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6日，法国巴黎，习近平、马克龙、默克尔、容克一同走进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会场，现场掌声雷动。
　　如果把历史坐标往前推进100年，彼时的巴黎也在举行一场事关全球的重要会议——巴黎和会。那时，步入会场、主导会议的“四巨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中国作为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却不得不面对任人宰割的命运。
　　百年沧桑巨变，百年励精图治。自1919年之后，中国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砥砺奋进的发展航程。

一战华工，迟到百年的关注

　　2014年，一戰爆发100年之际，中国政府代表李肇星出席在法国举行的纪念活动时，带去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法方举行一战百年纪念活动，反思战争，倡导和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二天，他来到法国索姆省滨海努瓦耶勒市诺莱特华工墓园，凭吊安葬在那里的884名一战华工。
　　“842？（葬有884人）块墓碑竖立在一片由公墓管理处精心维护的翠绿之中……夏季路过那里的度假者们，请你们沉思一下，对于这些来自远东的孩子们请你们心存感激，他们带来他们的臂膀用来保卫法兰西的土地，他们死在了这场他们也许从没有理解过的战争中。”法国学者多米尼克·马亚尔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描写过这片墓地。在一战中付出生命的华人劳工曾经默默无闻，甚至不被承认。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他们才开始受到关注。
　　这是一份迟到了近百年的关注。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彼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华民国满目疮痍，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一战的参战双方各国都对中国虎视眈眈，企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北京政府宣布中立，但又采用了“以工代兵”的办法暗中参战，为协约国输送了超过14万名劳工，参与作战。
　　招募华工一事，法国最为积极。作为主要参战国，法国人员损伤重大，青壮年都被征召上前线，后方的辎重运输和军需品制造急缺劳动力。首批奔赴欧洲战场的华工，于1916年8月24日抵达法国。一到欧洲，他们就被划拨到各处，不仅在重工企业、汽车公司、港口码头等地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而且身处战争前线，负责挖战壕、救伤兵、送给养，甚至直接参战。1917年，在法国皮卡第地区的一场战斗中，协约国英军士兵全部负伤，挖掘战壕的华工冒着吸入毒气的危险，将英军士兵背到后方，然后手持镐头和铁铲与德军肉搏。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连名字和编号都没有留下。
　　当年前往欧洲的华工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都经过严格挑选，身强力壮，工作能力出色。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7天，极少休息。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法国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注意到：“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工厂中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在军队中雇佣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
　　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战争胜利后只有约11万人回到祖国，另有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而牺牲的2万多人中，有名有姓者只找到1874名，被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让华工的牺牲被忽视。巨画《战争的圣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这幅描绘胜利景象的作品构思于1914年，但在即将完成的1917年，为了加上刚参战的美国人而涂抹掉了华工。
　　直到1988年，纪念一战结束70周年时，法国政府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华工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当年11月28日，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名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同一天，法国政府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予当时仍健在的两位华工——94岁的吕虎臣和92岁的曾广培。
　　转眼又是30年过去，更多历史资料浮出水面，华工对一战的贡献获得了广泛认可。2018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和数十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齐聚巴黎，出席一战停战百年纪念仪式。在凯旋门前，各国元首神色庄严，倾听一位华裔女孩用普通话朗读《休战日之狂欢》：“忽闻教堂钟声、工厂汽笛声，以及场外欢呼声，与歌唱声同时并作，余辈惊问何故，始知休战条约已签订，战争从此可以终止矣。其何日也，即余永久不忘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也。”这是华工顾杏卿的日记，记录了他在法国亲历一战结束的狂喜时刻。

巴黎和会，点燃“五四”之火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段拉开革命序幕的历史，点火地正是巴黎。
　　回到1919年的历史语境中，华工用生命换来的战胜国地位并没有得到尊重。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重新定义世界格局。作为战胜国，中国要求战败国德国归还山东的愿望却被完全扭曲——《凡尔赛和约》拟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全部让给日本。远在巴黎的会谈霎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
　　1919年1月27日，五大国会议准备讨论中国山东问题。下午1时，和会方面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到会表明对山东问题的立场。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安排，中国代表顾维钧抓紧时间拜会了美国外长兰辛，暂时取得美国支持，然后赶到会场，提出山东问题事关重大，“应允许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进行讨论”，赢得第二天发言的机会。 　　翌日下午，顾维钧从中国对山东有着不可辩驳的主权入手，慷慨陈词，表示“大会应斟酌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之后，他夜以继日地起草了一份详尽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附有有关中日密约）。这是中国向和会提出的重要文件之一，以充分的证据论证了山东的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然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同情心脆弱至极。4月中旬以后，英、法坚守与日本的成约，美国亦对日本步步妥协，形势急转直下。4月29日，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转让日本。

　　消息传回中国，全国人民怒不可遏。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抗议活动，火烧赵家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全国各界人士发往巴黎的通电多达7000余封，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正式签字那一天，巴黎当地愤怒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聚集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阻止代表出门签字。最后，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保留中国对德和约最后决定之主权，同时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巴黎和会不公道。
　　这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第一次把废约的愿望宣告于世界，由此开启了漫长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

李石曾，在法国倡导勤工俭学

　　2019年3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欧洲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参观了中法建交55周年和留法勤工俭学100周年图片展。同一天，纪录片《留法百年》在法国9个电视频道播出。留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留学史上一段绝无仅有的重要历程。
　　当华工在欧洲战场抛洒热血时，一些进步青年也开始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在法国聚集，形成1919年至1920年间声势浩大的留法潮。这其中，有一个不为大众熟知的名字值得一书——教育家李石曾。
　　出生在官宦之家的李石曾，是最早留学法国的社会精英。1902年，他跟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先后在蒙达顿农校、巴斯德学院、巴黎大学学习。当时，中国学子海外求学主要是去美国和日本，只有极少数官费生和富家子弟能有留法机会。而法国教育业发达，人文社会科学别具特色，加上其政体模式、政治理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口碑，对有志青年有很强的吸引力。
　　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近郊创办了一家豆腐公司，从河北招了一批华工前去工作。这些华工大多来自农村，读书不多。李石曾在他们中间实行“以工兼学”，日间做工，晚上授课。华工有组织地学习了法语、国文和科学知识。后来，当地出现了华工学校，偶尔有留学生来校，边工边读，以补贴留学费用。由此，李石曾开始倡议推广勤工俭学，让知识青年自费来法国留学，以做工的方式支付求学费用。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得到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1916年底，蔡元培、吴玉章等由巴黎返回北京，再次发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倡议，并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吴玉章在四川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这两个省成为赴法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1919年和1920年，国内有16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个规模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是空前的。这些学生中，以四川青年最多，两年中有378人赴法，包括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湖南其次，有346人，包括蔡和森、李富春等。他们中间，还包括当时已是著名教育家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女革命家葛健豪更是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和未来儿媳向警予一起赴法留学，被传为佳话。

周恩来，在法国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2014年3月27日，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纪念大会时，回忆过这段历史。
　　就在南方的学生们一批又一批申请赴法时，北方的周恩来却因在天津组织请愿活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1920年1月29日到7月17日，周恩来在狱中度过了半年。这期间，他有了赴欧求学的想法。那年6月，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李愚如到监狱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听了她的想法后很是兴奋，当即写了一首白话诗赠她：“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能把你看。”
　　出狱后，周恩来被南开大学推荐出洋留学，12月中旬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来到法国的第一站。一年前，陈毅从这里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两个月前，邓小平从这里开始留学生涯。和他们不同的是，周恩来很快就去了英国，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认真考察，5个星期后才回到法国开始留学生活。
　　当时的法国受一战摧残，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了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战后欧洲的思想界活跃着各种思潮。周恩来对种种思潮有过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