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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蒙是湖北的散文名家。他的散文，题材和风格多变。尤为论者称道的，是其善造恢弘的气势，用诗化的笔触，展现深沉的历史追思，包蕴厚重的文化内涵，融史、诗、思于一炉，呈现“大散文”的格局，被誉为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翘楚，并屡获大奖。他还兼以精辟的短章和娓娓的絮语，在生活化的风物描写、随兴化的萍踪游历、感性化的艺术品鉴中，抒写朴实的人生感悟，寄予悠远的文心艺思，又别具小品随笔的雅趣。
若别辟一径，从湖北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观照，任蒙散文亦逐渐显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任蒙的这些烙下“楚风汉韵”的创作，对于丰富湖北散文的地域文化风格，呈现武汉城市地域文化的发展面貌，都具备一定的意义。
漫卷任蒙散文创作的全貌，会发现记游之作颇多。他好像总是“在路上”，从苏北、三晋、豫中到江浙、川藏、台岛，从罗马、巴黎到俄罗斯、北欧，行踪所至，海内外的风景建筑、古迹遗踪，都是他叹嗟历史和反观现实，并哲思深寄的对象。任蒙生于鄂北乡村，从军、转业、修文、生活皆不离江城武汉，人生大半在湖北度过，楚地家乡的那些历史遗迹、历史名人、山水风光、生活习俗依然是他的文化之根，是其反复涉足与反复观照的对象。他不断地从中追问历史的风云变换，思考文化的传承演进，感叹人生的命运悲欢，体悟生活的情趣甘苦，也更易激发自我文化心理的认同。
对于笔下的楚地名胜，任蒙似乎有些偏爱。在《世外湖岛》一文中，作者沉醉于梁子湖自然朴素的湖光山色、古风犹存的渔家生活，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文字：“身临其中的山水美景，好似一个生活在寻常环境中的出众佳丽，不但有迷人的美貌，而且健康、成熟、大气，看上去落落大方，虽然没有闪烁的灯光照耀，也从来不施粉黛，但依然显出她独具的内在气质。”而对于“那个‘天堂’城市漂浮着迷人传说和华丽诗词的著名湖泊”的印象，则是“人声鼎沸，垂柳掩映的长堤和朦胧烟雨中的楼台，也全然没了历代文人笔下的那种诗意。那种园林式的湖光秀色虽然名骚天下，但与我们眼前的浩瀚湖波比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家碧玉，看不到一点自然大气，最多也只是一个经过了千百年包装的美丽女子。她们总是浓妆艳抹地婷立于舞台之中上，尽管有绝色之美，但人们经常目睹，不一定为之所动，甚至还有一种距离感”。任蒙还直言喜爱汉口解放公园返归自然的葱茏林木，对江南古典园林“极尽雕凿的花窗绣檐和工心堆砌的假山怪石不感兴趣”。这样的对比与评价，当然是各花入各眼，见仁见智，作者审美意趣的指向却判然分明。他秉持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观，自然醇朴，原生态，不被妆扮和虚饰。任蒙曾两游湖北境内地跨三县的绿林山，对春日的绿林山赞曰：“峰插云表，群崖雄立，溪流纵横，古林翳日，琪树连株，一处处花枝点缀其间，鸟语妙音随处可闻。山下一条鸳鸯溪蜿蜒数里，碧水秀树，胜似画中之景。绿林不愧是山觞水酌、不雨而润、不烟而雨，钟灵毓秀的山水胜地。”略略几笔描绘，如诗如画，勾勒出雄峻大气、清新秀美、如神仙化境一般的绿林春色。不同于江南的小桥流水、雕梁画栋、人头攒动，这些楚地的山水风物，人迹少至，寂寂无名，但不求工巧，自然秀美，古意盎然，作者对此情有独钟。
任蒙对各地古迹、山水迥然各异的审美判断，以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并不为瞬间的感兴左右，也绝非出于狭隘的本土情结，更立足于对历史的冷峻拷问和理性反思，代表着一种批判性的历史观和怀疑性的文化观。尤其是他对历史变迁的追问和思考，对王权压迫的蔑视和反抗，对自由诗意的向往和探求，多少承接了从古到今延续的楚人秉性和楚人情怀，呈现出地域精神和地域文化的影响。
文友们评介，日常生活中的任蒙是谦谦君子，儒雅善良，待人宽厚，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立意高远，拷问深切，言人所未言，破除思想的陈规和文化的盲从，思辨力量和批判锋芒鞭辟入里，正显现了戆直血性和怀疑理性兼具的古楚风范。在《悲壮的九宫山》、《绿林之光》和《残阳古兵寨》等篇中，作者游赏湖北九宫山、绿林山，凝视眼前的寂寞山林、兵寨残垣，回望历史的轰轰烈烈、铁血金戈，思索凝重深切。他痛惜李自成的英雄末路、殉难九宫，悲壮地赋予九宫山莫大的哀荣。但作者拷问：李自成若成功了，不过是又一个高皇太祖，弓藏狗烹的封建王朝历史还是周而复始。对李自成，后人感叹的还是“成王败寇”的老调，“这就是荒谬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绿林的秀色，见证了推翻腐朽王朝的豪杰壮举，青史永载。但作者看来，“一个封建王朝在一座山林里终结，又一个新的王朝从这里发端”，这是无法摆脱的局限。“从一个绿林走向下一个绿林，下一个绿林的前方还是绿林”，绿林也就成为封建统治怪圈轮回的一个符号。深沉的反思和精警的哲语，继续了传自屈原的永恒追问：“历史为什么是这样”，也揭开了尘封历史的奥秘，“封建历史注定是这样”！
任蒙对古迹遗址、历史人物展开批判性的审视，自然也走出了传统，融入现代人本主义与民主意识的影响。任蒙曾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始终是站在人民的角度，站在历史批判的角度来创作的，这辈子与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肯定是过不去的”[1]。所以他不喜欢“专为迎接某个帝王而建”的工巧园林，也拒绝众口趋鹜的雕琢亭台，对于代表极端权力和扭曲人性的明祖陵，以及搜刮民脂、奢侈靡费的马王堆文物，任蒙也是反思大于欣赏，尽管它们都名闻天下。甚至对于惯被视作民族脊梁和民族骄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他也直言不讳地称之为“帝王的院墙”、“封闭的围墙”，嘲弄着色厉内荏、固步自封的封建王朝。任蒙对长城的文化批判，还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的图景。在《登临长城》中，今日眼前游人如织的长城，让作者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当年修建长城的一幕：“像是蚂蚁忙碌的场景”，亿万“蚁民”被王权驱使着，步履艰难，匆匆忙忙，作者看不出混乱中的有序，只觉得卑微和渺小。而人类也像蚂蚁一样好战，每次战争之后，历史的风雨冲刷掉曾经的悲壮，遗留下的就是这一道报废的防护工事。在作者看来，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游乐场”，新的“游乐场”又出现了，现代人又如蚂蚁一般在其中流连，殊不知历史的路径在此走向了循环。任蒙对长城颠覆性的解读，虽国人一时难以接受，但其追问残酷历史和升平现实背后的真相，直指民族奴性灵魂的深处，振聋发聩，令世人警醒。 武汉位于北地与南国正中，长江汉水交汇其间，世称“九省通衢”，车舟往来便利通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千百年不断上演着行商汇聚、游子伫足、亲朋离合的场景。古楚的文化传统，又让武汉浸润于古老的传说，传承于悠久的历史，陶冶于氤氲的文气，自古就荟萃人文、别有风流辞采。所以在武汉，不惟有古来文人作家写下的名篇佳句、三教九流留下的功过是非，也处处可寻时代风云造就的轶闻掌故、历史变迁刻下的故迹遗踪。对于始终心怀诗情哲思、胸有历史丘壑的任蒙来说，常年生活、工作于这样一座城市，为它写下了独具地域文化风韵的篇什，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任蒙从不讳言自己的农家出身，在这个鄂北乡野少年当年的记忆中，汉口是儿时童谣唱得最多的城市。在《家住汉口》一文中，他回忆到：“那时向往中的汉口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只感到它是一个比我们那片山丘起伏的乡村要富有得多、热闹得多的地方，但它新奇、时尚。”多年以后，当他因为部队的调令来到这座城市时，“反而觉得它有些狭窄和拥塞，还有一股浓厚的世俗气息。原来，品读一座城市比了解一个人，需要更长、更透彻的过程。”繁华喧嚣的汉口都市，带给初来的任蒙的感觉，是忐忑不安、陌生疏离的。渐渐地，在不断的适应中，在一次次从千里之外、风雨兼程赶回这座城市里“那间攀着黑乎乎的楼梯才能走进去的小小居室”后，他莫名地融入了这座城市，并将半生与汉口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窗外“灯海车流的繁华，也渐渐属于别人，属于许多过客和当初如我那样的外来者”。不同于“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沈从文，后来的任蒙，对于武汉这座城市，已经是依恋、敬重甚至热爱了，“那童谣中的汉口早已消失，但它却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任蒙对武汉的身份融入和情感认同，除了来自于生活、工作建立起的血肉相依的联系，更因他一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关注与思考。他“认识属于自己家园的汉口，是从早已载入史籍的老汉口开始的，正如后生读懂一个饱经沧桑的前辈。”对武汉三镇久负盛名的人文遗迹和山水名胜，如黄鹤楼、古琴台、东湖等，任蒙似乎无意去吟咏；他格外钟爱的，是老汉口近百年的历史沧桑及所留下的印迹。在《百年风流江之岸》、《沧桑变迁出风华》、《“大汉口”往事》等文中，任蒙的笔触，可以说探及老汉口的各个角落，关涉老汉口的众多轶事。从曾经繁华热闹的京汉铁路火车站、舟楫林立的武汉港，到刻下殖民地屈辱印记的解放公园跑马场旧址、汉口沿江旧租界欧式建筑群；从经历过近代风云巨变的宝善里胡同、顺昌洋行、辛亥革命首义烈士陵园、苏联空军烈士墓，到见证了中国革命历程的黎黄陂路德琳公寓、鄱阳街“八七会议”遗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四军军部旧址等；还有不会讲中国话，却义正词严勇斗英国殖民者，夺回汉口英租界的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故事，任蒙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中国传统的许多诗文，惯于在探幽寻胜、咏史怀古中寄托感时伤世的思绪，抒发人生遭际之块垒；或者喟叹历史变迁的无常和岁月易逝的苍凉，抒写知音难觅的惆怅和游子飘泊的空茫。但任蒙的这些作品大有不同，作者试图通过探访老汉口的旧时街巷和古迹遗存，追溯老汉口的历史记忆和岁月变幻，评说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迹，感受历史风云为这里塑造的独特气质和个性，进而推崇这座弥漫码头气息的重镇在中国近代显现的历史担当，对其中蕴含的思想胆识、正气和勇气寄予敬重之情，并自豪地在文中分享这座城市的历史荣耀，通过文字自觉地守护自己城市的传统、故事与骄傲。这些散文，立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寄予着对浩然壮阔的近代历史的追思，充溢着对敢为人先的时代风范的怀念，挥洒着对铁血牺牲的无畏勇气的赞美，处处蕴含着深沉、庄重的哲思意味，特别显露出一种历史感浓郁的阳刚气质和豪爽的英雄主义气概。而这些，又与作者对汉口城市独有精神传统的提炼、认同与热爱密不可分，独具一种地域文化的风韵。
武汉学者樊星对任蒙有所期许[2]，希望其能够着力体现一种底蕴丰厚的地域文化，近年来任蒙上述以湖北、以老汉口为对象的创作，还有一些寄托怀乡忆亲之情、思考农民命运的创作，都多少回应了这一期许。虽然这些作品的对象不免芜杂，水准也是参差不齐，在其创作的整体格局中比例也略小，但依然显示了对湖北地域散文、特别是“汉派散文”作出的有益尝试和贡献。正如任蒙为汉口吉庆街牌楼撰写的两幅楹联，可见对汉口地域文化的深谙：“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中岁月沧桑和生活趣味共存；“江上闻楼春醉汉韵楚风，天下名街客陶市声民调”中俗世情调和楚风汉韵并呈，读者有理由期待任蒙对湖北和“汉派”地域文化更多、更鲜明、更深广的艺术表现。
（作者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1]戴新民选编：《任蒙散文研究》，第288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2月。
[2]樊星在2010年12月4日举行的“任蒙文化散文研讨会”上寄语任蒙：“写写自己的家乡，或者写一个文化底蕴比较丰厚的地域，集中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见戴新民选编：《任蒙散文研究》，第266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2月。
若别辟一径，从湖北地域文化的角度加以观照，任蒙散文亦逐渐显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任蒙的这些烙下“楚风汉韵”的创作，对于丰富湖北散文的地域文化风格，呈现武汉城市地域文化的发展面貌，都具备一定的意义。
漫卷任蒙散文创作的全貌，会发现记游之作颇多。他好像总是“在路上”，从苏北、三晋、豫中到江浙、川藏、台岛，从罗马、巴黎到俄罗斯、北欧，行踪所至，海内外的风景建筑、古迹遗踪，都是他叹嗟历史和反观现实，并哲思深寄的对象。任蒙生于鄂北乡村，从军、转业、修文、生活皆不离江城武汉，人生大半在湖北度过，楚地家乡的那些历史遗迹、历史名人、山水风光、生活习俗依然是他的文化之根，是其反复涉足与反复观照的对象。他不断地从中追问历史的风云变换，思考文化的传承演进，感叹人生的命运悲欢，体悟生活的情趣甘苦，也更易激发自我文化心理的认同。
对于笔下的楚地名胜，任蒙似乎有些偏爱。在《世外湖岛》一文中，作者沉醉于梁子湖自然朴素的湖光山色、古风犹存的渔家生活，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文字：“身临其中的山水美景，好似一个生活在寻常环境中的出众佳丽，不但有迷人的美貌，而且健康、成熟、大气，看上去落落大方，虽然没有闪烁的灯光照耀，也从来不施粉黛，但依然显出她独具的内在气质。”而对于“那个‘天堂’城市漂浮着迷人传说和华丽诗词的著名湖泊”的印象，则是“人声鼎沸，垂柳掩映的长堤和朦胧烟雨中的楼台，也全然没了历代文人笔下的那种诗意。那种园林式的湖光秀色虽然名骚天下，但与我们眼前的浩瀚湖波比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家碧玉，看不到一点自然大气，最多也只是一个经过了千百年包装的美丽女子。她们总是浓妆艳抹地婷立于舞台之中上，尽管有绝色之美，但人们经常目睹，不一定为之所动，甚至还有一种距离感”。任蒙还直言喜爱汉口解放公园返归自然的葱茏林木，对江南古典园林“极尽雕凿的花窗绣檐和工心堆砌的假山怪石不感兴趣”。这样的对比与评价，当然是各花入各眼，见仁见智，作者审美意趣的指向却判然分明。他秉持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观，自然醇朴，原生态，不被妆扮和虚饰。任蒙曾两游湖北境内地跨三县的绿林山，对春日的绿林山赞曰：“峰插云表，群崖雄立，溪流纵横，古林翳日，琪树连株，一处处花枝点缀其间，鸟语妙音随处可闻。山下一条鸳鸯溪蜿蜒数里，碧水秀树，胜似画中之景。绿林不愧是山觞水酌、不雨而润、不烟而雨，钟灵毓秀的山水胜地。”略略几笔描绘，如诗如画，勾勒出雄峻大气、清新秀美、如神仙化境一般的绿林春色。不同于江南的小桥流水、雕梁画栋、人头攒动，这些楚地的山水风物，人迹少至，寂寂无名，但不求工巧，自然秀美，古意盎然，作者对此情有独钟。
任蒙对各地古迹、山水迥然各异的审美判断，以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并不为瞬间的感兴左右，也绝非出于狭隘的本土情结，更立足于对历史的冷峻拷问和理性反思，代表着一种批判性的历史观和怀疑性的文化观。尤其是他对历史变迁的追问和思考，对王权压迫的蔑视和反抗，对自由诗意的向往和探求，多少承接了从古到今延续的楚人秉性和楚人情怀，呈现出地域精神和地域文化的影响。
文友们评介，日常生活中的任蒙是谦谦君子，儒雅善良，待人宽厚，但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立意高远，拷问深切，言人所未言，破除思想的陈规和文化的盲从，思辨力量和批判锋芒鞭辟入里，正显现了戆直血性和怀疑理性兼具的古楚风范。在《悲壮的九宫山》、《绿林之光》和《残阳古兵寨》等篇中，作者游赏湖北九宫山、绿林山，凝视眼前的寂寞山林、兵寨残垣，回望历史的轰轰烈烈、铁血金戈，思索凝重深切。他痛惜李自成的英雄末路、殉难九宫，悲壮地赋予九宫山莫大的哀荣。但作者拷问：李自成若成功了，不过是又一个高皇太祖，弓藏狗烹的封建王朝历史还是周而复始。对李自成，后人感叹的还是“成王败寇”的老调，“这就是荒谬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绿林的秀色，见证了推翻腐朽王朝的豪杰壮举，青史永载。但作者看来，“一个封建王朝在一座山林里终结，又一个新的王朝从这里发端”，这是无法摆脱的局限。“从一个绿林走向下一个绿林，下一个绿林的前方还是绿林”，绿林也就成为封建统治怪圈轮回的一个符号。深沉的反思和精警的哲语，继续了传自屈原的永恒追问：“历史为什么是这样”，也揭开了尘封历史的奥秘，“封建历史注定是这样”！
任蒙对古迹遗址、历史人物展开批判性的审视，自然也走出了传统，融入现代人本主义与民主意识的影响。任蒙曾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始终是站在人民的角度，站在历史批判的角度来创作的，这辈子与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肯定是过不去的”[1]。所以他不喜欢“专为迎接某个帝王而建”的工巧园林，也拒绝众口趋鹜的雕琢亭台，对于代表极端权力和扭曲人性的明祖陵，以及搜刮民脂、奢侈靡费的马王堆文物，任蒙也是反思大于欣赏，尽管它们都名闻天下。甚至对于惯被视作民族脊梁和民族骄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他也直言不讳地称之为“帝王的院墙”、“封闭的围墙”，嘲弄着色厉内荏、固步自封的封建王朝。任蒙对长城的文化批判，还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的图景。在《登临长城》中，今日眼前游人如织的长城，让作者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当年修建长城的一幕：“像是蚂蚁忙碌的场景”，亿万“蚁民”被王权驱使着，步履艰难，匆匆忙忙，作者看不出混乱中的有序，只觉得卑微和渺小。而人类也像蚂蚁一样好战，每次战争之后，历史的风雨冲刷掉曾经的悲壮，遗留下的就是这一道报废的防护工事。在作者看来，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游乐场”，新的“游乐场”又出现了，现代人又如蚂蚁一般在其中流连，殊不知历史的路径在此走向了循环。任蒙对长城颠覆性的解读，虽国人一时难以接受，但其追问残酷历史和升平现实背后的真相，直指民族奴性灵魂的深处，振聋发聩，令世人警醒。 武汉位于北地与南国正中，长江汉水交汇其间，世称“九省通衢”，车舟往来便利通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千百年不断上演着行商汇聚、游子伫足、亲朋离合的场景。古楚的文化传统，又让武汉浸润于古老的传说，传承于悠久的历史，陶冶于氤氲的文气，自古就荟萃人文、别有风流辞采。所以在武汉，不惟有古来文人作家写下的名篇佳句、三教九流留下的功过是非，也处处可寻时代风云造就的轶闻掌故、历史变迁刻下的故迹遗踪。对于始终心怀诗情哲思、胸有历史丘壑的任蒙来说，常年生活、工作于这样一座城市，为它写下了独具地域文化风韵的篇什，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任蒙从不讳言自己的农家出身，在这个鄂北乡野少年当年的记忆中，汉口是儿时童谣唱得最多的城市。在《家住汉口》一文中，他回忆到：“那时向往中的汉口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只感到它是一个比我们那片山丘起伏的乡村要富有得多、热闹得多的地方，但它新奇、时尚。”多年以后，当他因为部队的调令来到这座城市时，“反而觉得它有些狭窄和拥塞，还有一股浓厚的世俗气息。原来，品读一座城市比了解一个人，需要更长、更透彻的过程。”繁华喧嚣的汉口都市，带给初来的任蒙的感觉，是忐忑不安、陌生疏离的。渐渐地，在不断的适应中，在一次次从千里之外、风雨兼程赶回这座城市里“那间攀着黑乎乎的楼梯才能走进去的小小居室”后，他莫名地融入了这座城市，并将半生与汉口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窗外“灯海车流的繁华，也渐渐属于别人，属于许多过客和当初如我那样的外来者”。不同于“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沈从文，后来的任蒙，对于武汉这座城市，已经是依恋、敬重甚至热爱了，“那童谣中的汉口早已消失，但它却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任蒙对武汉的身份融入和情感认同，除了来自于生活、工作建立起的血肉相依的联系，更因他一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关注与思考。他“认识属于自己家园的汉口，是从早已载入史籍的老汉口开始的，正如后生读懂一个饱经沧桑的前辈。”对武汉三镇久负盛名的人文遗迹和山水名胜，如黄鹤楼、古琴台、东湖等，任蒙似乎无意去吟咏；他格外钟爱的，是老汉口近百年的历史沧桑及所留下的印迹。在《百年风流江之岸》、《沧桑变迁出风华》、《“大汉口”往事》等文中，任蒙的笔触，可以说探及老汉口的各个角落，关涉老汉口的众多轶事。从曾经繁华热闹的京汉铁路火车站、舟楫林立的武汉港，到刻下殖民地屈辱印记的解放公园跑马场旧址、汉口沿江旧租界欧式建筑群；从经历过近代风云巨变的宝善里胡同、顺昌洋行、辛亥革命首义烈士陵园、苏联空军烈士墓，到见证了中国革命历程的黎黄陂路德琳公寓、鄱阳街“八七会议”遗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四军军部旧址等；还有不会讲中国话，却义正词严勇斗英国殖民者，夺回汉口英租界的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故事，任蒙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中国传统的许多诗文，惯于在探幽寻胜、咏史怀古中寄托感时伤世的思绪，抒发人生遭际之块垒；或者喟叹历史变迁的无常和岁月易逝的苍凉，抒写知音难觅的惆怅和游子飘泊的空茫。但任蒙的这些作品大有不同，作者试图通过探访老汉口的旧时街巷和古迹遗存，追溯老汉口的历史记忆和岁月变幻，评说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迹，感受历史风云为这里塑造的独特气质和个性，进而推崇这座弥漫码头气息的重镇在中国近代显现的历史担当，对其中蕴含的思想胆识、正气和勇气寄予敬重之情，并自豪地在文中分享这座城市的历史荣耀，通过文字自觉地守护自己城市的传统、故事与骄傲。这些散文，立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寄予着对浩然壮阔的近代历史的追思，充溢着对敢为人先的时代风范的怀念，挥洒着对铁血牺牲的无畏勇气的赞美，处处蕴含着深沉、庄重的哲思意味，特别显露出一种历史感浓郁的阳刚气质和豪爽的英雄主义气概。而这些，又与作者对汉口城市独有精神传统的提炼、认同与热爱密不可分，独具一种地域文化的风韵。
武汉学者樊星对任蒙有所期许[2]，希望其能够着力体现一种底蕴丰厚的地域文化，近年来任蒙上述以湖北、以老汉口为对象的创作，还有一些寄托怀乡忆亲之情、思考农民命运的创作，都多少回应了这一期许。虽然这些作品的对象不免芜杂，水准也是参差不齐，在其创作的整体格局中比例也略小，但依然显示了对湖北地域散文、特别是“汉派散文”作出的有益尝试和贡献。正如任蒙为汉口吉庆街牌楼撰写的两幅楹联，可见对汉口地域文化的深谙：“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中岁月沧桑和生活趣味共存；“江上闻楼春醉汉韵楚风，天下名街客陶市声民调”中俗世情调和楚风汉韵并呈，读者有理由期待任蒙对湖北和“汉派”地域文化更多、更鲜明、更深广的艺术表现。
（作者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1]戴新民选编：《任蒙散文研究》，第288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2月。
[2]樊星在2010年12月4日举行的“任蒙文化散文研讨会”上寄语任蒙：“写写自己的家乡，或者写一个文化底蕴比较丰厚的地域，集中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见戴新民选编：《任蒙散文研究》，第266页，武汉出版社，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