰，陈峰随即报告孔原。凌晨5时至6时，孔原、冯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凌云(公安部副部长)即去杨尚昆处汇报。杨尚昆感到敌情严重，于22日召开安全小组会议进行研究，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尽快将此情况通报给代表团和我驻柬使馆，要使馆即告柬方，并迅速查明爆破地点、器材存放地点和执行人。
袁庚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决定速与一名潜伏人员接头，要他即与另一名担任交通员的潜伏人员取得联系，了解蒋特传递信件的情况。因“金边组”和“西贡指挥站”之间没有电台联系，完全靠地面交通。据潜伏人员报告，“金边组”负责人近几天连续发出10封信，可是西贡方面联络人一直没有来取。袁庚认为，这些信件肯定与“湘江案”有关，一定要截取查明。
袁庚获信后打开一看，其中有8封信字大、行疏、纸皱。他凭经验断定，信上必有密写。使馆先请国内告知破密方法，然后用了两天时问反复试验，根本无法破密。于是又电告国内，速派破密专家来柬。
中央决定刘少奇访柬计划不变
正当我驻柬使馆忙于破密之时，陈叔亮大使根据国内4月22日指示，将蒋特挖地道爆破的情报通报柬方。当日，柬埔寨外交部部长胡森巴约见陈大使，说西哈努克亲王鉴于敌情严重，安全工作没有把握，请中方考虑是否延期访问。随后，宾努亲王又约见陈大使，谈话内容与胡森巴大致相同。陈大使回馆后即告袁庚和保卫小组开会研究，除个别同志外，几乎一致主张推迟访问，原因是主人没有信心，我们也没有把握，不如顺水推舟，客随主便。但同时强调，在国内未作出决定前，安全保卫工作照常进行，丝毫不能放松。
杨尚昆收到使馆电报后，即召开安全小组会议，研究刘少奇访柬计划是否改变问题。大家倾向于访柬计划不变，但要请示周总理。4月23日，刘少奇和代表团正在缅甸东枝访问，罗青长于凌晨收到我驻缅甸使馆送来的急电。内容大意是：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孔原联名致电刘少奇、陈毅，说柬方鉴于敌情严重，提出不定期地推迟访问。他们认为，这样做政治上不利，建议按原计划访柬或提早访问日期，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罗青长请示刘少奇、陈毅后，要我以陈毅的名义起草电文，同意按原计划访柬。周总理接到陈毅复电后，又要孔原、童小鹏起草电文请示在外地的毛主席。毛主席在电报上批了八个字：“按期访柬，限期破案”。
安全小组请示毛主席、刘少奇的同时，已作了访问计划不变的准备。4月22日会议决定：(1)根据周总理指示，派前任驻柬大使王幼平赴柬，利用老关系开展工作；(2)待刘少奇访缅结束后，由凌云、王幼平去昆明向刘主席汇报，听取指示；(3)公安部派一名破密专家和一名安检专家、总参派一名防爆专家赴柬。
王幼平临危受命
4月23日下午，杨尚昆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刚从河南信阳蹲点被召回北京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一见面杨尚昆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把你召回北京是有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请你去完成。”他强调：“这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杨尚昆把周总理在陈叔亮一份电报上的批示给他看。批文是：“派王幼平大使去柬埔寨，利用他的老关系做工作，以确保刘主席访问安全。”杨尚昆还交代：“你去柬埔寨之前，和凌云一道去昆明，向刘主席汇报情况，听取指示。”
4月25日，周总理亲自召集安全小组开会，请王幼平出席。总理指示：“王幼平以外交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问团的随员，先期到达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工作。”
4月27日，王幼平和凌云抵达昆明，向刚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刘少奇、陈毅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王光美、张茜、黄镇、罗青长、乔冠华、龚澎等，我作记录。凌云首先汇报了敌情。他说：我们已获得确切情报，敌人在金边机场通往皇宫的公路上挖坑道，埋炸药，企图在刘主席座车经过时实施爆炸。但坑道的确切位置尚未找到，爆炸器材和执行凶手尚未查明。因此，敌情是严重的。现在离访问还有三天时间，我们将全力以赴，动员各方面力量，力争做到访问前全部破案，保证访问安全。刘少奇听后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话：“敌人不让我去，我偏去。”这短短的一句，充分体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和对我保卫人员的高度信任。随后，他又叮嘱王幼平：“在同-柬方交涉时，一切要持商量态度，保卫工作要依靠柬方，商量问题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对方。”对访问日程安排，刘少奇提了三点建议：(1)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2)建议减少外地活动。比如，一地或两地，以便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3)为了打乱敌人部署，访问时间是否提前一点。陈毅表示：“我们都是警卫员，负责保卫刘少奇同志的安全。”他风趣地对罗青长说：“你是秘书长兼支部书记，我们听你指挥。”临别时，陈毅脸上浮现出信任和满意之情，他和王幼平握手时说：“责任重大，要想办法完成好任务。祝你成功!” 汇报结束后，罗青长把王幼平、凌云留下，我也在场，商量安全保卫工作。我清楚地记得，罗青长根据刘主席“打乱敌人部署”的指示，提出一个“声东击西”的建议，得到刘少奇、党中央和柬埔寨方面的采纳。具体做法是：原定4月30日访柬，推迟一天，改为5月1日访柬。因“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昆明要举行集会和群众游行。刘少奇、陈毅出席庆祝活动，检阅游行队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那时还没有电视台)同时作实况转播。在转播中不时传出刘少奇说“同志们好!”的声音，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刘少奇还在昆明参加庆祝活动，当天不会访柬了。可是半小时后，刘少奇直接驱车去机场，登上伊尔14专机，一小时左右就到了金边。
案情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安全小组的决定，破密专家姚良骏、防爆专家张志贤、安检专家吴坤先后抵达金边。
4月25日下午，姚良骏携带器材抵金边，稍事休息就投入工作。据姚良骏告诉我，袁庚先给了他7封密信(袁庚说8封信)，他于次日凌晨3时全部破密。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坑道方位的特点和地形图；二是特务人员的名单。随后又陆续给他一些密写信，其中包括金边组请示台湾“如西哈努克和刘少奇同坐一辆车上是否爆破”，台湾回复“照样爆破”等。他一共破译了21封密写信。我问他，密信中是否提到如爆破不成，还有第二方案，如用消音枪射击刘少奇等。他说没有这个印象。如有，他会有印象的。我查阅了袁庚日记，日记中也没有“第二方案”的记载。他只说：“根据密信可作为侦查坑道依据，除肯定飞机场至波士柬大道外，主要特点是：(1)洞深十五公尺；(2)作业地点是家屋；(3)白天有广告牌伪装遮盖。据此大致可以肯定是离路面较近、便于坑道作业、便于出土的家屋。”
4月26日上午，袁庚根据密写信阐述的地形特点，乘使馆汽车放慢速度，在长约12公里的机场至皇宫的大道上来回走了四遍。然后弃车步行，检查全路的桥梁、涵洞、广告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唯一值得注意并与密函提供特点相似的，是长约300米的美国大厦至伞兵营的单边道。房屋依路建筑，底下房贴近路基。尤其在shell加油站对面的房子最具危险性。
就在袁庚26日实地考察的当天，我华侨团体应柬军方首领的请求，派40名侨干协助他们搞侦察工作，并发给40张工作证。袁庚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组织数十名侨干对这一地段进行逐门逐户的访问。从访问中发现，单边道10号地下室，住户是一个多月前迁进的单身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因此肯定这是可疑地点。而张达昌、陈德安又正是密函中所述的执行人，这就更加确定无疑了。
应该说，我潜伏人员截获蒋特的这些密信，对破获全案起了很大作用。因潜伏人员身份已暴露，刘少奇访问结束后即将他和家人全部撤回国内，妥善予以安置。
“湘江案”彻底告破访问圆满成功
王幼平4月27日下午抵达金边后，袁庚即将密函破密情况和实地考察情况向他汇报。傍晚，王幼平去见宾努亲王。他首先向宾努问候，然后告诉他随机带来两名医生为王后治病(她双臂酸痛不能上举)，邓颖超托他带给王后几筐苹果。宾努表示非常感谢。随后王幼平就把密函中的敌情告诉宾努。宾努听后感动地说：“此案大如天，感谢中国政府。你们所做的工作，不但保卫了刘少奇主席，也保卫了王室。”西哈努克听了宾努汇报敌情后长叹了一声说：“困难如山”。
4月28日上午，驻束使馆召集侨团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如何促使柬方尽快采取逮捕行动(因朗诺向陈大使透露柬方拟在刘少奇访问前24小时才开始捕人)，以防止蒋特负责人和执行人漏网。
经过侨干和有关同志做工作，柬方于28日傍晚开始逮捕行动。军方首先逮捕了执行人张达昌等二人。张很快就供出全部计划，交出c4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张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是在单边道10号地下。柬安宁部也于当晚逮捕了张霈芝、农稔祥等30余人。当天夜里，军警又包围单边道10号的一幢楼房。在一层储藏室里，军警推开靠墙的柜子，发现一个大洞，坑道长15米，一直通到公路中央。坑道里已放好两箱TNT炸药，并安好雷管和遥控器。一旦爆炸，就会同时引爆马路对面的油库，后果不堪设想。
4月29日，安全小组和代表团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有几小时，我有关部门又得到确切情报，说蒋特“西贡指挥站”利用南越代表处的邮袋往金边运进C4炸药30磅。当时罗青长和我都很紧张，担心是否还有其他地道没有发现。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孔原，请他们尽快将此情况电告使馆，并指示他们无论如何要设法将炸药抢到手。
驻柬使馆收到国内电报时，离刘少奇访柬不到48小时。于是他们争分夺秒，一方面由王幼平和陈大使紧急通知柬方，请柬方迅速采取措施；另一方面组织侨干对南越驻金边办事处进行严密监控，防止炸药落入蒋特之手。幸亏蒋特负责人和绝大部分蒋特已被抓捕，此时已自顾不暇，无能为力。
4月30日下午4时，郎诺紧急约见陈大使和王幼平，向中方通报破案情况，并请他们参观缴获的炸药、雷管、手榴弹、定时炸弹、作案工具等。随后，朗诺再次提出：情况十分复杂，敌情十分严重。鉴于这种情况，请中方再考虑一下是否推迟访问。
此时离刘少奇访问只有十几个小时了，于是陈大使立即电告国内。5月1日凌晨1时，罗青长收到电报后先与杨尚昆通电话，杨尚昆正与孔原、冯铉商量此事，“到二时方完毕”。随后罗青长又请示刘少奇主席。刘主席表示：告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会见宾努和朗诺，通知柬方，仍按计划访问，不再改变。电报发出后，罗青长和我一直没有睡觉，等候使馆的消息。黎明时，使馆回电说：西哈努克听了宾努、朗诺的汇报后，同意访问计划不变，并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呀!”
5月1日上午，金边晴空万里，波成东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西哈努克亲王提前一小时到达，王后也带病赶到。金边时间上午11时，刘少奇的专机平稳降落。刘少奇等下机后，受到柬埔寨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
原计划刘少奇主席和王后、西哈努克和王光美分乘两辆主车去皇宫。但柬方为安全起见临时改变计划，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在王后和西哈努克陪同下，分乘直升机飞到皇宫，代表团其他成员则乘汽车前往驻地。两辆主车，第一辆是罗青长乘坐，第二辆是李树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乘坐。
柬埔寨方面对刘少奇访问的安全工作，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竭尽其能”，仅首都一地，除动用全部警力外，还调动了6000名士兵。上至天空，下至水底，他们都采取措施，严密防范。
5月6日上午，刘少奇和代表团圆满结束访问返回昆明。西哈努克在机场送行时，望着北去的飞机，如释重负，即席向欢送的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发表了讲话。他深有感慨地说：“刘主席阁下访问柬埔寨，对我们的切身利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次接待中，敌人为我们制造了像山一样的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翻过了这座大山，取得了胜利。在这一点上，敌人得拜我们为师!”
(责任编辑 刘荣刚)
鉴于敌情严重，周总理特别指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当时在罗青长领导下工作，作为他的秘书随同出访，协助他掌握敌情和进行内外联系。所以，我亲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
近50年来，中外媒体对此报道甚多。其中，有的是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的回忆，有的是专家学者根据有关材料写的纪实文章。这些回忆和文章大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也有不少报道(包括影视片)鱼龙混杂，甚至虚构情节，添枝加叶，有失本来面貌。
我虽然作为亲历者之一，但因时隔近半个世纪，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最近这段时间，我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和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使我对此案有了较清晰的了解。现根据已有材料(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加上我个人记忆，对“湘江案”的前前后后做些介绍。
蓄谋已久的暗杀部署
蒋介石集团1949年败退台湾后，一直处心积虑地趁我领导人出访之机进行暗杀活动。1955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我多名工作人员因飞机爆炸身亡，周总理等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而幸免于难。1956年11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赴曼谷坐镇指挥，企图再次对周总理下手，终因器材不足和我防范得力未能得逞。
1958年7月，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60年5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1960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应刘少奇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刘少奇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台湾特务机关预计，刘少奇必将回访柬埔寨。
从1961年开始，台湾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就为谋杀活动做准备。首先，他们指派长期潜伏在西贡的老牌特务廖时亮组建“南越指挥站”，负责指挥和策划在金边的暗杀活动。1962年2月，该站在柬埔寨设立“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并从台湾派暗杀老手、曾亲自缉拿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上校级特务张霈芝任组长，由长期潜伏金边、对当地人情和地貌都很熟悉的农稔祥任副组长。组建之初，该组只有张霈芝、农稔祥和两个组员，后来网罗了潜伏在柬政府及军警内部的众多“内线”，并通过收买手段，迅速发展到40多人。
台湾特务机关之所以选定金边为谋杀地点，西贡为指挥据点，是因为：(1)柬埔寨独立不久，其内部反共亲美势力较大；(2)金边蒋特力量较强，柬政府许多部门都有他们的“内线”；(3)金边与西贡有一号公路相通，派遣人员、运送器材、传递情报、指挥行动都很方便。
暗杀计划的制订
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是分三段进行的。4月12日至26日访问印尼、缅甸；5月1日至6日访问柬埔寨；5月10日至16日访问越南。中间两次在昆明作短暂休息。
鉴于敌情严重，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消息，我们有意推迟到临行前两天(4月28日)才公布。我们内定是4月30日访柬，但消息中没有提及访问时间。新华社的消息只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将应邀访问柬埔寨，同行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罗青长未列入报道名单，也是有意安排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前一个月，即1963年3月，就得知这一消息。根据我的记忆，这是由于我驻柬使馆采购人员无意泄密造成的。该采购人员曾在金边一家商店大量采购物品，这家商店恰好是国民党的特务据点。老板问他：“为什么采购这么多东西?”他透露要为刘少奇访柬做准备。因此，国民党特务“金边组”随即报告了“西贡指挥站”，指挥站又报告台湾特务机关。这一情况，我从“袁庚日记”中得到证实。袁庚在1963年3月7日到达金边后的第一篇日记中写道：“我驻柬使馆有一案件正在审查，直接涉及使馆会计。究竟馆内泄密程度如何?有无内奸?如何审查和清理内部?采取何种有效防范措施?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思想负担，分散了不少精力。”
台湾特务机关得知刘少奇访柬的确切消息后，于3月中旬将廖时亮、张霈芝、农稔祥等人召回台湾，在情报局长叶翔之(原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指导下，制订代号为“湘江案”的暗杀计划。廖时亮等曾设想三种方案：一是对刘少奇座车投掷手榴弹；二是在公开活动场所实施枪击；三是在食品中下毒。这些方案均被叶翔之否定，他认为风险大，成功率低，要求重新制订计划。当时我情报部门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制订“湘江案”计划，也知道原来的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是什么，如何具体实施，都不清楚。因此，进一步了解“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已成为我情报部门的当务之急。
中央对安全工作周密部署
鉴于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教训，此后凡是我领导人出访，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该小组一般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牵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直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这次刘少奇出访也不例外。
1963年3月，“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安全小组”)成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廖承志、孔原任副组长。办事机构照例设在中央调查部。
安全小组成立后，于4月1日、2日、6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商讨对策，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安全小组作出如下决定：(1)派袁庚(时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吴济生(时任中央侨办司长)、杨士瑞(公安部)组成先遣组，先期到达金边，协助我驻柬使馆查明敌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2)由公安部部署力量，设法从香港方面掌握蒋特动态。(3)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率各方面医务专家(包括外科专家吴蔚然、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等)在昆明待命，以防不测。 袁庚等赴柬协助破案
袁庚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干练的情报工作者。他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华南地区东江纵队联络处长，后来赴越南担任胡志明的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被选调到情报部门，主管东南亚方向的业务。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曾作为先遣人员被派往印尼，协助我驻印尼使馆掌握敌情，采取措施，致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宣告失败。
这次袁庚接到任务后，自感“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于是他先在北京听取汇报，查阅材料，了解案情。随后又顺道去昆明见了罗青长(罗于3月26日随刘少奇和代表团赴昆明集中)，听取指示。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罗青长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柬埔寨敌情严重，为确保刘主席的安全，你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线”，尽快查明“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即使“内线”暴露也在所不惜。
4月7日，袁庚等人抵达金边后立即开始工作。他们首先听取使馆保卫小组组长的汇报。组长说：使馆保卫小组成立后，重点放在侦查“湘江案”的行动计划上。可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弄清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执行人，感到心中没底。领事部主任介绍了华侨情况，说：柬埔寨共有华侨50万人，首都占12万。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都在进步侨团领导下行动起来。他们准备组织1.2万人参加欢迎队伍、担任保卫任务，并组织260多名侨干对60多名特务和嫌疑分子日夜进行跟踪监视。袁庚富有作战经验，他建议：在使馆保卫小组下，设立一个类似作战室的小机构，针对“湘江案”绘制一个敌情组织系统表，把特务的姓名、住址、可疑地点以及相互关系都列出来；把每天的敌情变化都标在示意图上；并制定人物卡片，查明他们的身份、地址和活动情况，为粉碎“湘江案”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随后，袁庚指示我潜伏人员密切注视金边与西贡的特务动向，及时提供情报。
4月16日，袁庚收到我潜伏人员的报告：潜伏人员替金边蒋特运进带有电线的铜管，在路上丢失一支，余下一支于当晚交给“金边组”副组长农稔祥。袁庚对此十分重视，经保卫小组研究，一致肯定这两支铜管就是美军用的电导火雷管。使馆随即将情况报告国内。
4月22日凌晨2时，设在调查部的安全小组办公室值班员关奎章，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紧急电话，说根据确切情报，蒋特“湘江案”的具体计划是，从金边机场至皇宫的公路上，采用挖掘地道、埋藏炸药的方法，对刘少奇的座车实施爆破。但具体爆破地点不详。关奎章立即报告办公室负责人陈峰，陈峰随即报告孔原。凌晨5时至6时，孔原、冯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凌云(公安部副部长)即去杨尚昆处汇报。杨尚昆感到敌情严重，于22日召开安全小组会议进行研究，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尽快将此情况通报给代表团和我驻柬使馆，要使馆即告柬方，并迅速查明爆破地点、器材存放地点和执行人。
袁庚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决定速与一名潜伏人员接头，要他即与另一名担任交通员的潜伏人员取得联系，了解蒋特传递信件的情况。因“金边组”和“西贡指挥站”之间没有电台联系，完全靠地面交通。据潜伏人员报告，“金边组”负责人近几天连续发出10封信，可是西贡方面联络人一直没有来取。袁庚认为，这些信件肯定与“湘江案”有关，一定要截取查明。
袁庚获信后打开一看，其中有8封信字大、行疏、纸皱。他凭经验断定，信上必有密写。使馆先请国内告知破密方法，然后用了两天时问反复试验，根本无法破密。于是又电告国内，速派破密专家来柬。
中央决定刘少奇访柬计划不变
正当我驻柬使馆忙于破密之时，陈叔亮大使根据国内4月22日指示，将蒋特挖地道爆破的情报通报柬方。当日，柬埔寨外交部部长胡森巴约见陈大使，说西哈努克亲王鉴于敌情严重，安全工作没有把握，请中方考虑是否延期访问。随后，宾努亲王又约见陈大使，谈话内容与胡森巴大致相同。陈大使回馆后即告袁庚和保卫小组开会研究，除个别同志外，几乎一致主张推迟访问，原因是主人没有信心，我们也没有把握，不如顺水推舟，客随主便。但同时强调，在国内未作出决定前，安全保卫工作照常进行，丝毫不能放松。
杨尚昆收到使馆电报后，即召开安全小组会议，研究刘少奇访柬计划是否改变问题。大家倾向于访柬计划不变，但要请示周总理。4月23日，刘少奇和代表团正在缅甸东枝访问，罗青长于凌晨收到我驻缅甸使馆送来的急电。内容大意是：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孔原联名致电刘少奇、陈毅，说柬方鉴于敌情严重，提出不定期地推迟访问。他们认为，这样做政治上不利，建议按原计划访柬或提早访问日期，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罗青长请示刘少奇、陈毅后，要我以陈毅的名义起草电文，同意按原计划访柬。周总理接到陈毅复电后，又要孔原、童小鹏起草电文请示在外地的毛主席。毛主席在电报上批了八个字：“按期访柬，限期破案”。
安全小组请示毛主席、刘少奇的同时，已作了访问计划不变的准备。4月22日会议决定：(1)根据周总理指示，派前任驻柬大使王幼平赴柬，利用老关系开展工作；(2)待刘少奇访缅结束后，由凌云、王幼平去昆明向刘主席汇报，听取指示；(3)公安部派一名破密专家和一名安检专家、总参派一名防爆专家赴柬。
王幼平临危受命
4月23日下午，杨尚昆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刚从河南信阳蹲点被召回北京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一见面杨尚昆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把你召回北京是有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请你去完成。”他强调：“这是总理把你调回来的。”随后，杨尚昆把周总理在陈叔亮一份电报上的批示给他看。批文是：“派王幼平大使去柬埔寨，利用他的老关系做工作，以确保刘主席访问安全。”杨尚昆还交代：“你去柬埔寨之前，和凌云一道去昆明，向刘主席汇报情况，听取指示。”
4月25日，周总理亲自召集安全小组开会，请王幼平出席。总理指示：“王幼平以外交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问团的随员，先期到达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工作。”
4月27日，王幼平和凌云抵达昆明，向刚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刘少奇、陈毅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王光美、张茜、黄镇、罗青长、乔冠华、龚澎等，我作记录。凌云首先汇报了敌情。他说：我们已获得确切情报，敌人在金边机场通往皇宫的公路上挖坑道，埋炸药，企图在刘主席座车经过时实施爆炸。但坑道的确切位置尚未找到，爆炸器材和执行凶手尚未查明。因此，敌情是严重的。现在离访问还有三天时间，我们将全力以赴，动员各方面力量，力争做到访问前全部破案，保证访问安全。刘少奇听后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话：“敌人不让我去，我偏去。”这短短的一句，充分体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和对我保卫人员的高度信任。随后，他又叮嘱王幼平：“在同-柬方交涉时，一切要持商量态度，保卫工作要依靠柬方，商量问题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对方。”对访问日程安排，刘少奇提了三点建议：(1)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2)建议减少外地活动。比如，一地或两地，以便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3)为了打乱敌人部署，访问时间是否提前一点。陈毅表示：“我们都是警卫员，负责保卫刘少奇同志的安全。”他风趣地对罗青长说：“你是秘书长兼支部书记，我们听你指挥。”临别时，陈毅脸上浮现出信任和满意之情，他和王幼平握手时说：“责任重大，要想办法完成好任务。祝你成功!” 汇报结束后，罗青长把王幼平、凌云留下，我也在场，商量安全保卫工作。我清楚地记得，罗青长根据刘主席“打乱敌人部署”的指示，提出一个“声东击西”的建议，得到刘少奇、党中央和柬埔寨方面的采纳。具体做法是：原定4月30日访柬，推迟一天，改为5月1日访柬。因“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昆明要举行集会和群众游行。刘少奇、陈毅出席庆祝活动，检阅游行队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那时还没有电视台)同时作实况转播。在转播中不时传出刘少奇说“同志们好!”的声音，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刘少奇还在昆明参加庆祝活动，当天不会访柬了。可是半小时后，刘少奇直接驱车去机场，登上伊尔14专机，一小时左右就到了金边。
案情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安全小组的决定，破密专家姚良骏、防爆专家张志贤、安检专家吴坤先后抵达金边。
4月25日下午，姚良骏携带器材抵金边，稍事休息就投入工作。据姚良骏告诉我，袁庚先给了他7封密信(袁庚说8封信)，他于次日凌晨3时全部破密。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坑道方位的特点和地形图；二是特务人员的名单。随后又陆续给他一些密写信，其中包括金边组请示台湾“如西哈努克和刘少奇同坐一辆车上是否爆破”，台湾回复“照样爆破”等。他一共破译了21封密写信。我问他，密信中是否提到如爆破不成，还有第二方案，如用消音枪射击刘少奇等。他说没有这个印象。如有，他会有印象的。我查阅了袁庚日记，日记中也没有“第二方案”的记载。他只说：“根据密信可作为侦查坑道依据，除肯定飞机场至波士柬大道外，主要特点是：(1)洞深十五公尺；(2)作业地点是家屋；(3)白天有广告牌伪装遮盖。据此大致可以肯定是离路面较近、便于坑道作业、便于出土的家屋。”
4月26日上午，袁庚根据密写信阐述的地形特点，乘使馆汽车放慢速度，在长约12公里的机场至皇宫的大道上来回走了四遍。然后弃车步行，检查全路的桥梁、涵洞、广告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唯一值得注意并与密函提供特点相似的，是长约300米的美国大厦至伞兵营的单边道。房屋依路建筑，底下房贴近路基。尤其在shell加油站对面的房子最具危险性。
就在袁庚26日实地考察的当天，我华侨团体应柬军方首领的请求，派40名侨干协助他们搞侦察工作，并发给40张工作证。袁庚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组织数十名侨干对这一地段进行逐门逐户的访问。从访问中发现，单边道10号地下室，住户是一个多月前迁进的单身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因此肯定这是可疑地点。而张达昌、陈德安又正是密函中所述的执行人，这就更加确定无疑了。
应该说，我潜伏人员截获蒋特的这些密信，对破获全案起了很大作用。因潜伏人员身份已暴露，刘少奇访问结束后即将他和家人全部撤回国内，妥善予以安置。
“湘江案”彻底告破访问圆满成功
王幼平4月27日下午抵达金边后，袁庚即将密函破密情况和实地考察情况向他汇报。傍晚，王幼平去见宾努亲王。他首先向宾努问候，然后告诉他随机带来两名医生为王后治病(她双臂酸痛不能上举)，邓颖超托他带给王后几筐苹果。宾努表示非常感谢。随后王幼平就把密函中的敌情告诉宾努。宾努听后感动地说：“此案大如天，感谢中国政府。你们所做的工作，不但保卫了刘少奇主席，也保卫了王室。”西哈努克听了宾努汇报敌情后长叹了一声说：“困难如山”。
4月28日上午，驻束使馆召集侨团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如何促使柬方尽快采取逮捕行动(因朗诺向陈大使透露柬方拟在刘少奇访问前24小时才开始捕人)，以防止蒋特负责人和执行人漏网。
经过侨干和有关同志做工作，柬方于28日傍晚开始逮捕行动。军方首先逮捕了执行人张达昌等二人。张很快就供出全部计划，交出c4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张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是在单边道10号地下。柬安宁部也于当晚逮捕了张霈芝、农稔祥等30余人。当天夜里，军警又包围单边道10号的一幢楼房。在一层储藏室里，军警推开靠墙的柜子，发现一个大洞，坑道长15米，一直通到公路中央。坑道里已放好两箱TNT炸药，并安好雷管和遥控器。一旦爆炸，就会同时引爆马路对面的油库，后果不堪设想。
4月29日，安全小组和代表团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有几小时，我有关部门又得到确切情报，说蒋特“西贡指挥站”利用南越代表处的邮袋往金边运进C4炸药30磅。当时罗青长和我都很紧张，担心是否还有其他地道没有发现。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孔原，请他们尽快将此情况电告使馆，并指示他们无论如何要设法将炸药抢到手。
驻柬使馆收到国内电报时，离刘少奇访柬不到48小时。于是他们争分夺秒，一方面由王幼平和陈大使紧急通知柬方，请柬方迅速采取措施；另一方面组织侨干对南越驻金边办事处进行严密监控，防止炸药落入蒋特之手。幸亏蒋特负责人和绝大部分蒋特已被抓捕，此时已自顾不暇，无能为力。
4月30日下午4时，郎诺紧急约见陈大使和王幼平，向中方通报破案情况，并请他们参观缴获的炸药、雷管、手榴弹、定时炸弹、作案工具等。随后，朗诺再次提出：情况十分复杂，敌情十分严重。鉴于这种情况，请中方再考虑一下是否推迟访问。
此时离刘少奇访问只有十几个小时了，于是陈大使立即电告国内。5月1日凌晨1时，罗青长收到电报后先与杨尚昆通电话，杨尚昆正与孔原、冯铉商量此事，“到二时方完毕”。随后罗青长又请示刘少奇主席。刘主席表示：告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会见宾努和朗诺，通知柬方，仍按计划访问，不再改变。电报发出后，罗青长和我一直没有睡觉，等候使馆的消息。黎明时，使馆回电说：西哈努克听了宾努、朗诺的汇报后，同意访问计划不变，并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呀!”
5月1日上午，金边晴空万里，波成东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西哈努克亲王提前一小时到达，王后也带病赶到。金边时间上午11时，刘少奇的专机平稳降落。刘少奇等下机后，受到柬埔寨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
原计划刘少奇主席和王后、西哈努克和王光美分乘两辆主车去皇宫。但柬方为安全起见临时改变计划，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在王后和西哈努克陪同下，分乘直升机飞到皇宫，代表团其他成员则乘汽车前往驻地。两辆主车，第一辆是罗青长乘坐，第二辆是李树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乘坐。
柬埔寨方面对刘少奇访问的安全工作，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竭尽其能”，仅首都一地，除动用全部警力外，还调动了6000名士兵。上至天空，下至水底，他们都采取措施，严密防范。
5月6日上午，刘少奇和代表团圆满结束访问返回昆明。西哈努克在机场送行时，望着北去的飞机，如释重负，即席向欢送的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发表了讲话。他深有感慨地说：“刘主席阁下访问柬埔寨，对我们的切身利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次接待中，敌人为我们制造了像山一样的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翻过了这座大山，取得了胜利。在这一点上，敌人得拜我们为师!”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