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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
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外各家观点不一，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应该是一群受过一些教育或是专门的训练，他们对现存社会存在种种不满，对现状持有批判精神和国家意识，把一切公共事务当成是自己的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浓厚的革命气息的人，他们在社会中自发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与社会现状存在着一定距离，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存社会总是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是圆满的，社会存在即不完美，因此，他们常常批判他们身处的社会，并且试图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来改造社会。就像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爱德华·W·萨伊德指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场合代表一种坚定的立场，不畏任何艰险代表公众发言。萨伊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到剥削、迫害或是权利被取消、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那绝对是不够的。经过综合比较，萨伊德对知识分子定义，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现存社会具有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反对当时社会既有标准及措施，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的人。
二、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及其主题
侯孝贤导演的“悲情三部曲”是指1989年的《悲情城市》、1993年的《戏梦人生》、1995年的《好男好女》三部电影。“悲情三部曲”使侯孝贤电影创作达到【作者简介】郑向阳，男，河北保定人，吉林艺术学院本科生。了黄金时期，这三部电影也奠定了他在世界电影界上的稳固地位。
关于“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时代，是不能触碰的，况且当时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利用，就不谈拍摄电影了，更是让人不敢想象。198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戒严的规定，这让侯孝贤导演有机会可以拍摄这个题材。侯孝贤为什么会拍这个题材？并不是他突然想到这个题材，而是在这之前很早他就看过很多小说，特别是陈映真的小说。“那时候他的《铃铛花》和《将军族》等小说，写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就是那时候国民党在台湾的镇压、清党、清除台共。这一块到现在还没有做。”因为拍了《悲情城市》题材这个禁忌，在当时成为了一个话题，从而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台湾票房非常疯狂。后来侯孝贤就想干脆把台湾现代史部分一并拍了，于是就有了“悲情三部曲”。
1993年的侯孝贤，又创作了一部纪实性电影《戏梦人生》。这部电影有着浓厚台湾本土文化气息，对这片土地给予了深切情感。侯孝贤在通过当事人李天禄亲身经历的事情的讲述，形象真实而生动，给观众呈现了被历史无情压抑的人们的无奈和悲哀。就像中国人画梅一样，在《戏梦人生》中，侯孝贤截取了李天禄坎坷曲折一生之中最关键的、最具表现力的时间片段进行还原，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影像。拍摄的时候，侯孝贤导演为了影像能自然地体现李天禄的台湾本土的艺术家半生的生活经历，在镜头的运用上独具匠心，还特意舍弃了特写效果，就是要避免蒙太奇对观众视觉的影响。《戏梦人生》被业界评价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具实力的一部电影。
1995年创作的电影《好男好女》，所讲述的爱情也分明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台湾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侯孝贤采取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纵横交错组合的述事方式，这种题材和表吸纳手法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侯孝贤通过影片中人物之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阐释了知识分子为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这三部反映台湾近代史的电影连续面世，叙事时间线和空间线极为复杂，采用了纵横交错的处理形式，与台湾过去的历史对话，反映了台湾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电影。本文之所以以“悲情三部曲”作为探索的题材，是因为在“悲情三部曲”中不管是《好男好女》描述的白色恐怖时期，还是《戏梦人生》里的日本统治者占据的年代、或者在《悲情城市》中的台湾光复期间，抑或组成台湾近代史中人物语言的表达和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们都能看出侯孝贤导演在每一部影片中所歌颂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子。
三、侯孝贤“悲情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精神的呈现
（一）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第一次大胆触碰了被国民政府压抑了长达40多年的“二·二八事件”这一禁区。显示出侯孝贤导演对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制度的大胆挑战以及令人敬佩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在《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中的对白用到了多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和上海话。最突出的一场是在影片76分钟处，林文雄为了解救文良，林文雄与上海人之间的交流要经过几次翻译才能让对方听得懂。林家大哥林文雄与上海帮之间的对话成为影片一段颇有亮点的场景，两个^的面对面的谈话却要经过四次语言的转换，闽南话到广东话，广东话再到上海话，如此的循环往复，让我们分明感到一切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人人都能用日语和静子聊天，沟通毫无障碍，好侮讲日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如静子跟朋友们用日语讲着他父亲的情况时，用的全是日语交流。
（二）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
台湾这片土地经历太多沧桑，也承受了太多苦难。历经殖民者的摧残、国民党的镇压、离开祖国的无根飘零都是台湾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伤痛，因此导致人们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不管是在《悲情城市》中林家兄弟的遭遇以及其友人的遭遇后的行为，即当文清坐牢时其友人的血书以及文清想要追随宽荣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时，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脑后，无畏困难和牺牲，无不体现这群知识分子以及遇难者坚定的社会理想以及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或是在《戏梦人生》中李天禄讲述着自己从日治时代到台湾光复时期的遭遇和经历，也表现了侯孝贤导演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再者在《好男好女》中的主人翁钟浩东和蒋碧玉们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暴行，毅然来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历尽千辛万苦，最后钟浩东在台湾被杀害时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康他们置自己的生死不顾，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难能可贵。这也体现了侯孝贤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悲情三部曲”将台湾历史中最悲痛的记忆作为电影的主要题材，通过关心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命运的沉浮，利用电影^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记录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人民又有了新身份，以及这种新身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复杂经历，展示出了台湾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心理变化。
在《好男好女》中，台湾20世纪4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女子蒋碧玉跟着钟浩东与他们一起满怀民族激情从台湾去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差一点被当成日谍而险些被枪杀。在大陆5年的抗战生活中，因为无法让孩子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把儿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抗战寻找光明之路。回到台湾后，钟浩东却又因组织进步活动被捕，最终被枪毙。蒋碧玉独自坚强地生活下来。既表现了此消彼长的政治势力，也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破灭。不仅描写了钟浩东、蒋碧玉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在抗战时期和台湾光复后“二.二八”事件中的命运遭遇，也表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献身精神。
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外各家观点不一，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应该是一群受过一些教育或是专门的训练，他们对现存社会存在种种不满，对现状持有批判精神和国家意识，把一切公共事务当成是自己的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浓厚的革命气息的人，他们在社会中自发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与社会现状存在着一定距离，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存社会总是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是圆满的，社会存在即不完美，因此，他们常常批判他们身处的社会，并且试图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来改造社会。就像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爱德华·W·萨伊德指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共场合代表一种坚定的立场，不畏任何艰险代表公众发言。萨伊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到剥削、迫害或是权利被取消、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那绝对是不够的。经过综合比较，萨伊德对知识分子定义，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现存社会具有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反对当时社会既有标准及措施，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的人。
二、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及其主题
侯孝贤导演的“悲情三部曲”是指1989年的《悲情城市》、1993年的《戏梦人生》、1995年的《好男好女》三部电影。“悲情三部曲”使侯孝贤电影创作达到【作者简介】郑向阳，男，河北保定人，吉林艺术学院本科生。了黄金时期，这三部电影也奠定了他在世界电影界上的稳固地位。
关于“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时代，是不能触碰的，况且当时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利用，就不谈拍摄电影了，更是让人不敢想象。198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戒严的规定，这让侯孝贤导演有机会可以拍摄这个题材。侯孝贤为什么会拍这个题材？并不是他突然想到这个题材，而是在这之前很早他就看过很多小说，特别是陈映真的小说。“那时候他的《铃铛花》和《将军族》等小说，写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就是那时候国民党在台湾的镇压、清党、清除台共。这一块到现在还没有做。”因为拍了《悲情城市》题材这个禁忌，在当时成为了一个话题，从而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台湾票房非常疯狂。后来侯孝贤就想干脆把台湾现代史部分一并拍了，于是就有了“悲情三部曲”。
1993年的侯孝贤，又创作了一部纪实性电影《戏梦人生》。这部电影有着浓厚台湾本土文化气息，对这片土地给予了深切情感。侯孝贤在通过当事人李天禄亲身经历的事情的讲述，形象真实而生动，给观众呈现了被历史无情压抑的人们的无奈和悲哀。就像中国人画梅一样，在《戏梦人生》中，侯孝贤截取了李天禄坎坷曲折一生之中最关键的、最具表现力的时间片段进行还原，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影像。拍摄的时候，侯孝贤导演为了影像能自然地体现李天禄的台湾本土的艺术家半生的生活经历，在镜头的运用上独具匠心，还特意舍弃了特写效果，就是要避免蒙太奇对观众视觉的影响。《戏梦人生》被业界评价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具实力的一部电影。
1995年创作的电影《好男好女》，所讲述的爱情也分明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为台湾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侯孝贤采取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纵横交错组合的述事方式，这种题材和表吸纳手法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侯孝贤通过影片中人物之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阐释了知识分子为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这三部反映台湾近代史的电影连续面世，叙事时间线和空间线极为复杂，采用了纵横交错的处理形式，与台湾过去的历史对话，反映了台湾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电影。本文之所以以“悲情三部曲”作为探索的题材，是因为在“悲情三部曲”中不管是《好男好女》描述的白色恐怖时期，还是《戏梦人生》里的日本统治者占据的年代、或者在《悲情城市》中的台湾光复期间，抑或组成台湾近代史中人物语言的表达和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们都能看出侯孝贤导演在每一部影片中所歌颂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子。
三、侯孝贤“悲情三部曲”中知识分子精神的呈现
（一）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1989年《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第一次大胆触碰了被国民政府压抑了长达40多年的“二·二八事件”这一禁区。显示出侯孝贤导演对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制度的大胆挑战以及令人敬佩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
在《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中的对白用到了多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和上海话。最突出的一场是在影片76分钟处，林文雄为了解救文良，林文雄与上海人之间的交流要经过几次翻译才能让对方听得懂。林家大哥林文雄与上海帮之间的对话成为影片一段颇有亮点的场景，两个^的面对面的谈话却要经过四次语言的转换，闽南话到广东话，广东话再到上海话，如此的循环往复，让我们分明感到一切是那么近却又那么远；人人都能用日语和静子聊天，沟通毫无障碍，好侮讲日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如静子跟朋友们用日语讲着他父亲的情况时，用的全是日语交流。
（二）社会责任与国家意识
台湾这片土地经历太多沧桑，也承受了太多苦难。历经殖民者的摧残、国民党的镇压、离开祖国的无根飘零都是台湾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伤痛，因此导致人们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不管是在《悲情城市》中林家兄弟的遭遇以及其友人的遭遇后的行为，即当文清坐牢时其友人的血书以及文清想要追随宽荣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时，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脑后，无畏困难和牺牲，无不体现这群知识分子以及遇难者坚定的社会理想以及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或是在《戏梦人生》中李天禄讲述着自己从日治时代到台湾光复时期的遭遇和经历，也表现了侯孝贤导演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再者在《好男好女》中的主人翁钟浩东和蒋碧玉们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暴行，毅然来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历尽千辛万苦，最后钟浩东在台湾被杀害时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康他们置自己的生死不顾，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国家意识难能可贵。这也体现了侯孝贤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悲情三部曲”将台湾历史中最悲痛的记忆作为电影的主要题材，通过关心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命运的沉浮，利用电影^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记录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人民又有了新身份，以及这种新身份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复杂经历，展示出了台湾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心理变化。
在《好男好女》中，台湾20世纪4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女子蒋碧玉跟着钟浩东与他们一起满怀民族激情从台湾去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差一点被当成日谍而险些被枪杀。在大陆5年的抗战生活中，因为无法让孩子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把儿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抗战寻找光明之路。回到台湾后，钟浩东却又因组织进步活动被捕，最终被枪毙。蒋碧玉独自坚强地生活下来。既表现了此消彼长的政治势力，也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破灭。不仅描写了钟浩东、蒋碧玉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在抗战时期和台湾光复后“二.二八”事件中的命运遭遇，也表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