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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柏坡时期，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为革命胜利后的任务作了必要的准备。
关键词：共产党；西柏坡时期；革命和建设
1 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革命转变的理论并构建新中国的建国方略
党在西柏坡时期发展了多年研究的成果，依据中国半殖半封的特殊国情，提出中国应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构想，并提出期间必须经由一个渐进性的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一构想的提出，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也是对马列主义过渡时期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革命转变具有了多种涵义，理论内容亦得到多方面展开。其内容已从开始的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为包括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等，其根本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理论内容异常丰富，其基本精神载入作为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报告中首次规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此外，确立既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又异于苏维埃制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2]的政治体制，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体制保障。并确立与新政权相对应的经济形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相互关系及国家对其实行的政策作出明确规定。西柏坡时期的这一经济形态探索成果被写进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说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还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施政纲领。
2 关于执政和党建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保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
革命即将迎来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为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维护和巩固新政权作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国胜利后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3]确立了胜利后的基本经济政策，提出“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方针；发展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裁减兵员，大办民兵，实行“寓兵于民”；初步构想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党在西柏坡就执政进行的政治、经济、外交、军队方面的理论探索，提高了革命胜利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科学执政提供必要且良好的指导。党为了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从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到党员思想都进行了新的规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成功的前夜，提出了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党内腐败问题，给全党提发警告。同时强调，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这是毛泽东基于对历史的思考而提出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贯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决议、指示，对党作为执政党从思想上、组织上、具體工作方法上作了全面的阐述，保证了党执政后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执政后进行党建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3 与时俱进，形成了西柏坡精神。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此时中国革命处于一个全国性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扭转了长期的劣势、被动地位，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影响力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辉煌、最成功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两条伟大道路开始转换的时期。西柏坡精神正是适应此时革命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历史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为民创业和守业”[5]的主要内涵凝聚和体现了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永不停顿的建功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两个务必”论断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与核心。西柏坡精神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也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条具有中国特色伟大道路的历史交汇处形成的，它既是党和毛泽东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思想结晶，同时又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思想胚胎和“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社会主义实践的源头。
4 创新精神
在西柏坡时期，我党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依靠顺乎民心的革命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团结各方面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实现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重申了我们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强调要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坦诚地商量和解决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做出成绩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坦诚合作，召开了新政协会议，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法律和实际上得到了确认。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便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联合政府的基本阵容。
党在建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创造。它既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又不同于欧美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国家大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言建议，献计献策，有效地发挥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至今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走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形成于六十多年前的西柏坡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内涵着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5 结语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为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提出的理论政策和进行的具体工作是全方位的，涉及领域很广，深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探索的理论成果，挖掘其中蕴涵的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党探索和思考新时期的执政规律，坚持“两个务必”，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135
[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3]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77
（作者单位：西柏坡纪念馆）
关键词：共产党；西柏坡时期；革命和建设
1 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革命转变的理论并构建新中国的建国方略
党在西柏坡时期发展了多年研究的成果，依据中国半殖半封的特殊国情，提出中国应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构想，并提出期间必须经由一个渐进性的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一构想的提出，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也是对马列主义过渡时期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革命转变具有了多种涵义，理论内容亦得到多方面展开。其内容已从开始的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为包括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等，其根本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理论内容异常丰富，其基本精神载入作为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报告中首次规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此外，确立既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又异于苏维埃制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2]的政治体制，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体制保障。并确立与新政权相对应的经济形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相互关系及国家对其实行的政策作出明确规定。西柏坡时期的这一经济形态探索成果被写进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说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还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施政纲领。
2 关于执政和党建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保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
革命即将迎来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为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维护和巩固新政权作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国胜利后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3]确立了胜利后的基本经济政策，提出“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方针；发展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裁减兵员，大办民兵，实行“寓兵于民”；初步构想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党在西柏坡就执政进行的政治、经济、外交、军队方面的理论探索，提高了革命胜利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科学执政提供必要且良好的指导。党为了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从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到党员思想都进行了新的规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放在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成功的前夜，提出了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党内腐败问题，给全党提发警告。同时强调，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这是毛泽东基于对历史的思考而提出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它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贯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决议、指示，对党作为执政党从思想上、组织上、具體工作方法上作了全面的阐述，保证了党执政后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执政后进行党建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3 与时俱进，形成了西柏坡精神。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此时中国革命处于一个全国性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扭转了长期的劣势、被动地位，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及政治影响力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辉煌、最成功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两条伟大道路开始转换的时期。西柏坡精神正是适应此时革命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历史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为民创业和守业”[5]的主要内涵凝聚和体现了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永不停顿的建功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两个务必”论断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与核心。西柏坡精神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也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条具有中国特色伟大道路的历史交汇处形成的，它既是党和毛泽东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思想结晶，同时又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思想胚胎和“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社会主义实践的源头。
4 创新精神
在西柏坡时期，我党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依靠顺乎民心的革命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团结各方面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策略，实现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重申了我们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强调要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坦诚地商量和解决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做出成绩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坦诚合作，召开了新政协会议，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法律和实际上得到了确认。而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便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联合政府的基本阵容。
党在建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创造。它既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又不同于欧美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国家大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言建议，献计献策，有效地发挥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至今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走中国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形成于六十多年前的西柏坡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内涵着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5 结语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为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提出的理论政策和进行的具体工作是全方位的，涉及领域很广，深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探索的理论成果，挖掘其中蕴涵的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党探索和思考新时期的执政规律，坚持“两个务必”，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135
[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5页
[3]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77
（作者单位：西柏坡纪念馆）