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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健曾说，他很羡慕那些诗人，可以用最生动简洁的语言把人最幽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他不善言辞，讲述的都是最平和易懂的大白话，但这些年来他用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人物形象，
来诉说自己内心深处从未磨灭的、对人世的善意与关怀。
从“坏人”到“好人”
我出生那天，下起了大雪，父亲给我起名“雪见”，两三岁时我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父亲给我改名“雪健”，希望我日后能够健壮起来。11岁那年，我们举家迁往贵州凯里，因为我说的山东话在凯里人听起来更接近普通话，我被选进了校文艺宣传队。 到16岁进工厂时，因为在学校会演点节目，也进了工厂的宣传队，山东快书、舞蹈、小合唱，什么都演。我并不是从小喜欢表演，因为当时加入宣传队是有条件的，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其实是不够格的，但能被选入宣传队，我为了尊严，也要在任何岗位都干出名堂来。那时我一边在工厂当车工，一边在宣传队宣传，演些“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当时我有个外号叫“小穆”，就是在演完《白毛女》的穆仁智之后被人起的。也是为了偷懒，车工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挺累的，宣传队却能到处跑，这样我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站半年，在外面演出跑半年，觉得生活挺丰富。
后来我进了空政话剧团，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那部戏是我第一次演主角，属于“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揣摩这个人物我花了很大心思，平时走路都是“林彪式”的，瘦了二十斤，每次上台前都要少吃，这样才能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效果出来，观众愕然，我也没想到。有次演出后，王光美上台慰问，到我面前愤怒地不愿意跟我握手，我最初一愣，立刻就高兴了：看来这个角色成功了。
事业的另一个折点是演了《渴望》。推荐我的是导演鲁晓威的父亲鲁威老爷子，他做《千秋大业》的时候我跟着他，后来他看到《渴望》剧本，就说李雪健来演宋大成最合适，还说你做不了演员可以干美工。那时我哪懂演戏，是鲁晓威给了我很多指导。
1989年我出演了电影《焦裕禄》，导演嫌我演宋大成的时候胖，让我减肥，一天一碗小白菜汤，饿得我偷偷买瓜子嗑，看到什么都两眼“贼光”。有一场戏是焦裕禄看到儿子扔窝头，打了孩子，演的时候我真生气，眼里那饿的感觉不用演都有，因为是真的饿。
《渴望》和《焦裕禄》让我真正有了名气，有人问我，演林彪算是“坏人”起家，再演“好人”，是不是想转型？其实当时真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也有可能我演的林彪在那个时候被拍成电视剧，大家记住的就是那个形象了，这是一个缘分。就像《渴望》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室内剧的作品，有话题，剧情又贴近生活，那个年代大家也都有呼唤真情的愿望，凑在一块儿，这个戏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后来的《焦裕禄》也是有大家对这样的干部有一种情感在里头，赶在一起，就成了“好人”这样一个形象，拍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包括《九·一三事件》，我想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这样，这是职业，我只是在认真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后就有很多好人角色来找我了。我的条件自己也知道，只能追求成为一个性格演员，不能追求成为性格化的偶像。所以每次拿到剧本，我都会仔细研究，看在方方面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有，那就放心去接；没有，就再琢磨琢磨，争取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点。尤其病了之后，我更谨慎了。年轻时觉得应该演得多一点，尝试得多一点，现在这个年龄了，就觉得越演越少了，演一个是一个，心态也有了些变化。现在更想演一些能够在观众心中立得住的角色，也想给观众一些新鲜的，比如最近我在新剧《人说一句话》里演了一个太监。
到现在也弄不明白票房
“好人”角色仍在传承。三年前，我出演了杨善洲。对这个角色，正如二十年前对焦裕禄，我没有压力，他们是同辈人，都是我的父辈，我对他们一点都不陌生，要演他们，我骨子里有激情，有创作的欲望。有点不同的是，杨善洲毕竟是我演完焦裕禄20年后，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演杨善洲的时候，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那些事迹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一些炒作的成分？因为时代变了。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我深入到杨善洲生活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调查，等我真正熟悉他了，我对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个问号而脸红了，我感到羞耻。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话：做戏先做人。我也是一个党员，我在反思我为什么心里会有这个问号。
《杨善洲》公映的时候，我正在昆明，云南观众的热烈反应让我很兴奋。晚上跟爱人通电话，她说在北京的一家影院，全天只在中午排了一场，全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她。这一晚上我都没睡着。后来儿子告诉我，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排了一场，有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他。我觉得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发凉，跟朋友说，以后我要哭着过了，同期上映的《变形金刚3》当天票房就过亿了，我得去看看这样的电影到底什么样。看完觉得，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广告片能一天票房上亿，我不懂。后来政府组织包场看《杨善洲》，它的票房也过亿了。有个朋友跟我说，和他一起看的孩子流泪了，我说，我也要流泪了。这后来，我拒绝看商业大片。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相似的人物和电影，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开始做演员的时候，觉得影视是导演的艺术，现在的戏，经常是不懂艺术的投资方控制一切。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影视剧，觉得这人物演得不对啊，可是收视率又特别高……
但不管如何，我一直非常珍惜“演员”这个身份。演员演过多少人物，就能像这些人物那样活一次，感受他们的人生。演过一个善良的人，怎能不崇敬、向往善良？所以现在除了演戏，我还希望把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和观点传达出去。《杨善洲》不受大众欢迎，我耿耿于怀的不是因为它是我演的戏，而是我觉得杨善洲这样的好人，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生过一场病，懂得“日日是好日”
2000年，电视剧《中国轨道》拍到一小半时，我发现自己病了，鼻咽癌。剧组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必须拍完，尽量把我的戏往前赶一赶。当时心里很简单，我没有感受到一个人生命存亡的压力，唯一想的就是，如果这个戏因为我没拍成，把这戏给毁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臭名百年，这个是我过不去的。旁观者可能会觉得“这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可对我来说，这一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只有感恩。演员这个职业，老前辈说“戏比天大”，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几十年下来养成的，自然而然的，是这个职业在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事后我才发现，我这样做，把压力都给了爱人、剧组和亲朋好友。爱人知道我脾气，她没有阻止我拍戏，只是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最终的方案是剧组从陕西渭南搬到北京，上午她带我去医院治疗，下午我回剧组拍戏。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组人含着泪给我鼓掌，我并没感觉有多么严重，后来才意识到，我的爱人、剧组的人、亲朋好友为此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遗憾的是，这部戏最后还是从20集压缩到了14集，还是有很多戏没拍。
后来我开始接受放疗，副作用很大，脖子甚至开始溃烂，但不能让它长，否则前面的治疗全部作废；到了化疗阶段，每天一动都不能动，当时那感觉，就像我们到饭馆吃鱼，店家捞条鱼让你看看，活蹦乱跳的，然后当着你的面把它摔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那条被摔的鱼。
我想过放弃，实在太痛苦了。有一次田壮壮给我打电话，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给我写了封信，用批评的办法鼓励我，他说，你现在再难，有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难吗？那时候都过来了，现在怎么就过不去了？人最怕的就是缺了精气神儿，没有过不去的。我儿子当时13岁，隐隐约约觉得家里出事了，他属兔，有个常戴的小兔子玩意儿，他把那个小兔子送给我，希望保佑我平安……这些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让我挺了过来。
中间我还去过史铁生家几次，听他念自己的作品，“专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他对生命的看法对我有不小的影响。后来我开始练字、学画、看了一些书。以前看老子、孔子觉得不懂，现在懂了。老子说“日日是好日”，好像每一天都是好天，仔细读了会知道，他是说不管今天到底是什么样，都把它当成好日子来珍惜。人生也就几万天，如果把每天都作为好日子来过，人生态度不一样了，再做起事状态就不一样了。
两年后我就复出拍戏了，医生说适当参加一些工作对恢复有好处。我现在的状况用“奇迹”形容有点重，但医生开玩笑说，你已经“摘帽”了！就是说我不是病人了。这场病改变了我很多，用我爱人的话说，“改掉了很多恶习”，恢复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大家都说我演戏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人生经历，虽说是个坎儿，但对我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想老天爷还是爱我的。
角色不分大小
出演《一九四二》也是一种缘分，2000年冯小刚导演把剧本给到我时，让我演的就是李培基。当年这戏没拍成，我也大病了一场，真要拍成了，我肯定也参加不了。等真开拍了，到了片场，大家在一块聊天，我说如果不是身体问题，我愿意跟任何演员竞争“老东家”这个角色，这话有两层意思：老东家在这个戏当中很厚、很难演，演员一辈子能摊上几个有大挑战的角色？又是这么严谨的导演和团队，我对国立老弟有一种期待，同时也掺杂着一点羡慕。
当然李培基这个角色也很有分量，我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资料搜集。这么多年，我的习惯是，不管角色大小，开拍前一定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不是我非要这样做，是这个职业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打从开始学这行，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拍《一九四二》的时候，每场戏我都准备了起码三种方案，每个方案都不一样，顺着不行就逆着来。角色是不分大小的，你不做前期工作，怎么能演好一个人物呢？即便是同一个角色，不同的导演也会拍出不同的理解层面，所以还要在开拍前跟导演沟通，也要跟演对手戏的演员沟通。
从入行开始，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生活的一代人，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走。我没能力也没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什么大业，也没这种冲动。艺术、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和帮助的，不是纯娱乐、八卦，应该看到我们职业的意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
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我的人生走到现在，只有两个字：珍惜。活到现在，我在生活中越来越简单，表演中越来越复杂。接到的本子不少，但能让我产生冲动的不多，所以每接一个，我都想减少它的遗憾，尽量把它想得复杂，别把什么落下了。在片场吃着盒饭、琢磨着戏，觉得特别幸福，人生价值很圆满。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从不马虎从不应付的人，对任何戏都是百分百投入，拿生命来演，所以得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不能一年到头都死拼。这样一部戏拍完了，休息的时候也觉得简单、轻松。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现在会有意识地寻找轻松愉快，不拍戏的时候就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挺好。
他不善言辞，讲述的都是最平和易懂的大白话，但这些年来他用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人物形象，
来诉说自己内心深处从未磨灭的、对人世的善意与关怀。
从“坏人”到“好人”
我出生那天，下起了大雪，父亲给我起名“雪见”，两三岁时我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父亲给我改名“雪健”，希望我日后能够健壮起来。11岁那年，我们举家迁往贵州凯里，因为我说的山东话在凯里人听起来更接近普通话，我被选进了校文艺宣传队。 到16岁进工厂时，因为在学校会演点节目，也进了工厂的宣传队，山东快书、舞蹈、小合唱，什么都演。我并不是从小喜欢表演，因为当时加入宣传队是有条件的，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其实是不够格的，但能被选入宣传队，我为了尊严，也要在任何岗位都干出名堂来。那时我一边在工厂当车工，一边在宣传队宣传，演些“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当时我有个外号叫“小穆”，就是在演完《白毛女》的穆仁智之后被人起的。也是为了偷懒，车工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挺累的，宣传队却能到处跑，这样我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站半年，在外面演出跑半年，觉得生活挺丰富。
后来我进了空政话剧团，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那部戏是我第一次演主角，属于“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揣摩这个人物我花了很大心思，平时走路都是“林彪式”的，瘦了二十斤，每次上台前都要少吃，这样才能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效果出来，观众愕然，我也没想到。有次演出后，王光美上台慰问，到我面前愤怒地不愿意跟我握手，我最初一愣，立刻就高兴了：看来这个角色成功了。
事业的另一个折点是演了《渴望》。推荐我的是导演鲁晓威的父亲鲁威老爷子，他做《千秋大业》的时候我跟着他，后来他看到《渴望》剧本，就说李雪健来演宋大成最合适，还说你做不了演员可以干美工。那时我哪懂演戏，是鲁晓威给了我很多指导。
1989年我出演了电影《焦裕禄》，导演嫌我演宋大成的时候胖，让我减肥，一天一碗小白菜汤，饿得我偷偷买瓜子嗑，看到什么都两眼“贼光”。有一场戏是焦裕禄看到儿子扔窝头，打了孩子，演的时候我真生气，眼里那饿的感觉不用演都有，因为是真的饿。
《渴望》和《焦裕禄》让我真正有了名气，有人问我，演林彪算是“坏人”起家，再演“好人”，是不是想转型？其实当时真没有考虑过那么多，也有可能我演的林彪在那个时候被拍成电视剧，大家记住的就是那个形象了，这是一个缘分。就像《渴望》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室内剧的作品，有话题，剧情又贴近生活，那个年代大家也都有呼唤真情的愿望，凑在一块儿，这个戏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后来的《焦裕禄》也是有大家对这样的干部有一种情感在里头，赶在一起，就成了“好人”这样一个形象，拍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包括《九·一三事件》，我想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这样，这是职业，我只是在认真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后就有很多好人角色来找我了。我的条件自己也知道，只能追求成为一个性格演员，不能追求成为性格化的偶像。所以每次拿到剧本，我都会仔细研究，看在方方面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有，那就放心去接；没有，就再琢磨琢磨，争取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点。尤其病了之后，我更谨慎了。年轻时觉得应该演得多一点，尝试得多一点，现在这个年龄了，就觉得越演越少了，演一个是一个，心态也有了些变化。现在更想演一些能够在观众心中立得住的角色，也想给观众一些新鲜的，比如最近我在新剧《人说一句话》里演了一个太监。
到现在也弄不明白票房
“好人”角色仍在传承。三年前，我出演了杨善洲。对这个角色，正如二十年前对焦裕禄，我没有压力，他们是同辈人，都是我的父辈，我对他们一点都不陌生，要演他们，我骨子里有激情，有创作的欲望。有点不同的是，杨善洲毕竟是我演完焦裕禄20年后，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演杨善洲的时候，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那些事迹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一些炒作的成分？因为时代变了。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我深入到杨善洲生活过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调查，等我真正熟悉他了，我对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个问号而脸红了，我感到羞耻。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话：做戏先做人。我也是一个党员，我在反思我为什么心里会有这个问号。
《杨善洲》公映的时候，我正在昆明，云南观众的热烈反应让我很兴奋。晚上跟爱人通电话，她说在北京的一家影院，全天只在中午排了一场，全场只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她。这一晚上我都没睡着。后来儿子告诉我，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排了一场，有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他。我觉得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发凉，跟朋友说，以后我要哭着过了，同期上映的《变形金刚3》当天票房就过亿了，我得去看看这样的电影到底什么样。看完觉得，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广告片能一天票房上亿，我不懂。后来政府组织包场看《杨善洲》，它的票房也过亿了。有个朋友跟我说，和他一起看的孩子流泪了，我说，我也要流泪了。这后来，我拒绝看商业大片。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相似的人物和电影，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开始做演员的时候，觉得影视是导演的艺术，现在的戏，经常是不懂艺术的投资方控制一切。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影视剧，觉得这人物演得不对啊，可是收视率又特别高……
但不管如何，我一直非常珍惜“演员”这个身份。演员演过多少人物，就能像这些人物那样活一次，感受他们的人生。演过一个善良的人，怎能不崇敬、向往善良？所以现在除了演戏，我还希望把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和观点传达出去。《杨善洲》不受大众欢迎，我耿耿于怀的不是因为它是我演的戏，而是我觉得杨善洲这样的好人，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生过一场病，懂得“日日是好日”
2000年，电视剧《中国轨道》拍到一小半时，我发现自己病了，鼻咽癌。剧组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必须拍完，尽量把我的戏往前赶一赶。当时心里很简单，我没有感受到一个人生命存亡的压力，唯一想的就是，如果这个戏因为我没拍成，把这戏给毁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就是臭名百年，这个是我过不去的。旁观者可能会觉得“这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可对我来说，这一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只有感恩。演员这个职业，老前辈说“戏比天大”，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几十年下来养成的，自然而然的，是这个职业在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事后我才发现，我这样做，把压力都给了爱人、剧组和亲朋好友。爱人知道我脾气，她没有阻止我拍戏，只是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最终的方案是剧组从陕西渭南搬到北京，上午她带我去医院治疗，下午我回剧组拍戏。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组人含着泪给我鼓掌，我并没感觉有多么严重，后来才意识到，我的爱人、剧组的人、亲朋好友为此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遗憾的是，这部戏最后还是从20集压缩到了14集，还是有很多戏没拍。
后来我开始接受放疗，副作用很大，脖子甚至开始溃烂，但不能让它长，否则前面的治疗全部作废；到了化疗阶段，每天一动都不能动，当时那感觉，就像我们到饭馆吃鱼，店家捞条鱼让你看看，活蹦乱跳的，然后当着你的面把它摔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那条被摔的鱼。
我想过放弃，实在太痛苦了。有一次田壮壮给我打电话，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给我写了封信，用批评的办法鼓励我，他说，你现在再难，有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难吗？那时候都过来了，现在怎么就过不去了？人最怕的就是缺了精气神儿，没有过不去的。我儿子当时13岁，隐隐约约觉得家里出事了，他属兔，有个常戴的小兔子玩意儿，他把那个小兔子送给我，希望保佑我平安……这些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让我挺了过来。
中间我还去过史铁生家几次，听他念自己的作品，“专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他对生命的看法对我有不小的影响。后来我开始练字、学画、看了一些书。以前看老子、孔子觉得不懂，现在懂了。老子说“日日是好日”，好像每一天都是好天，仔细读了会知道，他是说不管今天到底是什么样，都把它当成好日子来珍惜。人生也就几万天，如果把每天都作为好日子来过，人生态度不一样了，再做起事状态就不一样了。
两年后我就复出拍戏了，医生说适当参加一些工作对恢复有好处。我现在的状况用“奇迹”形容有点重，但医生开玩笑说，你已经“摘帽”了！就是说我不是病人了。这场病改变了我很多，用我爱人的话说，“改掉了很多恶习”，恢复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大家都说我演戏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个人生经历，虽说是个坎儿，但对我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想老天爷还是爱我的。
角色不分大小
出演《一九四二》也是一种缘分，2000年冯小刚导演把剧本给到我时，让我演的就是李培基。当年这戏没拍成，我也大病了一场，真要拍成了，我肯定也参加不了。等真开拍了，到了片场，大家在一块聊天，我说如果不是身体问题，我愿意跟任何演员竞争“老东家”这个角色，这话有两层意思：老东家在这个戏当中很厚、很难演，演员一辈子能摊上几个有大挑战的角色？又是这么严谨的导演和团队，我对国立老弟有一种期待，同时也掺杂着一点羡慕。
当然李培基这个角色也很有分量，我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资料搜集。这么多年，我的习惯是，不管角色大小，开拍前一定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不是我非要这样做，是这个职业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打从开始学这行，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拍《一九四二》的时候，每场戏我都准备了起码三种方案，每个方案都不一样，顺着不行就逆着来。角色是不分大小的，你不做前期工作，怎么能演好一个人物呢？即便是同一个角色，不同的导演也会拍出不同的理解层面，所以还要在开拍前跟导演沟通，也要跟演对手戏的演员沟通。
从入行开始，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生活的一代人，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走。我没能力也没水平设计自己的未来，或者说什么大业，也没这种冲动。艺术、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和帮助的，不是纯娱乐、八卦，应该看到我们职业的意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
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我的人生走到现在，只有两个字：珍惜。活到现在，我在生活中越来越简单，表演中越来越复杂。接到的本子不少，但能让我产生冲动的不多，所以每接一个，我都想减少它的遗憾，尽量把它想得复杂，别把什么落下了。在片场吃着盒饭、琢磨着戏，觉得特别幸福，人生价值很圆满。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从不马虎从不应付的人，对任何戏都是百分百投入，拿生命来演，所以得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不能一年到头都死拼。这样一部戏拍完了，休息的时候也觉得简单、轻松。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现在会有意识地寻找轻松愉快，不拍戏的时候就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