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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几创热播收视纪录的导演，另一个是东京电影节影帝。当郑晓龙遇到王千源，迸发的是关于喜剧理想照进现实的火花。《新编辑部的故事》槽点无数，我们带着质疑提问，
换来的是导演说愿意回答“毫不客气”的提问，
因为只想做没做过的；影帝却承认：理想和现实需要喜剧来平衡。《新编》，不止离开了那个年代，也离开了王朔范儿。
尝试没什么不可以
王千源演过形形色色各种小人物。郑晓龙则喜欢体验截然不同的拍摄感觉，拍《甄传》是一种体验，拍《新编辑部的故事》（以下简称《新编》）又是一种体验。这是他们的相似，作为导演的各种尝试和作为演员的各种尝试。
郑晓龙：《新编辑部故事》找演员时，我媳妇跟我推荐的你，在这之前我真的不太清楚王老师。
王千源：没有名气。
郑晓龙：哪呀，我平时很少记演员，也很少看电视，我媳妇说你是挺好的演员，我说片子调来看看，我一看《钢的琴》，形象和我脑子里刘向前的形象重合到一块，觉得就是你。你这个人本身就有幽默感，在《钢的琴》里面的幽默感让我有种感觉，你肯定能演。但这时请你来，死活不愿意来，说老婆生孩子，各种各样的事推脱。制片人和副导演说选别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再去磕，最后就这么磕下来了。据说是大年三十在汽车盖子上跟你签的合同。
王千源：家里确实有事，一拖拖了两个多月。到大年二十九，我们吃着年夜饭，制片人曹平找我说咱这个事就别过年了，就在吃饭的餐厅外边签了。当时天太黑，签字的时候都没看合同，我想大导演还用看合同？其实你要不坚持的话，愿意上你戏的人很多，我也就错过了。
郑晓龙：就觉得你合适，我脑子里都想象的别人都不行。你在这个戏里的表演，我坚信会成为将来电视不断播出的华彩段落，太好玩了。
王千源：人总有一些恐惧感和惰性，演了将近二十年戏，本来很熟了，再接触一个新领域是需要勇气的。小人物说是好出彩，但也不太好演，大家经常见，比如一个小男人，在超市里工作的一个司机，你生活中经常见，就会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在我还有体力的时候应该是多面性的，不要把自己钉死了，比如说偶像派，大叔型，或者某个型。早晚有一天有演吐的时候，我先广播种，广撒网，在我经历丰富、感受力很强的时候，找一些更适合的角色演。
郑晓龙：老《编辑部的故事》时我们弄了六七个编剧，写得都不一样，最后确定王朔风格，其他人都不写了，只能王朔来写，冯小刚模仿得还不错，写了七集还是九集。新编辑部的剧本我前前后后弄了十年，不断在变化，原来还想按王朔那个路子弄，但很难写出那种感觉的东西。因为它带有很强烈的王朔风格，让每个人都按照王朔那种风格来写，怎么也做不到。经过这么多年，到了2010年，我们才确定了不一定非得是王朔那个路子，因为确实做不到。
王千源：当年王朔是谁啊，冯小刚是谁啊，现在他们功成名就了，你还有可能和这样的梦幻阵容合作吗？
郑晓龙：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我总不能和冯小刚联合去拍电影，很难了。
王千源：真有点想不出你拍完《甄传》还能掉头拍《新编辑部故事》，包括以前的《金婚》，甚至你还拍过电影《刮痧》，你的每一部作品风格都不一样，这就是我崇拜你的原因。我更崇拜你的原因是岁数比我大这么多，还敢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没有给自己框住，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艺术家。所以作为年轻人的我更不能有顾虑，想演就演，演戏是前人定下来的规矩，一定要说台词，一定要抑扬顿挫，其实可以突破一下，只要大家能接受，接受不了也不一定是错。现在小年轻穿裤子露出屁股沟，也没人说是耍流氓，这要在我小时候要打多少遍，刺青以前也是流氓，现在是艺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郑晓龙：如果我拍得跟老编辑部一样，说实在话，别人会说我炒冷饭，没新意。其实观众最好是不客气，我不用你客气，也不用夸。拍一个原来有影响的片子，有人从一开始就在等着挑毛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做这个事了，就让人挑吧，我不怕人挑毛病。
王千源：走老路也不是不可以，走出来人们未必能喜欢。就算模仿，前作已经给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你不可能翻越。如果话题都是新话题，表演还用过去的老一套现在观众也够呛能欣赏得了。只能用一些新的手法：双簧，相声，唱歌，玩闹，想象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幼儿园、大游乐场一样，世界在做游戏。为什么有正剧就不能有闹剧呢，况且不是说闹，是有理念的。一部剧出来，正面反面大家讨论越热，收视率就越高，人们处心积虑从剧里面挖掘第二话题，第三话题的时候，这个剧就已经成功了。
郑晓龙：我没那么功利，要是这么想，可能我就不拍这个片子，也省着别人憋足了劲给我挑毛病，我宁可拍那些原来没拍过的、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网上那些吐槽，比如说表演夸张，台词不接地气，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不接地气就不好吗？接地气只是艺术创作的一种，为什么《新编辑部故事》就非得接地气，老编辑部接地气吗？《甄传》接了哪个地气了？只不过这个片子出乎了很多人的观影经验而已。看看现在满频道播的什么玩意，没人说话。
物质带来的幸福感不可靠
王千源说，做演员很幸福，可以演坏蛋，因为每个人骨子里都是一个小坏蛋，干过坏事，有过不太好的想法。郑晓龙则提升了幸福的定义，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感觉。
王千源：你老了不应该去养老院，应该去幼儿园。认识你之前，我想这么牛逼的导演，肯定得有范儿，没想到你在现场导戏，自己笑得开心得不行。像打枪那场戏，你觉得打机枪不够，加两把手枪，最后在操场上我们休息的时候，拿枪在院子里打，打完了之后开心得像个小孩。
郑晓龙：我觉得挺高兴，洋洋得意。今天早晨我看电视还在播幸福感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感，我们拍的电视剧里讨论过了。
王千源：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幸福感，给家里打打电话，拍了一部新戏，每一天在棚里拍完戏之后出来晒太阳，包括我们每天都在回忆，人应该知足、满足，这就是幸福感。 郑晓龙：其实幸福不是别的，就是感觉，幸福不幸福是感觉的，不是物质的，而很多人是以物质做标准的。
王千源：有物质也带来感觉的。
郑晓龙：物质带来的感觉，比如说过去吃不上饭，觉得能穿暖吃饱饭就是幸福。过去过年才吃饺子，现在天天随便吃，这种幸福感反而降低了。有幸福没感觉时很可怜。怎么才能有感觉，就是降低对这些东西的要求。那天拍片，我说那么着急干吗，别着急，大家一紧张一着急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像我这种情况，一年若想挣钱多拍几部，有得是人屁股后面追着你，不用我拍，就到现场看看就能给钱，我说我都不乐意做这个事。我自己慢慢来做，它就会成功。
王千源：你拍片子太不急了，磕着瓜子跟大家聊，后来每个人拍一场戏就开始磕瓜子，全体演员都磕瓜子，这是我有史以来拍摄最轻松的一部戏，也是赶上全在棚里拍，有一点上下班的感觉，我们每天都要笑，在现场不笑，监视器那边就笑，很快乐的一次经历。
郑晓龙：我这人就是一边拍一边跟人聊天，拍完了我跟他们聊一会儿，再拍下一个镜头。这工作本来就很累，我不喜欢弄得乌眼鸡似的，不想剧组里面大家互相勾心斗角，每个剧组都是一个愉快的剧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至少有一个愉快的过程，我希望是这样子。拍戏本身如果合作不愉快，戏也很难拍得好看。
王千源：人生有时候挺累的。所以我尽量把人间这种痛苦的角色，加一些幽默的感觉，让人在观看你的时候，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模拟进入你这个喜剧的班底，模拟进入你这个所谓的超时空的时代，或者模拟进入你的生活，让大家去笑一次，舒服一下，哪怕是嘲笑。
喜剧与精神高潮
中国缺少好喜剧，郑晓龙说他只想试没试过的。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而躺在前作的成绩上重复动作，还不如去做房地产。王千源没那么固执，对他来说养家是第一位的，但是若有好角色，他也可以不计回报。
王千源：刘向前是一个风格化的喜剧人物，要有风格化的表演。风格化的表演到底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借鉴融会周星驰、赵本山，或者国外金凯瑞、憨豆的表演，捕捉人物处在一种痉挛状态下表情和心情。
郑晓龙：喜剧南北差异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给我敲响警钟，特别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差异会越来越大，赵本山的戏不过江，周立波就来不了北方。《新编辑部故事》要夸张的，重口味的，拍之前我就定了这种风格。我们把好多无厘头和后现代的东西放进去，载歌载舞和相声冠口放进去，把双簧和戏剧放进去，你的表演必须和这些一致。夸张有什么错吗，你看看金凯瑞夸张不夸张，不夸张叫喜剧吗？
王千源：喜剧比正剧难演，对演员要求更高，正剧是1，喜剧是2，你要了解1才能演2。比如说正常的哭和笑，正常的交流是这样，喜剧就不一样，非得有一种形式，一种感觉。虽然挺难演，但我觉得人在生活里都挺累的，烦事也挺多，有工作上的烦，有谈恋爱的烦，有家庭的烦，有父母长辈的烦，处在这个社会里面，人都是在忙忙叨叨，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两面派，所以人们需要喜剧。
郑晓龙：喜剧就得创新，刚开始看卓别林的人都觉得，能这么演吗？从来没见过，屁股还撅着走，这是人吗？观众看新编辑部恐怕也是刘姥姥进城的感觉，没见过这样拍法，观影经验里没有过。随着时间的过程，看第一遍不习惯，看第二遍，看第一集不行，看到最后一集，会觉得越来越不一样，这就是习惯，创新就会带来和别人的不一样。
王千源：我和你有点区别，我经常得重复，不重复我的青春就没了，就饿死了。但有的新鲜角色，比如《钢的琴》我都可以不要钱，钱先付给场工和化妆，等剧组解散了，上映前三天才把我的钱给我。
郑晓龙：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创新，《甄传》热了之后再照这个标准拍一个，更容易挣钱，为什么非得要去拍编辑部。我觉得要是把这活纯粹当作一个挣钱的事，就没劲了，文艺创作这种产品就得不一样，这个过程你是快乐的。如果重复就是为了挣钱，我还不如做房地产去呢，挣得比这多多了。所以我就老想有点不一样，有点创新，我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是特别快乐的，我老爱说精神之喜，其实就是精神射精，精神高潮，实际上这比物质的高潮还快乐。
王千源：我理解你的编辑部就是这个创新的壳，把那些严肃的话题调侃和讥讽出来，我刚才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游乐场，大家尽情玩，别太认真。
郑晓龙：那些带着审视眼光看剧的，觉得什么都不好，他享受不到看喜剧的放松的感觉，看喜剧一定要放松，扑哧一笑就拉倒。小陶红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看《泰》，我一开始正襟危坐在电影院里，前十分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可是旁边人都扑哧笑，过一会儿我就放松了，就跟着笑了，从头到尾看完我觉得挺好玩。我自己把这次观影变成一个愉快的过程，要说这个片子有什么营养不一定，我就是觉得好玩，挺好看的，《新编辑部故事》也是如此，况且它的内核都是严肃的话题，你看现在的电视剧有几个提这些严肃话题，要么家长里短，要么就是打鬼子，真正涉及生活话题都绕着走。
王千源：放松。别把它当个事儿，大家看一个乐，要是没人认识周星驰，把周星驰放里面不都骂死了。
FAMOUS：当年《编辑部的故事》成功之后，这些年你其实一直没有放弃继续这个故事的想法？
郑晓龙：对，因为它是话题剧，不是情节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剧。只是话题剧在审查方面需要考虑得比较多，这个片子在拍摄中间常常被打断，就是审查。毫无疑问，在中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得按照要求剪辑。但并不因为有审查就不拍这种戏，中国导演得学会摸清楚审查的规律。
FAMOUS：《新编》播出之后，网上有很多吐槽、拍板砖的。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郑晓龙：我不上网不知道。别人说得有道理我就听，多元和民主的社会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甄传》刚选演员的时候就被板砖拍了，那个阶段都是原著小说的粉丝，说选得不好。拍的时候还有人拍各种砖。刚开始播的时候也有各种吐槽，人民日报都拍板砖呢。直到播完火了，认可的人多了，骂的人就不说话了，有时候骂的人多了喜欢的人也就不说话了。现在的观众阅剧无数，要求也高了。 FAMOUS：你拍戏的时候有没有有意识想要尝试模仿美剧或者哪一种剧？
郑晓龙：没有任何我想模仿的，我每拍一部片子，人家要说你这个片子像什么，我立马没兴趣了。应该有创新，也许模仿比较容易，比较讨巧，但不是我想做的。老《编辑部的故事》模仿谁了？《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是在模仿，《甄传》我要是模仿了谁，观众还看吗？我总想做原来没做过的，有点新意的。
FAMOUS：做古装剧比现代剧更累吧？
郑晓龙：我没觉得更累，拍《甄传》没觉得比拍《新编》累。说实话拍《甄传》速度还快，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可是《新编》每一场是不是有笑点，我们都要排练。它跟生活离得太近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而对历史剧大家还有点陌生感和距离感。
FAMOUS：当作品挨骂或者受到别人质疑的时候，你会坚持自己吗？
郑晓龙：很多时候会坚持。我是一个能听别人意见的人，但我认为很多不是中肯的意见，那我听它干吗？比如说他们告诉我：晓龙，网上说你骄傲了，因为《甄传》播得好，《新编辑部故事》你就瞎拍，你说这种意见我能听吗？我只能是无则加勉，而不是有则改之。
王千源：我不会靠梦想生活
FAMOUS：生活中你是一个有喜剧细胞的人吗？
王千源：不会是最幽默的，每个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很放松的情况下，都具备幽默细胞，但是被激活、被打开是很难的。有的人在台下很活，但是台上不行；有的人在台下不说话，台上很行。
FAMOUS：这几年你研究国内外喜剧明星的表演，个人最喜欢哪种喜剧风格？
王千源：还是喜欢卓别林。他身上有绝对的喜剧天赋，能看出他的忧郁，也能看出他的调侃，特别喜欢《大独裁者》《淘金记》《流浪汉》，能叫人又笑又恨又怜。
FAMOUS：你觉得国产喜剧缺什么？
王千源：就是缺喜剧，现在很少有喜剧的好剧本，也缺好的导演和制作人。电视台演的没有什么很好的喜剧，都是家长里短、稍微幽默点的肥皂剧。
FAMOUS：葛优、王宝强、黄渤似乎都明确了自己的喜剧风格。你会专心朝演喜剧路上发展吗？
王千源：我从来不这么想，明天我遇见谁，要干什么，都不是规定好的。在这条路上遇到喜剧的剧本多了，我就按照这个走，正剧剧本多了，我又非常喜欢，也不会拒绝。我不会把自己归纳为喜剧演员，如果接到的戏没有一部是好喜剧，那不是害自己吗。我不排斥有理想，有时候理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有时候理想用不好，是非常伤害人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认清什么是生活当中真正的理想，人务实是最重要的。
换来的是导演说愿意回答“毫不客气”的提问，
因为只想做没做过的；影帝却承认：理想和现实需要喜剧来平衡。《新编》，不止离开了那个年代，也离开了王朔范儿。
尝试没什么不可以
王千源演过形形色色各种小人物。郑晓龙则喜欢体验截然不同的拍摄感觉，拍《甄传》是一种体验，拍《新编辑部的故事》（以下简称《新编》）又是一种体验。这是他们的相似，作为导演的各种尝试和作为演员的各种尝试。
郑晓龙：《新编辑部故事》找演员时，我媳妇跟我推荐的你，在这之前我真的不太清楚王老师。
王千源：没有名气。
郑晓龙：哪呀，我平时很少记演员，也很少看电视，我媳妇说你是挺好的演员，我说片子调来看看，我一看《钢的琴》，形象和我脑子里刘向前的形象重合到一块，觉得就是你。你这个人本身就有幽默感，在《钢的琴》里面的幽默感让我有种感觉，你肯定能演。但这时请你来，死活不愿意来，说老婆生孩子，各种各样的事推脱。制片人和副导演说选别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再去磕，最后就这么磕下来了。据说是大年三十在汽车盖子上跟你签的合同。
王千源：家里确实有事，一拖拖了两个多月。到大年二十九，我们吃着年夜饭，制片人曹平找我说咱这个事就别过年了，就在吃饭的餐厅外边签了。当时天太黑，签字的时候都没看合同，我想大导演还用看合同？其实你要不坚持的话，愿意上你戏的人很多，我也就错过了。
郑晓龙：就觉得你合适，我脑子里都想象的别人都不行。你在这个戏里的表演，我坚信会成为将来电视不断播出的华彩段落，太好玩了。
王千源：人总有一些恐惧感和惰性，演了将近二十年戏，本来很熟了，再接触一个新领域是需要勇气的。小人物说是好出彩，但也不太好演，大家经常见，比如一个小男人，在超市里工作的一个司机，你生活中经常见，就会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在我还有体力的时候应该是多面性的，不要把自己钉死了，比如说偶像派，大叔型，或者某个型。早晚有一天有演吐的时候，我先广播种，广撒网，在我经历丰富、感受力很强的时候，找一些更适合的角色演。
郑晓龙：老《编辑部的故事》时我们弄了六七个编剧，写得都不一样，最后确定王朔风格，其他人都不写了，只能王朔来写，冯小刚模仿得还不错，写了七集还是九集。新编辑部的剧本我前前后后弄了十年，不断在变化，原来还想按王朔那个路子弄，但很难写出那种感觉的东西。因为它带有很强烈的王朔风格，让每个人都按照王朔那种风格来写，怎么也做不到。经过这么多年，到了2010年，我们才确定了不一定非得是王朔那个路子，因为确实做不到。
王千源：当年王朔是谁啊，冯小刚是谁啊，现在他们功成名就了，你还有可能和这样的梦幻阵容合作吗？
郑晓龙：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我总不能和冯小刚联合去拍电影，很难了。
王千源：真有点想不出你拍完《甄传》还能掉头拍《新编辑部故事》，包括以前的《金婚》，甚至你还拍过电影《刮痧》，你的每一部作品风格都不一样，这就是我崇拜你的原因。我更崇拜你的原因是岁数比我大这么多，还敢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没有给自己框住，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艺术家。所以作为年轻人的我更不能有顾虑，想演就演，演戏是前人定下来的规矩，一定要说台词，一定要抑扬顿挫，其实可以突破一下，只要大家能接受，接受不了也不一定是错。现在小年轻穿裤子露出屁股沟，也没人说是耍流氓，这要在我小时候要打多少遍，刺青以前也是流氓，现在是艺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郑晓龙：如果我拍得跟老编辑部一样，说实在话，别人会说我炒冷饭，没新意。其实观众最好是不客气，我不用你客气，也不用夸。拍一个原来有影响的片子，有人从一开始就在等着挑毛病，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做这个事了，就让人挑吧，我不怕人挑毛病。
王千源：走老路也不是不可以，走出来人们未必能喜欢。就算模仿，前作已经给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你不可能翻越。如果话题都是新话题，表演还用过去的老一套现在观众也够呛能欣赏得了。只能用一些新的手法：双簧，相声，唱歌，玩闹，想象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幼儿园、大游乐场一样，世界在做游戏。为什么有正剧就不能有闹剧呢，况且不是说闹，是有理念的。一部剧出来，正面反面大家讨论越热，收视率就越高，人们处心积虑从剧里面挖掘第二话题，第三话题的时候，这个剧就已经成功了。
郑晓龙：我没那么功利，要是这么想，可能我就不拍这个片子，也省着别人憋足了劲给我挑毛病，我宁可拍那些原来没拍过的、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网上那些吐槽，比如说表演夸张，台词不接地气，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不接地气就不好吗？接地气只是艺术创作的一种，为什么《新编辑部故事》就非得接地气，老编辑部接地气吗？《甄传》接了哪个地气了？只不过这个片子出乎了很多人的观影经验而已。看看现在满频道播的什么玩意，没人说话。
物质带来的幸福感不可靠
王千源说，做演员很幸福，可以演坏蛋，因为每个人骨子里都是一个小坏蛋，干过坏事，有过不太好的想法。郑晓龙则提升了幸福的定义，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感觉。
王千源：你老了不应该去养老院，应该去幼儿园。认识你之前，我想这么牛逼的导演，肯定得有范儿，没想到你在现场导戏，自己笑得开心得不行。像打枪那场戏，你觉得打机枪不够，加两把手枪，最后在操场上我们休息的时候，拿枪在院子里打，打完了之后开心得像个小孩。
郑晓龙：我觉得挺高兴，洋洋得意。今天早晨我看电视还在播幸福感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感，我们拍的电视剧里讨论过了。
王千源：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幸福感，给家里打打电话，拍了一部新戏，每一天在棚里拍完戏之后出来晒太阳，包括我们每天都在回忆，人应该知足、满足，这就是幸福感。 郑晓龙：其实幸福不是别的，就是感觉，幸福不幸福是感觉的，不是物质的，而很多人是以物质做标准的。
王千源：有物质也带来感觉的。
郑晓龙：物质带来的感觉，比如说过去吃不上饭，觉得能穿暖吃饱饭就是幸福。过去过年才吃饺子，现在天天随便吃，这种幸福感反而降低了。有幸福没感觉时很可怜。怎么才能有感觉，就是降低对这些东西的要求。那天拍片，我说那么着急干吗，别着急，大家一紧张一着急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像我这种情况，一年若想挣钱多拍几部，有得是人屁股后面追着你，不用我拍，就到现场看看就能给钱，我说我都不乐意做这个事。我自己慢慢来做，它就会成功。
王千源：你拍片子太不急了，磕着瓜子跟大家聊，后来每个人拍一场戏就开始磕瓜子，全体演员都磕瓜子，这是我有史以来拍摄最轻松的一部戏，也是赶上全在棚里拍，有一点上下班的感觉，我们每天都要笑，在现场不笑，监视器那边就笑，很快乐的一次经历。
郑晓龙：我这人就是一边拍一边跟人聊天，拍完了我跟他们聊一会儿，再拍下一个镜头。这工作本来就很累，我不喜欢弄得乌眼鸡似的，不想剧组里面大家互相勾心斗角，每个剧组都是一个愉快的剧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至少有一个愉快的过程，我希望是这样子。拍戏本身如果合作不愉快，戏也很难拍得好看。
王千源：人生有时候挺累的。所以我尽量把人间这种痛苦的角色，加一些幽默的感觉，让人在观看你的时候，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模拟进入你这个喜剧的班底，模拟进入你这个所谓的超时空的时代，或者模拟进入你的生活，让大家去笑一次，舒服一下，哪怕是嘲笑。
喜剧与精神高潮
中国缺少好喜剧，郑晓龙说他只想试没试过的。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而躺在前作的成绩上重复动作，还不如去做房地产。王千源没那么固执，对他来说养家是第一位的，但是若有好角色，他也可以不计回报。
王千源：刘向前是一个风格化的喜剧人物，要有风格化的表演。风格化的表演到底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借鉴融会周星驰、赵本山，或者国外金凯瑞、憨豆的表演，捕捉人物处在一种痉挛状态下表情和心情。
郑晓龙：喜剧南北差异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给我敲响警钟，特别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差异会越来越大，赵本山的戏不过江，周立波就来不了北方。《新编辑部故事》要夸张的，重口味的，拍之前我就定了这种风格。我们把好多无厘头和后现代的东西放进去，载歌载舞和相声冠口放进去，把双簧和戏剧放进去，你的表演必须和这些一致。夸张有什么错吗，你看看金凯瑞夸张不夸张，不夸张叫喜剧吗？
王千源：喜剧比正剧难演，对演员要求更高，正剧是1，喜剧是2，你要了解1才能演2。比如说正常的哭和笑，正常的交流是这样，喜剧就不一样，非得有一种形式，一种感觉。虽然挺难演，但我觉得人在生活里都挺累的，烦事也挺多，有工作上的烦，有谈恋爱的烦，有家庭的烦，有父母长辈的烦，处在这个社会里面，人都是在忙忙叨叨，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两面派，所以人们需要喜剧。
郑晓龙：喜剧就得创新，刚开始看卓别林的人都觉得，能这么演吗？从来没见过，屁股还撅着走，这是人吗？观众看新编辑部恐怕也是刘姥姥进城的感觉，没见过这样拍法，观影经验里没有过。随着时间的过程，看第一遍不习惯，看第二遍，看第一集不行，看到最后一集，会觉得越来越不一样，这就是习惯，创新就会带来和别人的不一样。
王千源：我和你有点区别，我经常得重复，不重复我的青春就没了，就饿死了。但有的新鲜角色，比如《钢的琴》我都可以不要钱，钱先付给场工和化妆，等剧组解散了，上映前三天才把我的钱给我。
郑晓龙：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创新，《甄传》热了之后再照这个标准拍一个，更容易挣钱，为什么非得要去拍编辑部。我觉得要是把这活纯粹当作一个挣钱的事，就没劲了，文艺创作这种产品就得不一样，这个过程你是快乐的。如果重复就是为了挣钱，我还不如做房地产去呢，挣得比这多多了。所以我就老想有点不一样，有点创新，我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是特别快乐的，我老爱说精神之喜，其实就是精神射精，精神高潮，实际上这比物质的高潮还快乐。
王千源：我理解你的编辑部就是这个创新的壳，把那些严肃的话题调侃和讥讽出来，我刚才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游乐场，大家尽情玩，别太认真。
郑晓龙：那些带着审视眼光看剧的，觉得什么都不好，他享受不到看喜剧的放松的感觉，看喜剧一定要放松，扑哧一笑就拉倒。小陶红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看《泰》，我一开始正襟危坐在电影院里，前十分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可是旁边人都扑哧笑，过一会儿我就放松了，就跟着笑了，从头到尾看完我觉得挺好玩。我自己把这次观影变成一个愉快的过程，要说这个片子有什么营养不一定，我就是觉得好玩，挺好看的，《新编辑部故事》也是如此，况且它的内核都是严肃的话题，你看现在的电视剧有几个提这些严肃话题，要么家长里短，要么就是打鬼子，真正涉及生活话题都绕着走。
王千源：放松。别把它当个事儿，大家看一个乐，要是没人认识周星驰，把周星驰放里面不都骂死了。
FAMOUS：当年《编辑部的故事》成功之后，这些年你其实一直没有放弃继续这个故事的想法？
郑晓龙：对，因为它是话题剧，不是情节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剧。只是话题剧在审查方面需要考虑得比较多，这个片子在拍摄中间常常被打断，就是审查。毫无疑问，在中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得按照要求剪辑。但并不因为有审查就不拍这种戏，中国导演得学会摸清楚审查的规律。
FAMOUS：《新编》播出之后，网上有很多吐槽、拍板砖的。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郑晓龙：我不上网不知道。别人说得有道理我就听，多元和民主的社会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甄传》刚选演员的时候就被板砖拍了，那个阶段都是原著小说的粉丝，说选得不好。拍的时候还有人拍各种砖。刚开始播的时候也有各种吐槽，人民日报都拍板砖呢。直到播完火了，认可的人多了，骂的人就不说话了，有时候骂的人多了喜欢的人也就不说话了。现在的观众阅剧无数，要求也高了。 FAMOUS：你拍戏的时候有没有有意识想要尝试模仿美剧或者哪一种剧？
郑晓龙：没有任何我想模仿的，我每拍一部片子，人家要说你这个片子像什么，我立马没兴趣了。应该有创新，也许模仿比较容易，比较讨巧，但不是我想做的。老《编辑部的故事》模仿谁了？《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是在模仿，《甄传》我要是模仿了谁，观众还看吗？我总想做原来没做过的，有点新意的。
FAMOUS：做古装剧比现代剧更累吧？
郑晓龙：我没觉得更累，拍《甄传》没觉得比拍《新编》累。说实话拍《甄传》速度还快，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可是《新编》每一场是不是有笑点，我们都要排练。它跟生活离得太近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而对历史剧大家还有点陌生感和距离感。
FAMOUS：当作品挨骂或者受到别人质疑的时候，你会坚持自己吗？
郑晓龙：很多时候会坚持。我是一个能听别人意见的人，但我认为很多不是中肯的意见，那我听它干吗？比如说他们告诉我：晓龙，网上说你骄傲了，因为《甄传》播得好，《新编辑部故事》你就瞎拍，你说这种意见我能听吗？我只能是无则加勉，而不是有则改之。
王千源：我不会靠梦想生活
FAMOUS：生活中你是一个有喜剧细胞的人吗？
王千源：不会是最幽默的，每个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很放松的情况下，都具备幽默细胞，但是被激活、被打开是很难的。有的人在台下很活，但是台上不行；有的人在台下不说话，台上很行。
FAMOUS：这几年你研究国内外喜剧明星的表演，个人最喜欢哪种喜剧风格？
王千源：还是喜欢卓别林。他身上有绝对的喜剧天赋，能看出他的忧郁，也能看出他的调侃，特别喜欢《大独裁者》《淘金记》《流浪汉》，能叫人又笑又恨又怜。
FAMOUS：你觉得国产喜剧缺什么？
王千源：就是缺喜剧，现在很少有喜剧的好剧本，也缺好的导演和制作人。电视台演的没有什么很好的喜剧，都是家长里短、稍微幽默点的肥皂剧。
FAMOUS：葛优、王宝强、黄渤似乎都明确了自己的喜剧风格。你会专心朝演喜剧路上发展吗？
王千源：我从来不这么想，明天我遇见谁，要干什么，都不是规定好的。在这条路上遇到喜剧的剧本多了，我就按照这个走，正剧剧本多了，我又非常喜欢，也不会拒绝。我不会把自己归纳为喜剧演员，如果接到的戏没有一部是好喜剧，那不是害自己吗。我不排斥有理想，有时候理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有时候理想用不好，是非常伤害人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认清什么是生活当中真正的理想，人务实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