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出国深造一般，无论是“殿堂级”的威尼斯、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还是其他类型级别不一的展览，中国艺术家们“走出去”不再是件高不可及的事，而人们从一些到国外办展的艺术家名单中也不难发现，除了“标杆式”的艺术家外，越来越多的、占据相当分量的则是那些“新面孔”们。
　　有正规的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双年展之一，能够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一直以来被众多艺术家视为生命中的骄傲与荣耀。当然，中国的艺术家们也不例外。
　　1980年，“民间剪纸”参展威尼斯，掀开了中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序幕;1993年，14位中国艺术家接受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参加双年展的主题展，促进了其他顶级展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心，这被不少人看成中国当代艺术圈文化输出的一个“里程碑”式范例。
　　一晃20余年过去，对比当年连想看个好展览都得坐很长时间火车赶到北京的“艰辛”，现在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多元化早就不能同日而语。
　　柳淳风是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策展人。就在两个多月前，她刚结束带领艺术家赴韩国釜山双年展办展的工作，这是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双年展。谈到中国艺术海外输出的话题，这位爽朗的湘妹子深有体会。
　　“像出国办展这样的文化输出，显然属于国家文化战略的部署推广之一。通过官方途径走出去是最为正式的一种表现。不过，由于真正的文化是自然生长的，因此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民间力量也会投身其中。”
　　以体制内的操作模式为例，她告诉《中国收藏》记者，比如中国美术馆，每一年或者每三五年都会有一个整体规划来对接具体的文化项目安排。通常情况下，类似公立美术馆这样有官方背景的文化输出项目，大致分为几个类型。
　　一种类型是参加艺术节，主要是由文化主管部门牵头。“例如在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定期会有艺术节，以参展的国家形象作为主题。比较近的例子有2010年在比利时举办的‘欧罗巴利亚 中国艺术节’，以‘中国’为元素。当年中国美术馆在布鲁塞尔的圣地安广场围绕主题做了40多个展览，我个人承担策展了三五个，至今都印象深刻。像这样的艺术节是文化输出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柳淳风介绍道。
　　另一种常见的形式则是馆际之间的交流，例如中国美术馆与美国MoMa这样海外著名的艺术馆、博物馆合作，双方展览“一进一出”，也属于一项重要的国家间文化交流。
　　至于第三种形式则是公立美术馆独立输送展览至海外展出，“中国美术馆在海外做过很多不错的展览。比如去年，中国美术馆就输送了一批展览分别到诸如韩国国立美术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馆际交流的模式中，我们往往会选择用当代艺术的形式、模式将展览送出去。这是出于老外对中国传统艺术或者民间艺术，隔阂仍然比较深的考虑。而当代艺术属于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其交流障碍小。”
　　随着近年来全球各类双年展的陆续涌现，柳淳风发现，比之十年前，这些展览对于中国艺术生态的影响正在减弱，她认为这与时间、资本对于艺术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
　　有“水深”的
　　据悉，十年前，民间要依靠自我与资本的力量将展览推向国际舞台，比如不依靠官方背景，而是通过画廊的运作来带领艺术家走进类似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殿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的体制在当时看上去就像是“神话”，权利牢牢掌握在相关策展人的手中。
　　然而近几年来，社会的多元化让艺术圈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2005年左右，当代艺术全面崛起后，各种资本力量对于学术的削弱比较明显，致使策展人的权利逐渐减少。现在，不用依附体制，一些机构、民间力量也完全有“能力”来操作如此，比如艺术家通过出资的方式，在机构或有话语权的策展人带领下参加双年展的平行展、外围展等。最近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大量的中国艺术家参与的平行展的出现，就被舆论称之为“把资本运作下的中国式平行展模式演绎到了极致”。名气响亮的展览尚且如此，那些偏小众的艺术节或展览就更不在话下了。
　　与此同时，带着艺术家作品走进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研究机构的宣传，本身就是十足的诱惑，名头越响诱惑越大，艺术家愿意“掏腰包”不难理解，甚至有业内人士以“自费旅游”来戏称之。
　　赵荣水是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的秘书长。据悉，这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国家一级协会组织。在接受《中国收藏》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带领中国书画家赴海外办展，这是近十余年来他们一直在做的事。“远的地方有欧美、中东，近的有港台地区。办展地点有的在大学，有的是在艺术中心。”他说，“我们有一个考评专家委员会，人员组成各个层面上的都有，根据每一次出国办展的主题，我们选择艺术家进行通知。”
　　这当中有个小“插曲”，据相关媒体于去年11月的报道，由于未按规定接受相关年检，该协会以及其他两家协会接受了民政部关于暂停活动半年的处罚。而采访中赵荣水也提到，自去年起他们停止了书画出国办展这个项目，不过至于原因，“是因为效果一直不大好。在我们的操作模式中，如果有赞助，艺术家出国办展可以免费。但如果缺少赞助，或者他们要带亲友同行，是需要承担一定费用的。这就牵涉到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否则很容易让他们感觉没有后劲。”他解释道，并透露现在协会已经把精力更多转向到宝石的收藏推广上。
　　有知情人士认为，其实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做展览输出按理应该经过一定的申报程序，只是其中有“严与松”之分。据悉，比起来，国家背景、官方机构的送展至少在层面上肯定要把关得很严格，文化部门对此有一定的控制。但身处开放的社会中，民间的操作难免存在“用不同的方法办事”，所以，很多不同渠道送出去的展览，国人既看不见，也不清楚产生了什么效应。分析人士指出，这跟对展览的宣传、本身的学术性和目的都有关系。
　　如果说官方机构操作于此是一种“名正言顺”;画廊等民间力量的涉及是一种“能力”体现，那么，当前越来越多类似中介、“掮客”等形式的出现，就不得不令人备感“水很深”了。 　　“据我所知，像个人或者中介机构做这些事也分情况。稍微正式一点儿的，比如机构有这样的海外资源对接，或者是个人长期生活在国外有一些‘门道’，介绍艺术家出国办展在他们看来‘几方共赢’。而不正规的，会向知名艺术家要作品，向一般或者不出名的艺术家要费用，至于能不能办成展，办什么样的展，那就是未知数了。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办展地点的名头无疑是对艺术家而言最好的‘回报’。”北京一位长期混迹于艺术圈的经纪人向《中国收藏》记者透露道。
　　别成自娱自乐
　　事实上，除了书画这种最为常见的“走出去”领域之外，现在，现当代陶瓷、紫砂等中国传统艺术的“语言”代表也已开始迈出了走向国际的脚步。看惯了各种各样类似的消息，关注艺术圈的人们自然会心生疑问，老外对于这种“造访”买账吗？而中国的艺术家们又能在这种方式中收获多少？
　　采访中，一位与中国现当代艺术陶瓷圈有过长年交情的人士向记者举了个例子，颇耐人寻味。据其介绍，前段时间，曾有一批中国现当代陶瓷艺术家经介绍到大英博物馆办展览。但这一让外人艳羡的荣耀在他们眼中却并非美事。“说是大英博物馆，其实就是在他们类似地下室的场所举行。”
　　


　　


　　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实像上述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当前，欧美的经济环境不景气。可以说，经历过经济的高峰和低谷，欧美人比亚洲人更懂得经济的波动，他们对于资本的理解也跟国人不一样;但在另一方面，自欧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他们的社会整体而言是非常尊重艺术、尊重专业的，对于艺术有着自己的把握。“所以在欧美知名的艺术机构中，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边是他们不会太拒绝国人出资去做展览;但另一边，也不会发生‘你掏钱，我就帮你展，由你说了算’的情况。因此，类似这种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办展的情况是信息不对称和文化缺失的表现，值得引起业界重视。”柳淳风认为。
　　至于老外们买不买账，最有发言权的恐怕还要回归到作品质量上。福建籍画家吕德安曾在美国生活过多年，“两头跑”的经历让他对这种现象感触良多。“坦白说，国外的普通百姓对于东方文化仍然是比较陌生的，像中国山水画这种直指国人心灵的东西，他们却不一定能看懂。倒是当代绘画，确实有着跨越艺术平台的潜力。好的艺术是跨越民族的，国外的人认不认，除了认识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肯定还是内容。我们的艺术家具备什么样的水平，自身是否仍需要提高，都是问题。同时，也可能与相关机构的推广力度有关。”
　　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惠东的观点则更是直率，“不管你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走出去，内容是最本质的。最近我和几个圈内朋友聊天时，还谈到在国外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艾未未的话题，为什么？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不过，尽管“热情”不一定有理想的回报，尽管“海外镀金”的市场复杂，尽管伴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理性回调，抱着理智心态的人陆续增多，但“崇洋”依然是东方文化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通病。相当一部分来自圈内的声音纷纷指出，自现代主义以后，整个亚洲对西洋文化的吸收快，尤其中国与日韩对“镀金”的理念非常感冒。当然，人都有虚荣心，想提升名气无可厚非。但在文化圈，往往很多人认为一旦走出去，履历上就多了一笔，借此能拿到文化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去“忽悠”，这种失衡的心态未免令人感觉“阴暗”。
　　更何况，艺术家、经营机构，都是市场链条运转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文化输出本是好事，一旦浮躁、逐利的心态形成恶性循环，自娱自乐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需要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