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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与已有的两个现代话剧版相比，故事编排不够周密，人物定位模糊。陈凯歌导演试图抛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却在影片中既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又显得矛盾重重，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其探索与尝试，在改编古代经典作品之风盛行的当下，值得后人审视。
[关键词] 《赵氏孤儿》 改编 比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14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已然流传了千年，其间经历了从《左传》、《史记》到元杂剧的书面记载，以及从京剧、越剧、川剧等地方剧种到现代话剧的舞台演绎。而电影版《赵氏孤儿》的粉墨登场，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孤儿”再次注入了新鲜血液。仅从司马迁、纪君祥、孟小冬、田沁鑫、林兆华、陈凯歌这一连串大家的名字中，足以可见《赵氏孤儿》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文化母题。每个时代的人都与之产生不同的共鸣，于是便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改编版本，使“孤儿”的身影在文学、戏剧戏曲、电影等领域随处可见。
关于赵氏族诛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但其中并没有所谓的忠义悲歌，有的只是统治阶层尔虞我诈的官场丑闻。直到司马迁笔下，托孤、救孤、抚孤、复仇这一主线才初具规模。而在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救孤，韩厥、公孙杵臼的舍生取义，孤儿的快意恩仇，与屠岸贾的凶残暴虐形成了鲜明对照，善与恶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善与正义的不可战胜告终，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此后，这一传奇故事在近代也为各个地方剧种所青睐，主题大多还是围绕着“忠、信、义”而展开。2003年，几乎同时上演的两部话剧改编版《赵氏孤儿》，更全面地展现了春秋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丰富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将悲剧意蕴层层深入至历史、命运、人性冲突等各个方面，在传统伦理道德之中，融入了现代理性思考，引发观众关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及交融。2010年底，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赵氏孤儿》声称将颠覆古典戏剧的故事，打造全新的“孤儿”。作为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电影，度身定做的宏伟场景和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自然是一大卖点。但是更多的观众除了饱餐视觉盛宴之外，更关心的是这个“旧瓶”中被陈导装入了多少“新酒”，而这“新酒”的味道又如何，是否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陈导认为，原先故事里程婴的“义士”形象已经无法说服现代观众了。父母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吗？受惠于他人牺牲而活下来的婴孩，天生要背负这样的伦理包袱吗？日常生活会消磨甚至消除仇恨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使人们对原本那个是非善恶泾渭分明的故事提出质疑。于是，陈导将重塑的重点放到了程婴身上，将他从忠肝义胆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普通百姓。可以说，相较于两个话剧版本将颠覆重心放在孤儿身上而言，陈导的这一改编也算是有点新意，为诠释这个经典故事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影片前半部中精心设计了各种“机缘巧合”，使程婴一步步地被卷入赵氏族诛事件，并且在阴差阳错之下，被逼牺牲了妻儿，救下了赵孤。而后半部中，程婴养育赵孤和复仇的动机也从原本的报效家主，变成了替自己儿子报仇。他带着孤儿投靠在仇人门下，并让屠岸贾收孤儿为义子，让他们相亲相爱，直到孤儿长大成人，再“告诉他（屠岸贾），他（孤儿）是谁，我（程婴）是谁”，若非如此，“我的儿子就白死了”。在陈导眼中，元杂剧版里的那个程婴“是反人性的”。关于程婴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他说：“程婴这个人特别有力量，他和屠岸贾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但是他在抚养赵孤长大成人期间，还是老老实实过他老百姓的日子，平和地面对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没有让仇恨扭曲自己，也没有因为想要报仇，而把赵家的孩子当成复仇的利器。”[1]可以说，陈导对于草根生命、平民价值的看重包含着他想传达的人文关怀，可是在具体的情节以及细节处理中，却频频出现漏洞。那个他口中的草根程婴，在宫廷政变、搜孤救孤中表现得还算比较真实、自然。在公孙府搜孤一节中，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面临了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2]可是，前半部的草根程婴，在后半部中，虽然同样继续走着平民路线，可是在他身上，很难再找出闪光点，与陈导对人物的设定也有出入，尤其是在全剧的高潮即结尾部分的处理上。程婴最终有没有复仇？是按照原计划利用孤儿复了仇，还是自己复了仇？或是像话剧版那样，在复不复仇的问题上有所颠覆和深究？出人意料的是，陈导最终还是选择了将故事收尾于快意恩仇。孤儿在得知真相后，对养育自己十五年的义父拔刀相向却力所难敌，程婴挺身而出让屠岸贾杀了自己，屠岸贾在一剑命中程婴的同时，也被孤儿刺中，两位父亲双双倒下。本以为电影在此，或是再描绘一下孤儿此时此刻的心理，或是留个意味深长的空白给观众以遐想空间，便可戛然而止了。不料陈导意犹未尽，又让孤儿扶着程婴出现在府门外，程婴沾着鲜血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随着眼前妻儿的幻相而去，而孤儿则傻愣愣地跟在其后，难以揣摩他当时的心境，最后终以程婴倒地闭幕。如果说，程婴在被屠岸贾刺中后便倒地身亡，之后大街上的场景是其进入另一世界的情景的话，倒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可是影片中的大街上，孤儿就活生生地站在程婴身后，让人深信此时的程婴也还气息尚存，那么，如此设计，真是有画蛇添足之嫌了，让观众很难领悟陈导究竟想表达什么。
除去这个快意恩仇的结尾被陈导演绎得不尽人意之外，观众们也许更想问的是，为何影片花了那么多笔墨展现这两个父亲和一个儿子的情感纠葛，可当人物面临命运的最后抉择时，却显得那么突兀，那么缺乏心理依据。孤儿对养育自己那么多年的义父就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么？他口中所说的“我要为我爹报仇”，到底是指为亲生父亲赵朔及赵氏一族报仇，还是指为程婴及其妻儿报仇？而无论是哪种报仇，都会使人开始质疑陈导原本想要塑造的程婴——一个善良的普通父亲。因为如果是指为赵氏复仇，在前半部中，庄姬曾嘱咐程婴，待孤儿长大，不要告诉他自己是谁，仇人是谁，就过普通百姓的日子。那么程婴怂恿孤儿复仇，便是违背了当初的承诺，这就有悖于这个经典故事历来想传递的“春秋大义”、“诚信”等原意。如果是指为程婴一家复仇，那么程婴教唆、利用别家的孩子为自己妻儿复仇，这于情于理也不像是一个好人所为之事。如此有失周全的处理，很容易让观众引起误解。矛盾又混乱的叙事思路，使得整个结局的悲剧力量大大削弱，人物的犹豫、痛苦和挣扎，很难感染观众。原本刻意营造的快意恩仇却似乎让观众们感到不快，甚至憋屈。
相较于电影版这个模棱两可的结尾，话剧版的处理显得更为个性鲜明，颇有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林兆华的版本中，孤儿没有为了忠义，为了家族的血海深仇而盲目疯狂地复仇，如此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原有的游戏规则，足以给我们的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编剧金海曙指出，“在该剧主题呈现上，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时代价值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无可解释的困惑。旧时代轰轰烈烈，复仇屠戮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及英雄主义光彩，而在新时代中，旧时代的一切后果要新成长起来的‘赵氏孤儿’承担，客观上对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形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质疑。”[3]而田沁鑫的版本则并不关心孤儿是否完成了复仇，有意淡化了故事结局的重要性，而把孤儿成长中所处的困境和焦虑逼真地呈现给观众。孤儿在两位父亲相继去世后，说道：“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4]可以说，孤儿的行动的意义不在于判定自己的对否，而是在左右那些为了他而逝去的人们的死亡意义。[5]因此，无论复仇与否，他的存在都是悲剧，摆在他面前的是真实而深刻的生存困境。这两个话剧版本都将孤儿作为颠覆的主角，其独特的视角与立意，以及紧紧围绕主题的剧情，充分展现了创作者借人酒杯浇己块垒的创作意图。
相形之下，电影版《赵氏孤儿》作为一部商业大片，也算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且影片在场面设计、演员阵容、宣传力度等方面更为华丽，但是整个故事的编排却显得不够周密，立意不够明确，或者说，故事情节没有很好地围绕中心立意而展开。人物的定位虽然基本能让观众理解，但是却很难在情感上打动观众。以程婴为中心的颠覆重点与话剧版的以孤儿为颠覆重点的设置相比，虽略有新意，但突破不大，表现效果也没有话剧版成功。陈导试图抛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他自己不仅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在影片中也表现得矛盾重重，颇有力不从心之感。究竟是人性的探索，还是快意恩仇？看来陈导自己也无法取舍，那么，观众自然就更加一头雾水了。
在愈演愈烈的改编古代经典作品的大潮中，电影版《赵氏孤儿》的探索与尝试，值得后人审视。如何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理解我们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将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反思与困惑更好地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这是每一位创作者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注释
[1]听陈凯歌谈《赵氏孤儿》．大众电影，2010，23：16．
[2]Joshua．《赵氏孤儿》：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江淮法治，2010，24：56．
[3]金海曙．作者的话．转引自张艳梅．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赵氏孤儿”——漫议金海曙改编的赵氏孤儿．戏剧文学，2004，3：62－64．
[4]田沁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57．
[5]胡志峰．田沁鑫话剧的悲剧气质．戏剧文学，2006，2：69－72．
作者简介
姚赟（1985- ），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赵氏孤儿》 改编 比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14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已然流传了千年，其间经历了从《左传》、《史记》到元杂剧的书面记载，以及从京剧、越剧、川剧等地方剧种到现代话剧的舞台演绎。而电影版《赵氏孤儿》的粉墨登场，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孤儿”再次注入了新鲜血液。仅从司马迁、纪君祥、孟小冬、田沁鑫、林兆华、陈凯歌这一连串大家的名字中，足以可见《赵氏孤儿》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文化母题。每个时代的人都与之产生不同的共鸣，于是便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改编版本，使“孤儿”的身影在文学、戏剧戏曲、电影等领域随处可见。
关于赵氏族诛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但其中并没有所谓的忠义悲歌，有的只是统治阶层尔虞我诈的官场丑闻。直到司马迁笔下，托孤、救孤、抚孤、复仇这一主线才初具规模。而在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救孤，韩厥、公孙杵臼的舍生取义，孤儿的快意恩仇，与屠岸贾的凶残暴虐形成了鲜明对照，善与恶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善与正义的不可战胜告终，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此后，这一传奇故事在近代也为各个地方剧种所青睐，主题大多还是围绕着“忠、信、义”而展开。2003年，几乎同时上演的两部话剧改编版《赵氏孤儿》，更全面地展现了春秋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丰富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将悲剧意蕴层层深入至历史、命运、人性冲突等各个方面，在传统伦理道德之中，融入了现代理性思考，引发观众关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及交融。2010年底，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赵氏孤儿》声称将颠覆古典戏剧的故事，打造全新的“孤儿”。作为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电影，度身定做的宏伟场景和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自然是一大卖点。但是更多的观众除了饱餐视觉盛宴之外，更关心的是这个“旧瓶”中被陈导装入了多少“新酒”，而这“新酒”的味道又如何，是否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陈导认为，原先故事里程婴的“义士”形象已经无法说服现代观众了。父母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吗？受惠于他人牺牲而活下来的婴孩，天生要背负这样的伦理包袱吗？日常生活会消磨甚至消除仇恨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使人们对原本那个是非善恶泾渭分明的故事提出质疑。于是，陈导将重塑的重点放到了程婴身上，将他从忠肝义胆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普通百姓。可以说，相较于两个话剧版本将颠覆重心放在孤儿身上而言，陈导的这一改编也算是有点新意，为诠释这个经典故事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影片前半部中精心设计了各种“机缘巧合”，使程婴一步步地被卷入赵氏族诛事件，并且在阴差阳错之下，被逼牺牲了妻儿，救下了赵孤。而后半部中，程婴养育赵孤和复仇的动机也从原本的报效家主，变成了替自己儿子报仇。他带着孤儿投靠在仇人门下，并让屠岸贾收孤儿为义子，让他们相亲相爱，直到孤儿长大成人，再“告诉他（屠岸贾），他（孤儿）是谁，我（程婴）是谁”，若非如此，“我的儿子就白死了”。在陈导眼中，元杂剧版里的那个程婴“是反人性的”。关于程婴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他说：“程婴这个人特别有力量，他和屠岸贾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但是他在抚养赵孤长大成人期间，还是老老实实过他老百姓的日子，平和地面对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没有让仇恨扭曲自己，也没有因为想要报仇，而把赵家的孩子当成复仇的利器。”[1]可以说，陈导对于草根生命、平民价值的看重包含着他想传达的人文关怀，可是在具体的情节以及细节处理中，却频频出现漏洞。那个他口中的草根程婴，在宫廷政变、搜孤救孤中表现得还算比较真实、自然。在公孙府搜孤一节中，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面临了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2]可是，前半部的草根程婴，在后半部中，虽然同样继续走着平民路线，可是在他身上，很难再找出闪光点，与陈导对人物的设定也有出入，尤其是在全剧的高潮即结尾部分的处理上。程婴最终有没有复仇？是按照原计划利用孤儿复了仇，还是自己复了仇？或是像话剧版那样，在复不复仇的问题上有所颠覆和深究？出人意料的是，陈导最终还是选择了将故事收尾于快意恩仇。孤儿在得知真相后，对养育自己十五年的义父拔刀相向却力所难敌，程婴挺身而出让屠岸贾杀了自己，屠岸贾在一剑命中程婴的同时，也被孤儿刺中，两位父亲双双倒下。本以为电影在此，或是再描绘一下孤儿此时此刻的心理，或是留个意味深长的空白给观众以遐想空间，便可戛然而止了。不料陈导意犹未尽，又让孤儿扶着程婴出现在府门外，程婴沾着鲜血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随着眼前妻儿的幻相而去，而孤儿则傻愣愣地跟在其后，难以揣摩他当时的心境，最后终以程婴倒地闭幕。如果说，程婴在被屠岸贾刺中后便倒地身亡，之后大街上的场景是其进入另一世界的情景的话，倒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可是影片中的大街上，孤儿就活生生地站在程婴身后，让人深信此时的程婴也还气息尚存，那么，如此设计，真是有画蛇添足之嫌了，让观众很难领悟陈导究竟想表达什么。
除去这个快意恩仇的结尾被陈导演绎得不尽人意之外，观众们也许更想问的是，为何影片花了那么多笔墨展现这两个父亲和一个儿子的情感纠葛，可当人物面临命运的最后抉择时，却显得那么突兀，那么缺乏心理依据。孤儿对养育自己那么多年的义父就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么？他口中所说的“我要为我爹报仇”，到底是指为亲生父亲赵朔及赵氏一族报仇，还是指为程婴及其妻儿报仇？而无论是哪种报仇，都会使人开始质疑陈导原本想要塑造的程婴——一个善良的普通父亲。因为如果是指为赵氏复仇，在前半部中，庄姬曾嘱咐程婴，待孤儿长大，不要告诉他自己是谁，仇人是谁，就过普通百姓的日子。那么程婴怂恿孤儿复仇，便是违背了当初的承诺，这就有悖于这个经典故事历来想传递的“春秋大义”、“诚信”等原意。如果是指为程婴一家复仇，那么程婴教唆、利用别家的孩子为自己妻儿复仇，这于情于理也不像是一个好人所为之事。如此有失周全的处理，很容易让观众引起误解。矛盾又混乱的叙事思路，使得整个结局的悲剧力量大大削弱，人物的犹豫、痛苦和挣扎，很难感染观众。原本刻意营造的快意恩仇却似乎让观众们感到不快，甚至憋屈。
相较于电影版这个模棱两可的结尾，话剧版的处理显得更为个性鲜明，颇有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林兆华的版本中，孤儿没有为了忠义，为了家族的血海深仇而盲目疯狂地复仇，如此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原有的游戏规则，足以给我们的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编剧金海曙指出，“在该剧主题呈现上，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时代价值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无可解释的困惑。旧时代轰轰烈烈，复仇屠戮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及英雄主义光彩，而在新时代中，旧时代的一切后果要新成长起来的‘赵氏孤儿’承担，客观上对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形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质疑。”[3]而田沁鑫的版本则并不关心孤儿是否完成了复仇，有意淡化了故事结局的重要性，而把孤儿成长中所处的困境和焦虑逼真地呈现给观众。孤儿在两位父亲相继去世后，说道：“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4]可以说，孤儿的行动的意义不在于判定自己的对否，而是在左右那些为了他而逝去的人们的死亡意义。[5]因此，无论复仇与否，他的存在都是悲剧，摆在他面前的是真实而深刻的生存困境。这两个话剧版本都将孤儿作为颠覆的主角，其独特的视角与立意，以及紧紧围绕主题的剧情，充分展现了创作者借人酒杯浇己块垒的创作意图。
相形之下，电影版《赵氏孤儿》作为一部商业大片，也算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且影片在场面设计、演员阵容、宣传力度等方面更为华丽，但是整个故事的编排却显得不够周密，立意不够明确，或者说，故事情节没有很好地围绕中心立意而展开。人物的定位虽然基本能让观众理解，但是却很难在情感上打动观众。以程婴为中心的颠覆重点与话剧版的以孤儿为颠覆重点的设置相比，虽略有新意，但突破不大，表现效果也没有话剧版成功。陈导试图抛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可是他自己不仅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在影片中也表现得矛盾重重，颇有力不从心之感。究竟是人性的探索，还是快意恩仇？看来陈导自己也无法取舍，那么，观众自然就更加一头雾水了。
在愈演愈烈的改编古代经典作品的大潮中，电影版《赵氏孤儿》的探索与尝试，值得后人审视。如何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理解我们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将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反思与困惑更好地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这是每一位创作者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注释
[1]听陈凯歌谈《赵氏孤儿》．大众电影，2010，23：16．
[2]Joshua．《赵氏孤儿》：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江淮法治，2010，24：56．
[3]金海曙．作者的话．转引自张艳梅．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赵氏孤儿”——漫议金海曙改编的赵氏孤儿．戏剧文学，2004，3：62－64．
[4]田沁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57．
[5]胡志峰．田沁鑫话剧的悲剧气质．戏剧文学，2006，2：69－72．
作者简介
姚赟（1985- ），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